材料一   早期儒家传统中，士的形象往往会与“贫”分不开。但到宋代，中国的社会结构发生了变化，魏晋至隋唐时期的豪门阶层渐次衰落，代之而起的是新兴的布衣阶层。宋人郑樵总结道：“自五季以来，取士不问家世，婚姻不问阀阅。”这种不问家世而取士的姿态，随着科举制度的严密化，无疑会加速社会阶层的流动。相应地，宋代商业经济繁荣，社会中也出现了都市贫民阶层。

——张文涛《宋代救济制度与当代扶贫》

材料二   纵观中国的法制史，从商鞅变法开始，就规定商人及其子孙不得入仕，又将社会化为土、农、工、商四等，商人处于社会的最底层，在社会上处处受到歧视。一直到宋代，这种局面才发生了转变，商人的社会地位得到了巨大的提高，商人不再是低位的“杂类”，商业也不再是君子不齿的“贱业”。宋仁宗景祐元年（1034年）商人被编入坊廓户，成为国家编户齐民，具有民事主体地位。两宋法律赋予了商人很多的权利，如参与国家政策的制定。……子孙可以入朝做官，并且其人身财产受到国家法律的保护等等。

——杨军、刘金：《试析两宋经济立法的专门化对两宋社会及后世的影响》

材料一   两宋之际，北方战乱的影响与南方地区社会经济的发展，促成了我国历史上继西晋、唐中期以后第三次大规模人口南迁。在中国历代的人口分布上，北宋末年首次出现南北均衡。此后，南方的人口优势逐步确立，南方经济明显领先，经济重心不可逆转地远离了北方，南盛北衰的局面完全确立。元明清时期，这种趋势继续发展。

——章开沅《中国经济史》

材料二   宋代人口流动促进了城市商业的发展，市民阶层不断发展壮大。宋代有着强烈的保富意识，重视富裕起来的商人阶层。……宋代政府改变唐代限制贸易的做法，鼓励商业发展，打破唐代“工商之家不得预于士”的禁令，使商人获得了从政的权利。政府还制定法律，对勒索商人的官吏进行惩罚。“诸商舶兴贩已经抽解与免两州商税外，其余合收税，场务不即检税若收纳力胜钱过数，各杖一百，留滞三日加一等，罪止徒二年，因而乞取财物，赃轻者徒一年。”宋代对商业和商人的态度造就了中国古代商人的黄金时期。

——摘编自李华遷等《宋代社会治理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