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学田制度创立于北宋庆历年间。学田属于官田的一种，大多由朝廷划拨给州县学校和地方书院。学校用出租学田给佃户以收取地租的方式维持学计，地租主要是按季定额收缴粳米、糙米、菽麦等粮食作物，部分地方也采取折钱租的方式，如郓州学田“二千五百亩有奇，与民耕，岁输钱百万”，楚州学田年入七十万帛。学田的出租、收租、钱粮支付等，多由各学校自行办理，“一岁气廪……规划均制，不取于县官，而坐有余资”。学田制为学校的维持和发展提供了可靠的经济保障，宋代官办州县学校规模之大远超从前，北宋末年州县学校学生已达近十七万之众。

——整理自李清凌《学田制度：庆历改革的一项创举》等历史试题第5页（共6页）

材料二   晚清新式学堂的经费主要有整旧为新（将旧有教育机构的资产屋宇作为新式学堂的校产费用）官款拨给、民间捐助、学生缴费等几个来源。在大规模兴学伊始，整旧为新可以为教育提供较多的房产、资金支持，但可供改造的资源毕竟有限。金融形势的恶化、财政的超负荷运转，使清政府根本无法保障教育经费的投入。统治者对于新学又往往具有本能的抗拒，1867年关于京师同文馆开办算学馆的争论、1881年留美幼童的撤回，都清楚地表明他们对于西方文化的恐惧心理和排斥态度。教育领域管理混乱、财务制度不明确，也使得学生和民间投资者对于高昂的学费心存疑虑，学生故意浪费粮食、挥霍无度，导致教育经费的严重浪费，清末仅由饮食引发的学潮就达21次之多。

——整理自金林祥，赵会可《晚清新式教育经费不足原因分析》等

材料三   改革开放前，我国未提出过政府教育经费增长的要求。改革开放后，1985年发布的《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1986年颁布的《义务教育法》、1995年颁布的《教育法》，明确提出伴随国民经济发展和财政收入增长，逐步提高财政性教育经费支出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和占财政支出比例。据统计，全国财政性教育经费占 GDP比例由1991年的2.81%上升至2016年的4.22%。

——摘编自王善迈《教育经费投入体制的改革与展望》

材料一   东汉末，中原大乱，黄河流域成为战场，人口四处逃散，西南和东南成为人口迁移的主要方向。西南，“南阳、三辅民数万户流入益州”“四方贤大夫避地江南者甚众”。东南的扬州、杭州一带成为人们的主要流向。“汉末大乱，徐方士民多避难扬土”，也有远达会精、交趾郡的，如北方大族桓晔“举家避地会稽，遂浮海居交趾”。晋代，永嘉之乱到十六国时期，各游牧民族南下，大量汉族居民从黄河流域迁到长江以南。魏晋时期在北起大漠以北、贝加尔湖畔南至福建、广东、海南岛，东起长白山松花江流战西到新疆塔里木盆地的广阔地域内空前数量的民族卷入了大迁徙的潮流。其中既有历史悠久的古老民族如汉族、华夏族、羌族、氏族、匈奴，越族，也有较为年轻的乌桓、鲜卑、俚等民族，还有在魏晋才兴起的柔然、敕勒、吐谷浑等民族。

材料二   传统农具的定型和配套过程墨本是在宋代完成的。宋代，人们已懂得“土壤气脉，其类不一，美恶不同，治之个有宜也”。淳化年间“凡州县矿土，许民请佃为永业”，大大促进了土地开垦。……在宋代，“主户之于客户，皆齐民乎”。客户有条件也可以“徒乡易主”。宋神宗年间，已是“二纪以来.不闻街鼓之声了“。到南宋时在旧城外兴起了“沿江数万家，列肆如栉，酒垆楼栏尤壮丽“的南市。早辰桥市街巷皆有木竹匠人，谓之杂货工匠，以至杂作人夫，道士僧人，罗立会聚，候人请唤。竹木作料，亦有锁席，砖瓦泥匠，随手即就。宋代的经济型人口流动往往兼具职业流动和地域流动两种情况，不论是哪一种流动，都与经济因素的作用有着直接关系。经济方面的变化使当时人口的变迁摆脱了以前极易转变为流民的现象。流动人口比较容易地找到谋生之所，他们已轻不是无以为生的流民，而是当时社会成员的重要组成部分，并对宋代的社会经济的发展严生了深远影响。

——摘编自徐红《宋代经济型流动人口探析》

材料一   唐于“秀才”“进士”外，另设“明经”“明法”“明字”“明算”“制科”诸科，以选拔法律、文字、数学诸等人才而任于部、寺等专业行政机构，为王朝构成强有力的技术官僚体系。

——摘编自吴宗国《盛唐政治制度研究》

材料二   宋朝除“进士”之外，设“九经”“五经”“三礼”“三传”“开元礼”“三史”“学究”“明法”“制举”诸科。

——摘编自张希清《中国科举制度通史》

材料三   明清科举考试分为乡试、会试、殿试三个阶段。乡试每三年一次在各省城（包括京城）贡院举行。会试是礼部主持的中央考试，也是每三年举行一次。朝廷选派正副主考官，主要考试内容是“试《四书》《五经》、策问、八股文等”。

——摘编自王日根《明清科举制度与文治》

材料一   陆游和第一任妻子唐琬系中表婚（表兄弟、姊妹间缔结的婚姻），这是宋代社会流行的缔结婚姻的方式。绍兴十四年（1144年），20岁的陆游与唐琬成婚，感情甚笃。此后两年陆游未参加科考，这成为陆母不喜儿媳的重要原因。但陆家休儿媳的合法理由是唐琬不能生育。男女社会地位差别明显的宋代，男子休妻很多时候是从家族角度考虑，在此情况下妇女极为被动。唐现再嫁的赵士程，此前当有过婚姻，并留有若干名子女。宋代虽是理学渐兴的时期，但妇女改嫁在当时却并不受限制。理学大家的语录中，也有“出妻令其改嫁”之说。

——摘编自费芳芳，王曾《陆游与唐琥婚姻考——兼论宋代婚姻制度与习俗的若干特点》

材料二   明代中后期，商品经济的发展逐渐侵蚀自然经济的基础，“重本抑末”的传统观念开始动摇，等级森严的礼法制度和伦理规范受到强烈冲击，社会婚姻观念出现一些新动向，出身、门第在婚姻关系中被淡化，而财富却占有越来越重要的地位。时人清楚地认识到这一状况：“今世流品，可谓混淆之极。婚姻之家，惟论财势耳。有起自奴隶，骤得富贵，无不结姻高门，缔眷华胄者。”士大夫对女性的态度也发生了变化。万历时吕坤指责礼教“严于妇人之守节，而疏于男子之纵欲”，乃是“圣人之偏”。

——摘编自荆晓燕《明中后期民间社会婚姻观念的变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