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学田制度创立于北宋庆历年间。学田属于官田的一种，大多由朝廷划拨给州县学校和地方书院。学校用出租学田给佃户以收取地租的方式维持学计，地租主要是按季定额收缴粳米、糙米、菽麦等粮食作物，部分地方也采取折钱租的方式，如郓州学田“二千五百亩有奇，与民耕，岁输钱百万”，楚州学田年入七十万帛。学田的出租、收租、钱粮支付等，多由各学校自行办理，“一岁气廪……规划均制，不取于县官，而坐有余资”。学田制为学校的维持和发展提供了可靠的经济保障，宋代官办州县学校规模之大远超从前，北宋末年州县学校学生已达近十七万之众。

——整理自李清凌《学田制度：庆历改革的一项创举》等历史试题第5页（共6页）

材料二   晚清新式学堂的经费主要有整旧为新（将旧有教育机构的资产屋宇作为新式学堂的校产费用）官款拨给、民间捐助、学生缴费等几个来源。在大规模兴学伊始，整旧为新可以为教育提供较多的房产、资金支持，但可供改造的资源毕竟有限。金融形势的恶化、财政的超负荷运转，使清政府根本无法保障教育经费的投入。统治者对于新学又往往具有本能的抗拒，1867年关于京师同文馆开办算学馆的争论、1881年留美幼童的撤回，都清楚地表明他们对于西方文化的恐惧心理和排斥态度。教育领域管理混乱、财务制度不明确，也使得学生和民间投资者对于高昂的学费心存疑虑，学生故意浪费粮食、挥霍无度，导致教育经费的严重浪费，清末仅由饮食引发的学潮就达21次之多。

——整理自金林祥，赵会可《晚清新式教育经费不足原因分析》等

材料三   改革开放前，我国未提出过政府教育经费增长的要求。改革开放后，1985年发布的《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1986年颁布的《义务教育法》、1995年颁布的《教育法》，明确提出伴随国民经济发展和财政收入增长，逐步提高财政性教育经费支出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和占财政支出比例。据统计，全国财政性教育经费占 GDP比例由1991年的2.81%上升至2016年的4.22%。

——摘编自王善迈《教育经费投入体制的改革与展望》

材料一   唐于“秀才”“进士”外，另设“明经”“明法”“明字”“明算”“制科”诸科，以选拔法律、文字、数学诸等人才而任于部、寺等专业行政机构，为王朝构成强有力的技术官僚体系。

——摘编自吴宗国《盛唐政治制度研究》

材料二   宋朝除“进士”之外，设“九经”“五经”“三礼”“三传”“开元礼”“三史”“学究”“明法”“制举”诸科。

——摘编自张希清《中国科举制度通史》

材料三   明清科举考试分为乡试、会试、殿试三个阶段。乡试每三年一次在各省城（包括京城）贡院举行。会试是礼部主持的中央考试，也是每三年举行一次。朝廷选派正副主考官，主要考试内容是“试《四书》《五经》、策问、八股文等”。

——摘编自王日根《明清科举制度与文治》

材料一   陆游和第一任妻子唐琬系中表婚（表兄弟、姊妹间缔结的婚姻），这是宋代社会流行的缔结婚姻的方式。绍兴十四年（1144年），20岁的陆游与唐琬成婚，感情甚笃。此后两年陆游未参加科考，这成为陆母不喜儿媳的重要原因。但陆家休儿媳的合法理由是唐琬不能生育。男女社会地位差别明显的宋代，男子休妻很多时候是从家族角度考虑，在此情况下妇女极为被动。唐现再嫁的赵士程，此前当有过婚姻，并留有若干名子女。宋代虽是理学渐兴的时期，但妇女改嫁在当时却并不受限制。理学大家的语录中，也有“出妻令其改嫁”之说。

——摘编自费芳芳，王曾《陆游与唐琥婚姻考——兼论宋代婚姻制度与习俗的若干特点》

材料二   明代中后期，商品经济的发展逐渐侵蚀自然经济的基础，“重本抑末”的传统观念开始动摇，等级森严的礼法制度和伦理规范受到强烈冲击，社会婚姻观念出现一些新动向，出身、门第在婚姻关系中被淡化，而财富却占有越来越重要的地位。时人清楚地认识到这一状况：“今世流品，可谓混淆之极。婚姻之家，惟论财势耳。有起自奴隶，骤得富贵，无不结姻高门，缔眷华胄者。”士大夫对女性的态度也发生了变化。万历时吕坤指责礼教“严于妇人之守节，而疏于男子之纵欲”，乃是“圣人之偏”。

——摘编自荆晓燕《明中后期民间社会婚姻观念的变迁》

材料   楼氏家族之兴衰南宋时期，两浙地区经济和文化出现了繁荣的局面，其表现是新的士人家族的出现。以下为其典型代表——明州楼氏家族的发展概况。

明州楼氏的远祖楼皓“居奉化县，世以财雄于乡”。楼皓之孙楼郁（？1078年）实现了将家族形态由财富型向士人家族的转变。他先后在奉化县、明州州城的学校从教30余年，享有崇高的教育和学术声望，被尊为“庆历五先生”之一；他也是明州楼氏中第一位进士及第者，此后，其子孙进士及第者达40人，同时以荫补方式入仕者众多，楼氏成为当地著名的士人家族。楼郁其后代仕宦各地，颇有政声。他们有的被当地百姓立生祠；有的“斥余资以为义庄，宗党被赐者近五纪”；有的“每寒食上冢，旌旗鼓吹，皆集茔下，乡里以为荣”。从南宋末年起，明州楼氏开始走下坡路。入元以后，义庄田产曾落入当地富户之手，后经族长楼彬等人诉官夺回，但终属“族宴且弱”，从此衰落。

——摘编自庞桧存《宋代新兴士人家族研究—以楼钥家族为例》

宋与三佛齐关系

材料   “三佛齐在南海之中，诸蕃水道之要冲也，东自阇婆诸国，西自大食、故临（印度南部）诸国，无不由其境而入中国者”。宋代三佛齐遣使访问次数有三十次以上。990年，阇婆同三佛齐发生战争。992年，阇婆派遣使节来到宋朝，这是它对宋朝的第一次访问，并向宋朝阐述它同三佛齐互相攻伐的原因。宋朝丝毫没有卷进阇婆和三佛齐之间的纷争。1088年，宋真宗“封禅”，三佛齐被安排“赴泰山陪位于朝觐坛”，并且“遣赐甚厚”。1028年，三佛齐遣使入贡，宋朝逾越常例，特赐浑金带，以示殊礼。宋朝对东南亚出口的商品主要有金、银、铜（货币）、铅、锡等金属，丝绸及其制品，陶瓷、漆器各种日用器具以及米、盐，糖，酒等食品，其中以丝绸和陶瓷为大宗。我国商人前往东南亚各国贸易，备受隆重接待。《诸蕃志》阇婆国条谓：“贾人至者，馆之宾舍，饮食丰洁”。在南宋，仅槟榔一项的进口，便为宋朝增加数万缗的岁入。以贡品形式进口的商品，数量也相当巨大。仅给三佛齐的一次回赐就达钱六万四千缗，银一万五百两。三佛齐的音乐也在这时传到我国，这种音乐的演奏，“有小琴、小鼓，昆仑奴踏曲为乐”。

——摘编自张硕《我国宋朝对东南亚国家的政策和影响》

材料一宋代与前代相比，呈现出明显的社会流动倾向。经济上，宋代对土地买卖几乎不作限制，土地“有钱则买，无钱则卖”。“田宅无定主”的趋势造成了“贫富无定势”的局面，有的“富贵之子孙不能保其地”，如天台县（今属浙江省）有个姓宋的地主“家本富，后贫，鬻田于邻”。对此现象，宋人做过形象的概括：“富儿更替做”、“贫富久必易位”。

——整编自张邦炜《两宋时期的社会流动》

材料二下表：唐宋两代宰相的总人数及出身统计

——整编自张邦炜《两宋时期的社会流动》

材料三明朝的苏州、松江、嘉兴、湖州地区出现了棉作压倒稻作、蚕桑压倒稻作的现象。由于棉桑等作物的广泛种植，在棉织与丝织发达的乡村，出现了农家吃商品粮的新现象，苏松地区“仰食四方”、“商人载米而来”。农业经济的新变化，促使这一地区的市镇获得蓬勃发展，如南浔镇、盛泽镇盛产丝绸，号称“衣被遍天下”，各地“富商大贾数千里辇万金而来”；松江府号称“绫布二物衣被天下，虽苏杭不及也”，各地商人“挟重赀而来市者，白银动以数万计。”

——樊树志《明代江南农业经济的新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