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对于郑和下西洋，明人评价说：“自永乐改元，遣使四出，招谕海番，贡献迭至，奇货重宝，前代所希，充溢府库，贫民承令博买或多致富，而国用亦美裕矣。”远航所及，各“番王酋长相率拜迎，奉领而去。举国之人奔趋欣跃，不胜感戴。事竣，各具方物及异兽珍禽等件，遣使领赍，附随宝舟赴京朝贡”。当时东南亚各国商品交易除以物易物外，爪哇“行市交易用中国铜钱并布帛之类”，苏门答腊“国中一应买卖交易，皆以十六两为一斤（同中国古制）”。郑和还秉承“抚外夷以礼，导人以善”，“宣教化于海外诸番国，导以礼仪”的涉外原则，沿途传播中国的历法文化、衣冠礼仪等。

——摘编自王更红《从郑和下西洋话海上丝绸之路的崛起》

材料二   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在积极发展同苏联等社会主义国家经济合作和贸易关系的同时，重视对西方国家和亚非国家的贸易，努力从中寻找突破口。东南亚国家的对外贸易在其国民收入中占的比重很大。美国的“禁运”政策打击了东南亚各国的输出，这使东南亚国家对“封锁”“禁运”日益感到不满。在东南亚地区首先突破“禁运”的是锡兰（今斯里兰卡）。中锡两国于1952年10月4日签订了关于中国售给锡兰8万吨大米的合同；同年12月签订了关于橡胶和大米的五年贸易协定。在亚非会议期间，中国代表团利用各种机会，通过各种渠道，广泛进行接触交流，开展友好活动。到1956年，中国已同印度、缅甸、锡兰等9个亚非国家签订了政府间的贸易协定。从1951年起，在中国对外贸易总额中，亚非国家所占的比重就已经超过西方国家。

——摘编自彭波、施诚《新中国是如何突破贸易封锁的？》

材料三   2015年3月28日，由国家发改委、外交部、商务部联合发布的《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指出了“一带一路”的范围，不论是陆上还是海上丝绸之路，都离不开与东南亚国家的联系。党的十九大提出，我国经济正处在转变发展方式和转换增长动力的关键期，加之2018年中美贸易摩擦加剧，在此大背景下，中国要加快调整产业结构，扩大开放力度，拓展“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出口市场，坚持走出去和引进来并重。东南亚国家现已成为我国“一带一路”倡议中最重要的贸易伙伴。

——摘编自李村璞、柏琳、赵娜《中国与东南亚国家贸易潜力及影响因素研究基于随机前沿引力模型》

材料一     《明史》是清代官修正史， 自顺治二年(1645年)开始编纂到乾隆四年(1739年)最后定稿，历时94年。《明史》中关于郑和七下西洋的时间整理如下

材料二   1930年，在福建长乐县城南山发现《天妃灵应之记》碑(注：天妃即妈祖)。该碑立于宣德六年(1431年)，碑文记述了郑和奉命率领舟师出使西洋的情况。碑文摘要如下

材料三   郑和七下西洋盛况空前，但是他下西洋的大量原始资料，如皇帝敕书、郑和船队的编制、名单、航海日志、账目等，本应存于兵部档案，如今却已荡然无存。据称有大臣因郑和下西洋劳民伤财，国家财政难以负担，生恐皇帝再有此举，故私自藏匿并销毁。郑和之后的明清时期，政府转向放弃领先世界的航海技术，关上了通往海洋的大门，直到四百多年后被西方国家用枪炮打开中国大门。

—摘编自苏纪兰《郑和下西洋的回顾与思考》

材料四   在第一次鸦片战争前后，林则徐认为海洋经略“实为海疆久远之谋”；魏源不仅提出了“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海防思想， 而且提出了大力发展工业和航运业推动海洋贸易生产发展，“以商贾为本计”的海洋经略思想……从第二次鸦片战争到甲午战争之间，李鸿章发出了“御外之道莫重于海防，海防之要莫重于水师”的呐喊；张之洞提出了“整顿海军实为经国要图”……辛亥革命爆发后，孙中山指出：“海权操之在我则存， 操之在人则亡”“海军实为富强之基”。

——摘编自杨文鹤《海洋与近代中国》

材料一   中国是茶的发源地，相传上古时代的神农氏首先发现茶叶的饮用价值。把茶作为一种文化现象而不仅仅作为一种生活需要，是从唐朝陆羽开始的。他的《茶经》影响至今，根据《茶经》的记载，茶起源于巴蜀之地，之后茶叶朝东南西北各方向传播。朝东，日本、高丽有不少僧人和使者来到大唐学习，并携带茶种回国种植；往西，作为商品沿着丝绸之路传到中亚和西亚；往南，到越南、缅甸、印度，大约始于9世纪开始饮用茶；至于北，则是五代和北宋时越过河套地区传到北方游牧民族区域。古代的中央政府利用茶来掌控和协调与少数民族的关系，因而就出现了“茶马互市”。古代的中国茶传播，由于航海技术还不甚发达，除秦汉时通过海上丝绸之路传播到邻国韩国、日本之外，主要还是陆地传播。来自中国的茶与世界各地的民俗民风融合，形成了多姿多彩的世界茶文化和饮茶习俗。

——摘编自余锋《从茶与咖啡的普及历程看中西方文化及传播差异》

材料二   历代商人，都明白一个基本的经营之道：要做一名成功的商人，就必须掌握整条产业链，而不仅是制造这一个环节。作为最早经营茶叶外贸生意的常家，直接把眼光投向了中国的产茶之地，他们最早开辟了南起福建武夷山等产茶之地，经江西景德镇、南昌、九江，湖北汉口、襄阳，河南南阳、洛阳，山西平遥、大同至张家口，再运往恰克图的绵延数千千米的“茶叶之路”。他们从南方贩茶叶，把制造、包装、加工、运输、批发、零售这整条产业链完全掌控在自己的手中，正是这条高效整合的产业链，造就了以晋商为代表的一代茶商的辉煌的成就。

——摘编自《晋商史料全览》等

材料三   1757年至1842年间，清政府规定西方航海国家只能在广州开展贸易活动，史称“一口通商”时期。广州成为18世纪重要的世界贸易中心之一，也是中国与世界接触的重要口岸。许多西方人通过广州了解这个神秘的东方国度——中国。于是在清代广州口岸，外销画应运而生。清代外销画题材丰富多样，从风景名胜、生活习俗，到家具陈设乃至各行各业的生产情况无不涉及。这些画作当年主要为了满足西方人了解中国的需要，内容大多围绕着广州贸易为中心而延伸到社会各个方面。如今，我们可以在这些画作中看到一个色彩明亮、商业繁荣、市井气息浓厚并且与西方交流紧密的广州。时至今日，外销画留存了18、19世纪中国社会的丰富图像，因此被研究者定义为“历史绘画”，具有一般艺术绘画无法比拟的历史研究价值。

——摘编自《18、19世纪广州十三行外销画的现代意义探讨》等

材料一   近代以前的传统中国是一个自以为世界中心的封闭体系，其基于“天下共主”理念的中央王朝，都把自己凌驾于万邦之上，而把周边地区的国家和部族视为“藩属”或“夷狄”。这些藩属国必须按时向中央王朝“进贡”，得到本朝天子的“册封”后，才能取得合法统治地位。这样就形成了一种以中央王朝为中心，以四夷为外服，以“朝贡”为理想图式的“华夷秩序”。美籍历史学家徐中约认为“儒家意识的天下一统帝国，传统上不维持任何西方所理解的平等外交关系；也不承认有任何对外事务，只认为有藩务、夷务或商务”

——摘编自王承庆《中国外交体制的建立与近代化转型》

材料二   近代以来，经过长期的中西文化冲突和融合，中国政府在被动应付中寻求主动，从探索性地建立“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开始，又经过清末十年基于“外务部”的外交体制改革，“在很大程度上消除了传统体制的残迹，为民国外交体制奠定了基础”，终于形成了基本上符合国际外交通例的近代化的中国外交体制。国民政府外交部的成立，改变了中国的行政模式，完成了中国外交近代化的形式需求，但中国的分裂状态与国际地位并未发生实质性转变，致使这种近代化的转型还远远不能完成。

——摘编自王承庆《中国外交体制的建立与近代化转型》

材料一   中华文明的主体部位在本质上是农耕文明，所以从来不主张远征。（成吉思汗远征时还没有进入中华文明的主体部位）农耕文明依靠的是春耕秋收，精耕细作，强调的是“父母在，不远游”，讲究聚族而居，代代相传。

——余秋雨的演讲

材料二   历史学家黄仁宇认为：中国在历史上产生过九个统一的全国的大朝代，我们可称秦汉为“第一帝国”，隋唐宋为“第二帝国”，明清则为“第三帝国”。第一帝国的政体还带贵族性质，世族力量强大。第二帝国则大规模和有系统地科举取士，造成新的官僚政治，而且将经济重心由华北的旱田地带逐渐转移到华南的水田地带……若将第二帝国和第三帝国比较，则可以看出第二帝国“外向”“开放”，带“竞争性”。与明清之“内向”“保守”及“非竞争性”迥然不同……第二帝国带扩张性，而第三帝国则带收敛性。

——黄仁宇《赫逊河畔谈中国历史》

材料三   1587年“并无大事可叙”。学者黄仁宇却从此年入手，剖析明中后期社会，写成《万历十五年》。该著作涉及的重要人物有：时年24岁的万历皇帝。他一方面依赖内阁，另一方面又以司礼监太监加以牵制，后来创造了近30年不上朝的专制主义君主制史上的“荒诞奇迹”；已经去世5年的内阁首辅张居正。他生前虽然守住了内阁只是皇帝处理国政的助理机构、不能正式统率六部百司的底线，却把内阁政治演绎得有声有色；这年去世的名将戚继光。他曾在浙闽粤沿海大败倭寇，保卫了东南海防；在内地已成功定居4年多的西方传教士利玛窦。他从欧洲出发，经过葡萄牙占领的澳门，活跃于广东一带。

材料一

材料二

材料一、张骞通西域后，设校尉管理屯田，“有副校尉，秩比两千石，丞一人，司马、侯千人各二人”。唐朝统一西域之后，在此驻扎重兵，任命各级官吏，推行内地的均田制、租庸调制及府兵制，并在天山南麓大兴屯田，使中原地区先进的农业生产技术进一步推广到西域。以此为根基，不断对中亚施加影响。

——摘编自朱绍侯、张海鹏、齐涛主编《中国古代史》

材料二、葡萄牙人用武力占领马六甲是对当时的朝贡体系——以中国为主导的东亚秩序体系的直接威胁。明武宗本应帮助马六甲苏丹反击葡萄牙人，但当时的明朝已经没有了积极进取的精神，坐视马六甲这一交通枢纽落入他手。葡萄牙很快建立起以马六甲为支点的联系欧亚大陆两端的里斯本——果阿——马六甲——中国的贸易航线。1553年，葡萄牙人登上了澳门的海岸，开始建立教堂和商站。

——摘编自威尔士（英）《大国的崛起》

材料一   秦始皇创建了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政治制度，树立了绝对皇权，巩固了统一。秦王政的这些活动，把中国封建社会的历史推进到一个新阶段。

——翦伯赞《中国史纲要》

材料二   当代史学家对君主专制中央集权国家权力运行的规律作了如下总结：皇帝从资历较浅、地位不高的心腹近侍或仆从中选拔一些人来承担政务，逐渐演变成正式的辅政机构，来架空原有的辅政机构和官员，剥夺其实权，仅保留虚衔或使之变为荣誉职称，然后又进行下一轮的循环。从秦到清呈现出四次循环过程，每一次循环的结果，都使中枢机构原权力更加分散，皇权更加强化。

材料三   伏尔泰极力赞赏中国的政府组织结构：“人类肯定想象不比这更好的政府：一切都由一级从属一级的衙门来裁决，官员必须经过好几次严格的考试才录用。……如果说曾经有过一个国家，在那里人民的生命、名誉和财产受到法律保护，那就是中华帝国。……人类智慧不能想出比中国政治还要优良的政治组织。

——《风俗论》

材料四   孟德斯鸠说：“中国是一个专制的国家，它的原则是恐怖的……中国政府只有在施用棍棒才能让人民做些事情，政府与其说是管理民政，毋宁说是管理家政。

——《论法的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