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汉武帝很赞赏董仲舒的对答，任命他做江都国的相。会稽人庄助也以贤良的身份参加了考试对答，武帝提拔他担任中大夫。丞相卫绾向武帝上奏：“举荐来的贤良，有研究申不害、韩非、苏秦、张仪的学说，是扰乱国家政治的，请都予以遣返。”武帝批准了奏请。公元前136年，朝廷设置五经博士，儒学成为官方学术。

——摘编自刘孟骧《中国儒学史话》

材料二   他（指李贽）否定儒家的独尊地位，为诸子百家辨正，并对历史人物的是非功过按照人性之自然和是否“适时”“经世”，作了重新评价。他指出，申、韩“原与儒家分而为六”“各自成家”，各家有各家的“事功”，故而不可抹煞。相反，儒家却正如司马谈所评论的“博而寡要，劳而少功”。他特别肯定墨子的学说。

——摘编自白寿彝总主编《中国通史》

材料一   英国思想家弗兰西斯·培根（1561-1626年）是西欧从传统迈向近代社会时期的思想巨人，他在近代科学方法和自然哲学的探索方面做出了重要贡献。他提出了有别于亚里士多德的归纳法，认为应该把尊重事实，搜集和确定事实作为“归纳法”的第一步。培根批判了亚里士多德的思辨哲学，他指出“所谓知识在于实践中能够具有一定的效用，功用是实践的根本属性。”他把经验观察、事实依据、实践效果引入认识论，把实践作为人类征服和占有自然的重要手段。亨利.沃登爵士称他为现代“科学之光”。

——摘编自丁立群等《技术实践论：另一种实践哲学传统》

材料二   顾炎武是明末清初实学思潮的代表。梁启超对顾炎武的治学方法推崇备致，认为“贵创”“博证”“致用”是顾炎武学术研究究方法的精华。顾炎武在治学过程中反对一味模仿古人，提倡独立创新，将“独创理论还原于人事的日常经验才可知其正误”。顾炎式做学问反对玄学、理学之清谈，主张探索“国家治乱之源、生民根本之计”的学间，引古著今，注重用学到的知识或自己形成的理论来解决一些社会实际问题，提出了“学以致用、“明道教世"的观点，体现了儒家学者的“济世情怀”。

——摘编自威福康《论颐炎武治学方法的儒家精神与哲学意蕴》

材料一   黄宗羲在全面批判君主专制种种弊端的基础上，提出了他的社会改革理想，表现了思想创新的理论勇气。特别是他破天荒第一次提出了“天下为主，君为客”的重要政治命题，这一命题包含三层含义：一是“天下”是人民共有的，而非君王一家一姓所私有；二是天下大事应由人民当家作主，而不应由君王一人垄断；三是君的权力来源于人民，君由民推选出来为天下兴利除害，因而必须尽心尽力为民服务。   

——摘编自吴光《黄宗羲的社会批判精神》

材料二   黄宗羲虽然将民本推到了极致，但其政治哲学思想仍然没有跳出孔孟民本的思路和范畴。民本是一种“定对目标选错道路”的空想，永远无法到达“利民”的目的地，因为其一旦进入实践，必然被君主改造成外儒内法的伪民本。如果把民本当成民主，就会让一种“名为民主实为专制”的东西成为政治体制改革的指导思想，其结果将是不但不能实现民主的目标，而且还会败坏民主的名声。但民本不是民主并不意味着民本思想没有价值。这种“反法之儒”给走出“秦制”的近代中国提供了不可忽视的思想动力，并为接轨“西学”提供了本土资源。

            ——摘编自丁新宇、郭强《民本非民主——定性黄宗羲政治思想的现实影响》

材料一：程朱理学把“理”当成最高的本体，把宇宙实体和宇宙规律与儒家伦理的原则结合起来，在道德实践上，“理”被强化为外在的、客体性的权威。虽然这个外在的、客体性的权威有其很强的道德规范和指导功能，但对人的主观能动性是有所抑制的。因此，理学的进一步发展，就有了心学。陆九渊、王阳明相信人心就是理的根源，也是道德法则的根源。他们提出“心即是理”，相信自己的内在价值更胜于外在权威，使人的道德主体性进一步发展。所以，从理学到心学，宋明理学的发展经历了一个逻辑的内在的展开。

——摘编自陈来《中华文明的核心价值：国学流变与传统价值观》

材料二：宋明理学曾在启蒙运动时期被广泛推崇。伏尔泰就曾指出，“我们不能像中国人一样，真是大不幸！”“他们帝国（中国）的组织，是世界上最好的”“中国是地球上人口最多，管理最好，而且最优秀、最古老、也是最广博的王国”。当然，伏尔泰为了达到反对宗教神学的目的，对中国文化和以宋明理学为代表的儒家思想的赞美有言过其实之嫌。但就其结果而言，他这种对中国文化的极度赞美对法国的启蒙运动倒是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美]麦克尼尔《世界史》等

材料三：16-17世纪的中国，新的经济形态还十分微弱、脆嫩，明清时期的早期启蒙思想家们先天不足，具有一种时代性的缺陷……黄宗羲、唐甄们提不出新的社会方案，而只能用扩大相权，限制君权、提倡学校议政等办法来修补封建专制制度。孟德斯鸠、卢梭们则拿出了三权分立、君主立宪制、民主共和制这样的资产阶级国家蓝图。这表明，中国明清时期的启蒙思想与18世纪的欧洲启蒙思想属于两个不同的历史范畴。

——张岱年等主编《中国文化概论》

材料一明清君主强调自身统治合法性的依据，既诉诸传统“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等儒家正名理论，也诉诸神化君主世袭罔替的血统高贵性和道德完满性。明末吕坤说；“天之生民，非为君也；天之立君，以为民也。……岂其使一人肆于民上，而剥天下以自奉哉？”清初唐甄说，“天子之尊，非天帝大神也，皆人也”，直接戳破了君主自我神化的虚伪性。

——摘编自孙邦金《明清儒学对君臣关系与忠君伦理的多元省思》

材料二20世纪初，伴随着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在学术层面，人们向西方学习的主动性空前增强。很多西学由日本引入，而引入的内容也从科技转向哲学、社会科学。加之新式学堂的增多，西学思想进一步传播，儒学与政治绑定关系逐渐出现裂痕。从废除科举制度到辛亥革命推翻帝制，儒学丧失了全部的政治保障，知识分子纷纷转型，使儒学的传承中断。

——摘编自于跃《中国近代儒学的式微及反思——以张锡勤先生（儒学在中国近代的命运）为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