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对“公”“私”关系的讨论和晚明资本主义萌芽的论说，曾经使我们将那个时代称之为“启蒙时代”。……但黄宗羲们没有真正地否定君主制度的合理性，他们也没有设想出一个权力更替和权力制约的机制。急剧的改朝换代，决定了他们的“待访”必将成为一种“空守”。因此，对他们思想的启蒙色彩要做仔细的检讨，或者说他们的启蒙意义要到晚清才得以真正展现。

——摘编自干春松《儒学概论》

材料二   《中华民国临时约法》是一部典型的民权宪法，第一次比较充分地体现了规范国家权力、保障国民权利的宪政理念，从而开启了中国近代立宪的新篇章。它以根本法的形式确认了主权在民的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制度，否定了统治中国2000多年之久的封建主义的专制制度，从而树立了帝制非法和共和合法的观念，促进了民主主义潮流的大发展和人民思想的大解放。

——摘编自袁兵喜《权利与权力的规制——〈中华民国临时约法〉之宪政理念》

材料   中国古代封建社会向近代社会转型有其特定含义，系指由自然经济向商品经济转化，由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化，由古代传统政治、文化向近代政治、文化转化。中国古代封建社会自身经过近两千年的向前发展，至明代后期已经积累、孕育出新的社会因素，这些新因素在性质上不同于以往的传统封建社会而与未来的近代社会相同。它们首先出现在经济领域，然后引起阶级关系、社会生活、政治关系、思想意识、文学艺术与科学技术发生相应变化，传统古代封建社会已经发生局部结构性变换。新生的先进社会因素代表了社会的未来，显示了社会的新走向，因而，各种新因素纷纷出现的明代后期显然就成为中国早期近代化的开端。

——摘编自张显清《晚明：中国早期近代化的开端》

材料一   明代时期，中国对“东西方碰撞交融”的积极应对，并不限于基层商人的层面。在文化知识的层面，同样呈现出比较开放与包容的态势。一方面，随着明代中后期社会经济特别是商品市场经济的发展，国内的文化知识界出现了诸如泰州学派及李贽等进步的思想家，他们提倡人的个性，肯定人们的物质欲望，强调独立思考的精神。这些思想反映了当时社会经济激烈变动中的下层平民的要求，特别是反映了那些从事工商业活动的城市市民的要求，在当时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陈支平《从世界发展史的视野重新认识明代历史》

材料二   新文化运动期间，李大钊作为新文化运动的主将之一，猛烈地抨击封建君主专制制度和封建“君学”，但他和很多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们都没有全盘否定传统文化。李大钊主张“打倒孔家店”，但他并不是全盘否定孔子，他反对的是被历代封建帝王塑造成“专制政治之灵魂”的孔子。李大钊认为东方文明是“静”的文明，西方文明是“动”的文明，这是东西方文明的“根本不同点”。在他看来，博大精深的东方文明能够融会注重物质的西方文明，“以创造新生命而演进于无疆”，对中华文化发展前途表现出极大的自信。

——摘编自《李大钊全集》

材料一   秦历代君主都很重视上帝、山川之祭祀，而在宗教建设上汉承秦制，刘邦接续了诸秦王的工作。武帝刘彻在宗教建设方面自觉性更强。“初即位，尤敬鬼神之祀”。而汉武帝封禅所需的相关礼仪都记载在六经中，当时“唯有儒者熟习六经”，这成为儒家之机运。武帝刘彻时代，国家宗教与儒家结盟已成大势。这一过程中，国家是主动的一方，宗教需求是主要动机，前朝完成的国家统一，国土与行政的统一必须有精神的统一为基础。而此时，董仲舒将自己对上天、天道的理解与《周易》的诠释完全相合，共同构成中国思想正统。

——摘编自谢遐龄《董仲舒：儒家与国家宗教始结盟》

材料二   黄宗羲经常对封建时期的法律进行批判，他主张政府制定能够反映当下市民各阶层利益的“天下之法”，而且能够实行法治，他非常重视学校在社会中所起到的作用，他认为学校不仅仅是为社会培养人才的地方，而且还应该成为“公其是非”的议政单位。王夫之则认为法律是由私而转变为公，这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规律。顾炎武提出了反对当时君主“独治”的思想。他所认为的亡国和亡天下的区别，已经不再是停留在感叹一个朝代的兴亡更替，而是提出了一个“保天下”的新观念，唐甄认为应当运用法律手段来限制君权，可以“抑尊”即限制君主的权力，尊重御史等官员的纠察权力，真正做到“下畏御史”，还应允许有一定的思想言论自由。

——摘编自石春燕《试论我国明清社会启蒙思想的内涵》

材料三   他们的思想无疑是进步的，涌现出于正统思想相叛离的因素。但他们终究没有跳出儒家思想的圈子。从他们至死不食清朝俸禄的行为来看，他们的救世方案和实用学问的思想意义和学术意义大于社会意义，至少在康熙、雍正、乾隆时期的一百多年里，无论中国的政治、经济还是思想文化，都沿袭着过去的“惯性”，几乎看不到他们的影响。

——摘编自任世江《高中历史必修课程专题解析》

材料一   唐朝统治者具有“华夷一家”的观念，与300多个国家和地区保持友好往来。来到唐朝的各国使者、商人、教徒、艺人等络绎不绝，日本派遣的“遣唐使”就达13次。佛教盛行，景教、祆教、拜火教也在唐朝得到尊重。外国人还可以通过科举考试在唐朝入仕为官。据韩愈记载，“岭之南，其州七千……外国之货日至，珠、香、象、犀、玳瑁、稀世之珍，溢于中国，不可胜用”。唐朝在广州设置了管理对外贸易机构市舶司，并在长安、扬州等地为来华经商的波斯、阿拉伯侨民设有“蕃坊”特区，发展为繁华商业区。

——摘编自李庆新《唐代广州贸易与岭南经济社会变迁》

材料二   明清之际，中国社会由古代向近代转型，文化也相应由中古形态向近代形态转变。明清时期启蒙思想在学术上的表现显示了中国传统文化向近代转化的趋势。中国文化的近代性并非全然由西方舶来，而是西学与中国自发的启蒙文化互相激荡、互相汇合的结果。顾炎武开始区分天下与国家的概念。王夫之阐明了物质不灭论、能量守恒论、进化史观、文化中心多元论等唯物主义思想。黄宗羲开辟了民主主义政治理念的先路。

——摘编自冯天瑜《明清之际中国文化的近代性转向》

材料三   如果说在初创的市场经济阶段，政府的优惠政策和管理者的“个人魅力”起了相当大作用的话，那么，随着深度市场化和自主国际化的逐步推进，则要求经济管理由过去比较注重政策优惠和“个人魅力”逐步提升为规范化和法制化管理。总之，以深度市场化、国际化和法制化作为改革的战略取向，中国经济体制才能更加完善、更具有生命力，才有可能成为当代世界最具竞争力的体制之一。

——整理自【美】尼古拉斯R拉迪《中国未完成的经济改革》

材料一   明清之际耶稣会士传入中国的西方文化，自然科学是其主要部分。这些西洋学术对于中国来说都是新鲜的：欧几里得几何及其演绎推论给中国思想界带来了一种全新的思维方式；世界舆图使中国人获得了新的世界概念。对此，徐光启、李之藻、方以智等明代科学文化界的先进人士，有着较为清醒的认识。徐光启在其著述中多次谈到，传教士带来的西方科学技术，“多所未闻”；从其学习与钻研中，他感到有一种“得所未有”的“心悦意满”；在驳斥反对派的诘难时，他更鲜明地指出，外来文化“苟利于中国，远近何论焉”。李之藻也说，利玛窦等传教士带来的物理、几何等科学，“有中国累世发明未晰者”。方以智在《考古通论》中指出，西洋学术能“补开辟所未有”。这种对外域学术的开明态度，反映了中国早期启蒙学者的宽阔胸怀。

——摘编自张明《中外文化交流史》

材料二   西学中源说最初是明清之际的黄宗羲、方以智、王锡阐等人提出的，依据孔子的“天子失官，学在四夷”可说明晚明传入中国的西方科学技术是中国古代学术流传到西方后，由他们（西方人）发扬光大了的。康熙帝在《御制三角形》中提出，“古人历法流传西土，彼土之人习而加精焉”。康熙帝的说法立即被士人所理解，天文学家梅文鼎也积极响应，御制“《三角形》言西学贯源中法，大哉王言，著撰家皆所未及”。于是，西学中源说成为清代文化思想中对待西学态度的主流。

——摘编自张西平《明清之际西学东渐的历史反思》

材料一：16、17世纪（即明朝中叶以后）的中国，封建主义、专制主义社会经过一千多年的发展，正在经受前所未有的变动，它不仅表现在经济上产生有别于封建生产关系的资本主义萌芽，还表现在文化上涌现出于正统思想相叛离的因素。

——摘编自刘志琴《明清之际文化近代化的萌动与夭折》

材料二：他们的思想无疑是进步的，但他们终究没有跳出儒家思想的圈子。从他们至死不食清朝俸禄的行为来看，他们的救世方案和实用学问的思想意义和学术意义大于社会意义，至少在康熙、雍正、乾隆时期的一百多年里，无论中国的政治、经济还是思想文化，都沿袭着过去的“惯性”，几乎看不到他们的影响。

——摘编自任世江《高中历史必修课程专题解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