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汉朝建立六十多年以来，标榜的“无为而治”的黄老思想已不合时宜。武帝即位诏举贤良文学之士，董仲舒提出“《春秋》大一统者，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也”“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认为天有阴阳，人也有阴阳，“君为阳，臣为阴；父为阳，子为阴；夫为阳，妻为阴”，“新阳而疏阴”，所以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均出自天意，不可变更。其思想深得汉武帝赏识。孔子修订的《诗》《书》《礼》《易》《春秋》被统治者尊为“五经”，被定为“法典”，传经和注经之学成为专门学问。从此儒学成为汉代文化思想的主流。
——摘编自王新婷、金鸣娟、姚晚霞编著《中国传统文化概论》
材料二 “物”在朱熹的哲学体系中指一切事物,凡天地之间,眼前所接之事,皆是物。圣人只说“格物”二字,便是要人就事物上理会。且自一念之微,以至事事物物,若静若动,凡居处饮食言语,无不是事。”他说:“盖天下之事皆谓之物,而物之所在莫不有理,且如草木禽兽,虽是至微至贱,亦皆有理。”
——摘编自刘畅《朱熹生态伦理思想及其当代价值》
材料三 王守仁把“心”上升到“与物无对”的唯一“主宰”地位,“心者,天地万物之主也”,声称“理”“物”只是“心”所本有,有是心才有是理,“夫物理不外于吾心,外吾心而求物理,无物理矣”。“良知即是天理”,“良知之外,更无知;致知之外,更无学。外良知以求知者,邪妄之知矣;外致知以为学者,异端之学矣”。王守仁讲:“所谓致知格物者,致吾心之良知于事事物物也。吾心之良知,即所谓天理也。致吾心良知之天理于事事物物,则事事物物皆得其理矣。致吾心之良知者,致知也。事事物物皆得其理者,格物也。是合心与理而为一者也。”他认为,“良知”是知行的本体,知行是复那本体的“功夫”。
——摘编自周立升《良知的实现从本体视角评王守仁的“良知”论》
材料四 有学者总结出“需要一竞争—选择”这么一条发展脉络：社会首先提出理论需要，社会各阶层根据这一需要作出反应，由于各阶层利益的不同，形成不同的理论认识，而各种理论认识通过社会满意程度来反馈，从而实现理论的选择。但我们认为，如果再考虑到历史机遇问题，即“需要一竞争一机遇一选择”，或许会更全面一些。偶然的机遇决定了当时的社会选择，马克思主义开始在中国传播，并很快发展为社会的主流思想之一。
——摘编自张洪波、葛善泽《五四前后马克思主义为什么能在中国迅速传播？》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汉武帝时儒学呈现出的新特征。
(2)根据上述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简要说明宋明理学对当今社会的借鉴意义。
(3)根据材料二、三,指出朱熹与王守仁思想的共同点,并指出他们明“理”的不同途径。
(4)根据材料一、四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与汉代儒学相比，马克思主义成为主流思想的独特“机遇”。
材料一寓封建之意于郡县之中，而二千年以来之敝，可以复振，后之君苟欲厚民生，强国势，则必用吾言矣。
——摘编自顾炎武（1613—1682）《郡县论一》
材料二日本明治年间的思想家往往效仿法国启蒙运动，将过去的落后的斥之为“封建”，而将明治维新前的时代统称为“封建时代”。在1916年的《今日之教育方针》一文中，曾居留日本的陈独秀将“封建制”与“君主专制”等同，这无疑是对“封建”古义的巨大背离。
——摘编自张志强《恽代英“封建”观考析》
(1)根据材料一，指出顾炎武所指“封建”一词的含义，并结合时代背景分析顾炎武此举的目的。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陈独秀所述的“封建”的具体含义，并说明含义变化的原因。
材料一 明清时期，不仅私人编纂的几部科技著作在各自领域具有总结性，朝廷为标榜“文治”，也一再组织学者编纂总结性的大型典籍。明成祖时，编成了中国古代最大的类书《永乐大典》。全书近2.3万卷，分装为1.1万余册，辑录了上古到明初的书籍8000多种。这部巨著已经散失，今天能看到的不足4%。清乾隆后期，编成了中国古代最大的丛书《四库全书》，共收录古代重要典籍约3500种，合计近8万卷，3.6万余册，约7.7亿字。根据各书内容，分为经、史、子、集四大部，每部下面又分许多类。它对中国古代文献进行了一次系统和全面的整理，但在编纂时也按照清廷的政治标准。
——摘自中外历史纲要上第86页历史纵横明清大型典籍的编纂
材料二 在农具、耕作技术、灌溉技术、粮食产量等方面，明至清中叶的农业较之前代的发展相对有限，但农作物品种的增加，农民多种经营方式的推广，则是比较突出的成就。
自明朝中期起，高产作物玉米、甘薯、马铃薯自海外传入中国，它们不仅单位亩产.量大，而且适应性强，不与五谷争地，旱地、山地等处皆可种植，因此得到广泛传播，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人口增长对土地造成的压力。烟草、花生等新的经济作物也大致于同时引进，进一步丰富了农产品结构。
在江南等经济发达地区，传统的农业单一经营方式已有明显突破。多种经营兴盛，经济作物棉、麻、桑、蓝靛、茶树、甘蔗、蔬菜、果木、花卉等的种植日益广泛，产品大量流入市场。在松江、苏州二府，棉作已经压倒稻作，“邑之民业，首藉棉布"；嘉兴、湖州二府，则是蚕桑压倒稻作，“蚕或不登时，举家辄哭”。清朝更进一步通过政府手段发展多种经营，包括推广蚕桑、植棉、植树、畜牧等，福建、四川、广东等省的多种经营都颇见成效。以经济作物种植为主的地区需要依赖邻近地区提供商品粮，湖广、江西等地成为新的粮食生产中心，承担了向江南、福建、广东供给粮食的任务。江南本为唐宋以来最大的粮食产区，时谚云“苏湖熟，天下足”，而到明清，由于经济发展格局的变化，谚语已变为“湖广熟，天下足"。另外清朝边疆地区农业的发展，较之前代也有明显的进步。
——摘编自中外历史纲要上教师用书第197—198页明至清中叶农业的发展
材料三 是非之心，不待虑而知，不待学而能，是故谓之良知。
——《王文成公全书》卷26《大学问》
本来面目，即吾圣门所谓良知。
——《王文成公全书》卷2《传习录中·答陆原静书》
——摘自中外历史纲要上第87页问题探究
(1)根据材料一概括明清大型典籍的编纂的特点，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其原因。
(2)根据材料二概括明至清中叶农业的发展的特点，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其影响。
(3)根据材料三指出《王文成公全书》中良知的内涵，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其影响。
(4)综上，谈谈你对良知问题的认识
材料一 明成祖《内训·序》曰：“古者教必有方，男子八岁而入小学，女子十年而听姆（姆，女师也）教。”从文王时代，太任（王季之妃，文王之母）“目不视恶色，耳不听淫声，口不出傲言”的女子教育的规范，到整个封建时代的“三从四德”，皆如此，不断地在严格家庭秩序和伦理规范。而对于女子的种种教育，无须依靠学校，完全由父母特别是由母亲代代相传。幼年女子，少年女子如此，出嫁后的女子依然如此。如明代吕近溪《女小儿语》主要教少年女子行事言行，汉代班昭《女诫》中有教授已婚女子如何做好妇女之事的“妇行”篇，唐代宋若莘、宋若昭姊妹《女论语》中有教已婚女子的“事舅姑章”“事夫章”“训男女章”“营家章”“待客章”等。明代仁孝文皇后《内训》有教已婚妇女的“修身章”“景贤范章”“母仪章”。清代贺瑞麟《女儿经》以通俗易懂的言语教女儿为人处事、做人行事。
——摘编自张丽杰《中国古代女子教育对当今女子教育的启示》
材料二 由于英国城市经济的发展，新兴市民阶层的形成，新的教育机构的出现和妇女频繁参加经济活动，使得英国妇女受教育状况的改变有了可能性和必要性。当时大多数的人都主张贵族妇女应该学习一定的知识，以便能够培养她们的贞洁观念和宗教虔诚。很多贵族由于没有男性的继承人，为了使女儿未来能够接管自己的领地，也主张对女性进行一些教育。富有市民和小手工业者阶层的女性开始进入到了学校。除了教授用本地的语言进行阅读以外，还有宗教祈祷和礼节知识的课程。对于一些下层的劳动妇女，她们的家庭都有经济条件送她们去专门的学校去学习。作为劳动群众，妻子和丈夫一样每天都要为家庭的生计而奔波。特别是她们从事职业的广泛性，小的时候所受到作为贤妻良母的教育是远远不够的，要求她们有着一定的职业技能。
——摘编自唐宏刚《中世纪后期英国妇女教育状况及其影响探析》
材料三 从中共三大以来我党就十分重视妇女教育，颁布了一系列纲领文件，许多领导人也做出了相关指示。1937年陕甘宁边区出台的《关于妇女组织的决定》《关于边区妇女群众组织工作新决定》，1938年《毛泽东抗战初期对妇女的指示》，都体现出党对妇女思想政治教育的高度重视和关切。从延安时期妇女教育的内容来看，既包括有纺织缝纫、种地等劳动生产活动，也有学堂教学、理论知识学习。对于理论知识的学习，并不仅仅停留在课堂上，而是及时有效地落实在生产实践中去。真正实现妇女思想、经济的双重解放。为此，我党颁布《儿童妇女待遇办法》《陕甘宁边区小学教育实施纲要》《关于妇女组织的决定》《陕甘宁边区婚姻条例》一系列文件，并建立了妇女联合会，让妇女干部去做广大妇女的工作，渐渐地当地妇女的精神面貌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摘编自王雨薇《延安时期妇女教育经验》
(1)根据材料一，概括中国古代女子教育发展的特点。(2)根据材料二，指出中世纪后期英国妇女教育发展的原因与概况。
(3)根据材料三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延安时期发展妇女教育的有利条件与积极作用。
材料 从顺治至康熙初年，黄宗羲对清统治者怀着强烈的民族仇恨，不仅在行动上进行武装反抗，而且在《留书》、《明夷待访录》等著作中还进行激烈的批判。康熙十七年（1678），清廷议修《明史》，特开“博学鸿儒科”，以延揽人才。叶方蔼向康熙帝推荐黄宗羲。黄宗羲的弟子陈锡嘏当时在北京任职，代为力辞。黄宗羲闻知后即致书陈锡嘏表示感谢，说如果让他“待诏金马”，无异于“断送老头皮也”。康熙十九年，黄宗羲年已七十一岁，徐元文（顺治十六年状元，官至户部尚书）在康熙帝面前举荐黄宗羲参与修史，康熙帝下旨浙江督抚“以礼敦请”，黄宗羲仍然托病力辞，却派遣自己的儿子黄百家到徐元文主持的明史馆去修史了。康熙二十六年，黄宗羲在写给徐乾学（康熙九年探花，官至刑部尚书）的一封信中写道：今圣主特召，入参密务，古今儒者遭遇之隆，盖未有两。五百年名世，于今见之……从中国历史的发展来看，何尝不可以称道梨洲的现实主义态度呢！
——摘编自白寿彝主编《中国通史》
(1)根据材料，从顺治至康熙年间，黄宗羲对清廷的态度逐步发生了什么变化？(2)根据材料分析变化的主要原因是什么？“从中国历史的发展来看”，黄宗羲对清廷态度的变化有什么现实意义？
材料一自孔子卒后，七十子之徒，散游诸侯……天下并争于战国，儒术既绌焉。然齐鲁之间，学者独不废也。于威、宣之际，孟子、荀卿之列，咸遵夫子之业而润色之，以学显于当世。
——司马迁《史记·儒林列传》
材料二在宋明理学思潮中，理学家在儒学理论创新方面，也十分典型。“理学”，是中国封建社会后期居主导地位的意识形态。它的创立，既符合社会政治方面的需要，又有其理论思维内在逻辑的必然。
——材料二摘自黄钊《应当高度重视儒学的创新与发展》
材料三至于到了封建末世，当民主主义开始萌动之际，古老的民本主义再度发挥其社会批判功能，并成为生发近代民主主义的生长点。明末清初黄宗羲（1610—1695）的名著《明夷待访录》，便承袭了前辈的民本主义思想，提出国君是“天下之大害”的惊世骇俗命题，向流行于当世的“君为天下主”的传统论调提出挑战。
——摘编自冯天瑜《中华文化史》
请回答：(1)根据材料一与所学知识，分别指出孟子和荀子对孔子核心思想的继承与创新。
(2)根据材料二与所学知识，归纳程朱理学的主要思想及特点？
(3)根据材料三与所学知识，到了封建末世，黄宗羲是如何对传统儒学进行继承与创新的？
(4)综合上述材料，儒学的继承与创新在今天有何现实意义？
材料一 中国古代的儒学思想是一个流动的发展过程。孔子以及后来战国时代儒家，广泛而深入地探讨了人的价值。董仲舒把孟子的性善论和荀子的性恶论塞进阴阳家的框架，加上一个最高的主宰“天”，成为一种神秘的天人感应论。唐代出现了儒、道、佛“三教”并立的局面，同时一些思想家或明或隐地吸取佛学思辨哲学的若干方面。宋明理学在三教融合、渗透的基础上孕育、发展起来。明清之际，儒学的经邦济世思想，在一些不是理学家的志士仁人上发出了光芒。
——摘编自张岂之《儒学思想的历史演变及其作用》
材料二 近代中国“两极相逢”，中西文化冲突是这个时代的突出内容。从“制造或政法制度之争”到“思想之争”，是中西文化和哲学论争的一个转折。戊戌维新前，形成了“中体西用”这一应对中西文化冲突的命题。戊戌维新后，随着民族危机愈演愈烈，“用”的膨胀突破“体”的界限而日见其困窘。20世纪初期，在欧风美雨的冲击下，“中体”已经体无完肤，随之而出现了中西调和、融合的意识。这种调和中西、融合新旧的意识很快蔓延，成为一种广有市场的社会意识。
——摘编自陈旭麓《近代中国社会的新陈代谢》
材料三 中华民族形成了包括儒家思想在内的价值观念和文明体系，几千年从未中断，对形成和巩固中华多民族的大家庭，对形成和丰富中华民族精神，都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历史充分证明，中华文明具有自我发展、回应挑战、开创新局的文化主体性与旺盛生命力。
——摘编自中国社科院《深刻把握中华文明突出特性的历史意义与时代价值》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述古代儒学的演变历程。(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归纳近代前期中国文化发展的新变化，并简析其意义。
(3)综合上述材料，谈谈你对中华文化的发展历程的认识。
材料 明清史研究明、清两个王朝统治时期的中国历史。把明、清两个王朝作为一个时代来研究，主要着眼点在于社会演变，不在王朝兴衰，因而明清史作为一个研究领域根本上说，是关于一个特定时代中国人民、社会、国家各方面经验的综合史，不是王朝断代史。李洵先生主张把明清时代看作中国历史上一个“独立”的时代。他指出：“这是中国古代社会与近代社会的结合部，在这个时代发生了中国古代文明与近代文明接轨的尝试，中国与世界接轨的尝试，东西文明文化统合的尝试，以及新旧社会相递变的尝试。这个时代的历史不应该仅仅被理解为明清两个朝代的历史，也不是习惯上常说的那种‘断代史’，而是一个特殊的作为一个整体时代的历史。”
——摘编自赵轶峰《明清史的大时代特征与明清史研究基本问题》
材料反映了学者对明清历史研究的诸多视角。请选取材料中任意一个研究视角拟定观点，对明清时期的历史发展进行阐述。（要求：观点明确，阐述充分，史论结合，表述清晰）材料一 中国明清之际确乎存在着一种其精神特质与欧洲启蒙运动的精神特质多少有些相似的思潮。但是，明清之际启蒙思潮与欧洲启蒙运动毕竟是在不同时代和不同文化背景下发生的，其精神特质有很大差异。首先，中国明清之际启蒙思潮发生在16-17世纪的资本主义萌芽时代。此时的中国，在产业方面，尚只是在工商业较发达的苏（州）、杭（州）等少数地区出现少量资本主义性质的手工工场。与之相应，社会中尽管逐渐分化出了一个强烈要求发展工商业的市民阶层，却尚远未形成一个资产阶级，就是市民阶层在社会上的势力也显得很单薄，根本不足以与当时仍然强大无比的封建势力相抗衡。其次，中国明清之际启蒙思潮，发生在一个具有以“天下为家”和皇权至上为主要特征的政教合一文化传统的社会里。这种文化的实质，在于封建宗法等级制度。这种制度，到了明清之际，主要由于受到商品经济的冲击和政治剧变等因素的影响，发生了空前严重的危机。
——摘编自周可真《明清之际启蒙思潮与近代欧洲启蒙运动》
材料二 启蒙运动时期，欧洲的启蒙思想家，特别是法国的哲学家，在中国形象中发现批评现实的武器。在推翻神坛的时候，他们歌颂中国的道德哲学与宗教宽容；在批判欧洲暴政的时候，他们运用传教士们提供的中国道德政治与开明君主专制的典范；在他们对君主政治感到失望的时候，他们又在经济思想中开发中国形象的利用价值，中国又成为重农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楷模。……值得注意的是，每一场争论的结果，似乎都对西方心目中的中国形象不利。宗教之争最后证明中国人不是无神论者，而是更为原始的多神论者；政治之争证明中国不是开明的君主专制，而是依靠棍棒进行恐怖统治的东方专制主义暴政的典型；经济之争最后证明中国不是富裕，而是贫困，不是社会靠农业发展，而是社会停滞于农业
——摘自周宁《西方的中国形象史研究》
(1)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中国明清之际启蒙思潮与西方启蒙思想的共性与不同。(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简要分析“中国形象”成为欧洲启蒙运动时期流行语的背景及“中国形象”在欧洲人心目中褪色的原因。
材料一 人类精神的觉醒是春秋战国历史的一项十分重要的内容。中国春秋时期士阶层已经兴起，孔子曾周游列国，孟子则“后车数十乘，从者数百人，以传食于诸侯”。战国各国君主一般都不拒绝纵横之士的游说，并且贵胄达官养士成风。这些都是可以引发人的潜力的外在环境。再则，尖锐复杂的斗争引起社会的激烈震荡，曾经为人们所信守的、似乎十分淳朴可爱的传统的东西，越来越变得荒谬和腐朽……社会变动中的巨大而深刻的矛盾渗入人的心中，打破了先前的精神的稳定平衡状态，变成了人不得不加以思考的内容。这又可以说是能够引发人的潜力的内在条件。
——摘编自刘家和《论古代的人类精神觉醒》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春秋战国时期人类精神觉醒的原因。
材料二 在明清易代的外部刺激和学术发展的内在因由下，传统士大夫的思想观念在明清之际发生了一系列蜕变，新的思想因素出现了。明清之际的学者更重视把学术研究和解决社会问题联系起来，关注社会风习，并突破传统政治哲学的樊篱，提出了许多具有近代意义的政治观念。在学理上，明清之际的学者强调学术研究与解决社会问题密切结合，注重学术研究的社会效用。在君权和民众问题上，王夫之、黄宗羲等人强调民众利益高于君权、高于一家一姓之利益。王夫之认为“天下非一姓之私也”，提出“不以一人疑天下，不以天下私一人”的观点。
——摘编自王记录《论明清之际士大夫思想观念的蜕变》
(2)根据材料二和所学知识，概括体现明清之际新思想因素出现的主张。
材料三 1840年以来，中国因外患而遭受的每一次失败都产生过体现警悟的先觉者。但他们的周围和身后没有社会意义的群体，他们走得越远就越是孤独。甲午打败，“成中国之巨祸”，中国的民族具有群体意义的觉醒也因此而开始。这是近代百年的一个历史转机。过去，人们多以甲午战争当中和甲午战争之后各地民众的反抗斗争来描述这种觉醒，其实并不准确。民众的反抗，主要体现了一种反侵略的自卫本能，其中愤激的感情色彩居多……在社会历史现象中，“觉醒”一词并不归结于愤激，其准确涵义应在于主体对自身历史使命的自觉意识。
——陈旭麓《近代中国社会的新陈代谢》
(3)根据材料三，概括甲午战争后中国民族觉醒的特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