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 明朝初期，统治者采取宽松休养的政策，各行各业得以恢复和发展，商业的作用得到肯定。然而科举名额并未随着人口数量增长而增加，“弃儒就贾”“弃文从商”现象频生。各家学派的思想学说日渐渗入百姓的日常生活之中。根植于百姓心中的固有的“士、农、工、商”观念发生转变。王阳明在《节庵方公墓表》中对四民关系提出了新的论断：“士农以其尽心于修治具养者，而利器通货犹其士与农也。工商以其尽心于利器通货者，而修治具养，犹其工与商也。故曰：四民异业而同道。”早在王阳明从“格物致知”转向心学之初，他就认为良知存于每个人的心中。经过在贵阳传道、讲学等活动，王阳明进一步认为，人人都有成为圣贤的潜质，“天下之人心，其始亦非有异于圣人也”。为建立天下大同的理想世界，王阳明强调个人思想境界的提升，重视个体的社会地位，这对社会发展产生了一定的引导作用。
——摘编自冯瑜《王阳明商人伦理思想及其现代价值研究》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简析王阳明社会伦理思想的核心理念及其产生的背景。(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评价王阳明的社会伦理思想。
材料：康熙年间，北方兴起了一个新的儒家学派一颜李学派，代表人物是颜元（1635- -1704年）和李堞。颜元平生注重实学实行，不尚空谈，认为“思不如学，学必以习”。在为学方法上，他抨击理学家的读书静坐、居敬穷理，认为最重要的莫过于习行实践。颜元教授弟子学习礼、乐、射、御、书、数及兵、衣、钱、谷、水、火、工虞诸学。目睹明末政治日坏、风俗日降、兵专而弱、士腐而糜等时弊，他极为痛切，以匡时济世为己任、提出解决方案。为了解决当时的土地问题，颜元主张恢复井田制度。鉴于明朝中央集权所造成的弊端及明亡的教训，他主张恢复封建，“非封建不能尽天下人民之治，尽天下人材之用”。
——摘编自白寿彝总主编《中国通史》
(1)根据材料，概括颜元的思想主张。
(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影响颜元思想产生的主要因素。
材料 从顺治至康熙初年，黄宗羲对清统治者怀着强烈的民族仇恨，不仅在行动上进行武装反抗，而且在《留书》、《明夷待访录》等著作中还进行激烈的批判。康熙十七年（1678），清廷议修《明史》，特开“博学鸿儒科”，以延揽人才。叶方蔼向康熙帝推荐黄宗羲。黄宗羲的弟子陈锡嘏当时在北京任职，代为力辞。黄宗羲闻知后即致书陈锡嘏表示感谢，说如果让他“待诏金马”，无异于“断送老头皮也”。康熙十九年，黄宗羲年已七十一岁，徐元文（顺治十六年状元，官至户部尚书）在康熙帝面前举荐黄宗羲参与修史，康熙帝下旨浙江督抚“以礼敦请”，黄宗羲仍然托病力辞，却派遣自己的儿子黄百家到徐元文主持的明史馆去修史了。康熙二十六年，黄宗羲在写给徐乾学（康熙九年探花，官至刑部尚书）的一封信中写道：今圣主特召，入参密务，古今儒者遭遇之隆，盖未有两。五百年名世，于今见之……从中国历史的发展来看，何尝不可以称道梨洲的现实主义态度呢！
——摘编自白寿彝主编《中国通史》
(1)根据材料，从顺治至康熙年间，黄宗羲对清廷的态度逐步发生了什么变化？(2)根据材料分析变化的主要原因是什么？“从中国历史的发展来看”，黄宗羲对清廷态度的变化有什么现实意义？
材料一 14、15世纪，西欧学者与艺术家以崭新的活力，力图恢复正统的古代遗存，即古代希腊罗马的文化艺术成就，以促进正统的古代文明重生。那时，学者们对先前几千年所包含的几乎每个世纪都进行了研究。16世纪上半叶，古希腊和古罗马的灵感激发了文学、艺术和知识的变革。这场变革从意大利兴起，迅速传播欧洲，形成传统上所说的文艺复兴运动。在整个欧洲，人文主义的兴起对基督教文化产生了持久的影响，激起欧洲人对更大世界的兴趣。
材料二 在中国，1644年从明到清的朝代更迭刺激了儒学的复兴。王夫之赞美11世纪儒家的价值观，并梦想在人间恢复“天道”。顾炎武疏远新王朝，转向儒学的生活理念。他像任何一位欧洲坚定的文艺复兴大师一样，致力于寻找古代遗存，他和他的学者同仁有意识地保护那时的古代遗存，以防它们被侵蚀、损坏和遗忘。这场中国的儒学复兴本质上类似于欧洲的文艺复兴，但却没能发挥同样作用。
上述材料均摘编自[美]菲利普·费尔南德兹-阿迈斯托《世界：一部历史》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文艺复兴运动的特点。
(2)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说明中国的儒学复兴“没能发挥同样作用”的原因。
材料 王世贞（1526——1590），明代文学家、史学家。王世贞提出“博古通今”的史学思想，强调史学的经世作用，倡导“六经皆史”，反对理学奉《六经》为神圣经典，以繁文注训拘守不改的做法。该主张打破了对儒家经典的迷信，对李贽等人的治学思想产生深刻影响。王世贞认为，“史之大纲在不虚美、不隐恶”；符合信史的要求，才能起到鉴戒惩劝的作用，故力主据事直书，反对曲笔讳饰。王世贞对历史人物的评价也是实事求是的，如客观指出“秦始之恶极矣！然其创制立法可纪也”。明代国史不立，实录不实，野史空前兴盛。针对这一现状，王世贞将史料分成国史、野史、家史三大类：“国史人恣而善蔽真，其叙章典、述文献，不可废也；野史人臆而善失真，其征是非、削讳忌，不可废也；家史人谀而善溢真，其赞宗阀、表官绩，不可废也。”
——摘编自鲍永军《王世贞的史学思想》
(1)根据材料，概括王世贞的治史主张。(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王世贞治史主张的意义。
材料一 王夫之（1619—1692），字而农，自号船山逸老，学者称为船山先生。他青年时代立志改革社会，明亡后起兵抗清，晚年隐居著书，留下的著作有一百多种、四百多卷。他总结明亡的教训，对整个传统文化展开总结、批判工作。他学识极为渊博，对经、史、子、集诸部均有较深造诣，在天文、历数、医理乃至兵法、卜筮、星象等方面，亦有旁通，而且留心当时传教士传入的西学。王夫之的著作富有批判精神，主张天理寓于人欲，继承发扬易学系统中的朴素辩证法和唯物主义气一元论思想。他在哲学本体论与价值取向上判定老庄哲学和佛教理论为“异端”，在思想方法、具体认识方面又吸取其合理认识。王夫之很善于熔铸大量的先行思想资料，并在此基础上创立了具有历史总结意义的博大思想体系。
——摘编自郭齐勇《中国哲学通史套书》
材料二 近代中国部分学者对船山学研究情况简表
| 时间 | 学者 | 对船山学研究概况 |
| 19世纪中期 | 曾国藩 | 认为王夫之“幽以究民物之同原，显以纲维万事，弭世乱于未形”。 |
| 19世纪晚期 | 谭嗣同 | “为学专主船山遗书，辅以广览博取”。 |
| 19世纪晚期 | 梁启超 | 对船山学的研究和借鉴，主要是基于维新变法需要，从传统文化里寻找思想资源。 |
| 19世纪末20世纪初 | 章炳麟 | 认为王船山的民族主义思想促使自己从支持改良主义转变成为了坚定的革命者。 |
| 20世纪早期 | 胡适 | 认为王船山在哲学方面的思想与德国哲学家尼采有相通之处。 |
| 20世纪30年代 | 侯外庐、张岱年等 | 认为王船山是中国古代著名的进步思想家和杰出的唯物主义者，他们从马克思主义史学观出发批判继承地研究了王船山的学术思想。 |
——据刘觅知《近代社会思潮演进格局下的船山学研究》整理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王夫之的历史贡献。(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近代中国船山学研究的特点及其原因。
材料一：明朝后期，随着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中国传统史学进入了一个转型发展期。延续数百年的程朱理学走向没落，经史考据之实学思潮兴起，并且出现了早期的启蒙思潮。士大夫对理学的批判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启蒙思想的发展。顾炎武作为明清之际的“三大家”之一，他在史学方面的建树，反映和促进了这一时期史学的嬗变与转型。顾炎武历史观中的唯物主义思想主要体现在民本思想，即对普通劳动者历史作用的认识和认识论等方面上。 顾炎武认为“天子一位”，君主只是一个爵位，是人民“推举”而来的，没有绝对的贵胄，君主要重视人民。 在认识论上，顾炎武的学识是建立在自身的实践基础之上的，他通过自己的学识与实践正确论证了“感性”和“理性”的关系。他认为，感性认识是理性认识的前提，必须建立在实地考察的基础上。
——摘编自金海峰《浅析17-18世纪中西方史学的嬗变与转型》
材料二：对于20世纪20年代末出现的社会史论战中马克思主义史学家用唯物史观解释中国历史，与当时国内主流史学界并不符合。社会史论战本身既是由现实问题而来，又全然表现为回到现实问题中去。由中国社会性质问题论战进而展开的社会史论战，因其较为明显的非学术色彩、普遍生硬的史论综合特征等原因，短时间内难以得到主流史学界认同。 社会史论战使唯物史观与中国历史联结在一起勾勒出马克思主义史学的研究雏形，但是马克思主义史学尚需从历史学研究的学术层面充实加强。之后的几年里，人们更注重反思社会史论战中存在的问题，在充实史料的基础上加强社会经济史研究。研究者及其观点也发生了各种变化，经过几年的讨论、研究、调整、淘汰，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阵营在30年代末至40年代以后逐渐明确。
——摘编自张越《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形成与社会史论战》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顾炎武史学思想的特点。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中国社会史论战的特点和历史意义。
材料一 伴随着春秋战国时期的政治和经济大变动，王官之学的退场，私学的兴起，最终造就了诸子百家争鸣的兴盛局面。
——摘编自袁行霈 严文明等《中华文明史》
材料二 宋明理学最初产生于北宋时期，盛行于南宋、元明时期，对中国社会产生了深远影响。它是融合了佛、儒、道三教，将三教理论融为一体的思想体系，是北宋时期之后社会经济政治高度发展的理论体现，也是中国古代哲学长期发展的结晶。宋明理学重视人的道德修养，但在它为封建专制的统治者作为官方思想去批判一切的时候，它最终便发展成为恃强凌弱而又扭曲的“存天理、灭人欲”。
——赵佳为《历史唯物主义视角下的宋明理学》
材料三 明末清初社会的激烈动荡，促进了思想界的活跃。李贽提倡个性解放；黄宗羲在《明夷待访录》中痛斥封建专制制度是“天下之大害”；黄宗羲在中国历史上首次提出“工商皆本”的口号；唐甄在《潜书·空语》中提及“凡为帝王者皆为贼”；王夫之在《张正自蒙注》中指出“理欲皆自然”。这些早期的启蒙思想在中国思想界掀起了狂涛巨澜，使中国思想界一度出现了群星璀璨的繁荣局面，他们对封建传统的批判精神，对后世产生深远影响。
——陈寒鸣《中国早期启蒙思潮略论》
(1)根据材料一及所学知识，列举百家争鸣的代表派别、代表人物及代表思想。(2)根据材料二，结合所学知识，指出宋明理学具有哪些积极影响？
(3)依据材料分析明末清初这些“狂涛巨澜”出现的背景。
材料 明清帝制国家始终参与商业，其程度趋于加深。帝制体系与商业繁荣之间的基本契合，一定程度上为明清商业的发展提供了条件，扩展了帝制国家财政收入的来源。明清商人也在这种环境中演化，与帝制体系交融，变成绅、商、地主三位一体的精英人群，构成社会支配阶层演变的一个侧面。此种契合关系的另一面，是商业较大幅度地被纳入帝制国家体系的控制范围，使得市场经济难以充分、自由地演变，商人也在此环境中异化为帝制体系的社会基础。
——摘编自赵轶峰《明清商业与帝制体系关系论纲》
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中国古代史的知识，提取一个有关中国古代商业的论题，并予以阐述。（要求：论题明确，持论有据，论证充分，表达清晰）
材料 顾炎武认为“保天下者，匹夫之贱与有责焉”，后人概括为“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在中国历史上，“天下”兼具地理意义与文化意义。在秦大一统之后，“天下”的地理意义与“国”的地理意义逐渐重合，而“天下”的文化意义则得以保留，并获得新的发展。“天下”是每个人的自我道德意识，是构成家的组织、国的组织的文化基础。在儒家看来，无论在什么情况下，每个人都需要承担起自我的道德责任。在政治清明的时代，每个人都有责任唤醒自我的德行，投身到私人关系中去建设家庭，投身到政治关系中去建设祖国。而在兵荒马乱、国破家亡之际，每个人仍旧需要坚守自我的德行。
——摘编自朱光磊《“天下兴亡，匹夫有责”：顾炎武的家国情怀》
提取材料信息，结合中国古代史的知识，对“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进行历史阐释。（要求：阐释须史论结合，表述清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