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中晚唐时期，韩愈借鉴佛教新禅宗道统，参照《孟子》卒章之说，建构儒家“道统”理论。韩愈在孟荀评价问题上：凡涉及“道统”建构方面的，标榜孟子而贬黜荀子；而在此外的文本言说中，则大致遵循“孟荀齐号”的成说。韩愈认为，只有当封建统治阶层尤其是皇帝真正回到儒家所建立的正统秩序中，才能实现国家中兴。“道统”是手段，而不是目的本身。从“道统”的建构方式和过程来看，韩愈以孟子“传道”说为形式依据，以孟子“距杨墨”为关键内容，然而除此之外，甚少涉及孟学其他领域。譬如孟子的“性善”说，韩愈对其似乎无动于衷。

——摘编自张明《韩愈“道统”建构与荀孟地位变迁——中晚唐儒学之变革及结局》

材料二   乾嘉新义理学承清初以降反理学的“黎明运动”，具有一套迥异于宋明理学的意义系统，而与荀学构成意义上的共契。首先，乾嘉新义理学力倡“达情遂欲”说，而荀子的自然人性论思想正与此相契合。其次，荀子的重礼思想则启导了乾嘉新义理学“以礼代理”说的创生。最后，乾嘉学人既持“以礼代理”说，则重学尚知的荀学必为其所崇，因为作为外制度和规范的礼需由“学”方可获致，而与主内在“反求本心”的孟学不相契接。明清易代，经史之学取代心性之学蔚然兴盛，荀子以传经之功获得道统合法性，乾嘉学人遂以荀学为奥援渐次建构起义理体系，这一定程度上突破了宋明理学的价值体系。

——摘编自孔定芳、高季红《荀学与乾嘉新义理学的建构》

材料一   汉初，贾谊在吸收前人思想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创立了自己的民本思想体系。他认为安民首先要保证农民有从事农耕生产的适当时间，并把剥削量控制在不影响正常生产的范围内；使百姓富足则要“驱民而归之农，皆著于本，末技游食之民转而缘南亩”。贾谊还指出缺少礼义是秦朝骤亡的重要原因，提出疑罪从去，疑赏从与的原则，认为这样才能真正起到教育人民的作用。

——摘编自梁安和《贾谊思想研究》

材料二   明清之际，以黄宗羲为代表的思想家开创了“新民本”思想的体系。传统民本主义多是批判暴君，而黄宗羲从制度上分析批判；在国家治理中，他认为君与臣“名异而实同”，职责都是为万民服务。在经济政策上，黄宗羲认为古圣王的崇本息末，是崇尚礼治而禁绝佛事、倡优等不切民用的末业。黄宗羲从“天下为公”的责任意识出发，将中国民本思想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峰，有学者认为，他的思想若能贯彻下去，结论应为民主共和。

——摘编自焦园庆《黄宗羲民本思想及当代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