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古典经济学认为自由放任的经济政策才会有助于经济的增长。在工业革命实践中，直到18世纪80年代，英国棉纺织品制造商还高呼国家必须出面保护，到了18世纪的最后几年，却成了棉纱和棉布自由贸易的支持者。古典经济学在当时的迅速传播，迎合了英国工厂主们在新形势下的利益。但是，不能否认的是，工业革命与工业化是以民族国家为载体的，这既是18世纪英国重商主义政策的意义，也是19世纪以后诸后进国家采取保护主义政策的意义。能否打破古典经济学及其各种后继变体的思想桎梏，采取一种更加国家主义的政策，也就成为20世纪至今众多后进国家尤其大国能否顺利实现工业化的关键所在了。

——摘编自贾根良《重商主义与英印“大分流”——被古典经济学篡改的全球史》

材料二   在19世纪60年代，对于工业化，洋务派官员认识到，要想国家强大，必须学习西方振兴工商业。当时内忧外患的局面促使他们将为数不多的人力和财力放在开采矿山、修建铁路等花费巨大、筹备艰难的项目上，而忽视了投资小回报快的行业。江南制造总局、福州船政局是远东屈指可数的大型工业企业。19世纪70年代起，洋务派认识到“赖商为承办，赖官为维持”，运用国家政权的力量，维护商人对新式企业的投资，兴办了一批民用工业。

——摘编自陈彪《洋务运动与世界近代工业化潮流》

材料一   中国先民使用的最原始的渡水工具有葫芦、皮囊和筏等，后来使用独木舟。至迟到商代，中国造船技术由独木舟过渡到木板船。战国时期，木板船出现了风帆，已开始用铁箍连接船板。秦汉时期，我国古代的造船技术有了极大发展，出现了中国造船史上的第一个高峰。楼船是汉代最著名的船舰。“治楼船高十余丈，旗帜加其上，甚壮。”唐宋时期是我国古代造船史上的第二个高峰，秦汉时期出现的造船技术，如船尾舵、高效率推进工具——橹以及风帆等，在这个时期得到了充分发展和进一步的完善，而且创造了许多更加先进的造船技术。明朝的造船技术和工艺又出现了新的飞跃。明代造船工场规模大、分工细，还有与之配套的手工业工场，加工帆篷等零部件，还有木材等物品的堆放仓库，且造船材料验收、船只修造和交付都有一套严格的管理制度。

——摘编自程晓《中国古代造船技术的兴衰及其启示》

材料二   近代中国造船工业倡建甚早，但起步较晚。在鸦片战争时期，在林则徐的倡导下，有识之士集资仿造西船。1861年，中国海关代理总税务司英人赫德，向清政府提出了一个从英国购买兵船的计划。中国花费巨款购买舰队，但控制在英国手里，引起朝野大哗。清政府无奈将该舰队变卖。1862年，两江总督曾国藩试造轮船，用蒸汽机为动力的“黄鹄”号试验成功。1865年，江南制造总局分厂造船，使中国近代造船工业有了自己的开端，所造之船，汽炉、船壳两项皆系厂中自造。但是，在清朝当权者中，只讲引进，不讲发展。进入19世纪80年代后，清政府把重点放在买船上，连仿造也不干了。

——摘编自戚其章《近代中国造船工业的创建和发展》

材料一   汉武帝时期派将军霍去病北击匈奴，夺取河西走廊，设置敦煌郡，并在郡城西面设置玉门关和阳关，扼守河西的大门。魏晋时期，中原战乱，不少大族和士人迁居河西地区，带来先进农耕工具和技术，推动敦煌的社会经济和文化发展。公元366年，僧人乐尊在敦煌城东南鸣沙山崖壁上开凿了莫高窟第一所佛窟。公元399年，东晋僧人法显等经敦煌西行取经，莫高窟作为西行者祈求道途平安的处所香火不断，日渐兴盛。隋唐时期的敦煌，呈现出国际大都市的风貌，汇聚不同的宗教、文化、艺术，招徕不同血统的民众在此定居。在统治阶级崇佛浪潮推动下掀起兴建石窟的高潮，一些大家族也争先开凿“家窟”。到武则天时期，莫高窟已经有一千多所窟龛，汇集了众多精美壁画、造像，成为佛教艺术的宝库。

——摘编整理自荣新江《敦煌学十八讲》

材料二   19世纪末，一大批西方探险家来到中国。1907年，英国探险家斯坦因深入河西走廊，在敦煌莫高窟利用王道士的无知，廉价骗购藏经洞出土敦煌写本二十四箱、绢画和丝织品等五箱。这些藏品现分藏在大英博物馆、大英图书馆等机构，藏品由各科专家编目、研究，发表大量的研究成果。斯坦因撰写五卷的考古报告《西域考古记》，还编著有《千佛洞：中国西部边境敦煌石窟寺所获之古代佛教绘画》一书。由于他在探险中有着惊人的发现，并获取大量的珍贵资料，被英国女王授予爵士勋号。1908年，法国人伯希和以白银五百两，获取写本、印本、文书、绢画等六千卷，并首次系统拍摄莫高窟照片数百张。由于伯希和通晓汉文，他获取了藏经洞中学术价值最高的经卷写本和绢本、纸本绘画，目前保存在法国国家图书馆和吉美博物馆。

——摘编整理自《敦煌藏经洞·传奇继续》

材料三   国际博物馆界公认必须严厉阻止非法贩卖考古文物、艺术品及民族工艺品，但是我们应该以不同的感受及不同的价值来看待那些在早期获得的、反映了那个时代特点的作品。长期以来，无论是通过购买还是通过捐赠等形式获得的文物已经成为保存它们的博物馆的一部分，并已延伸成为它们所在国家的遗产的一部分……呼吁归还多年来一直由博物馆收藏的文物已经成为博物馆面临的一个重要问题。虽需针对个案具体分析，但我们应该承认，博物馆不只为某一个国家的公民服务，还为每一个国家的公民服务。

——欧美18家博物馆联合签署《关于普世性博物馆的价值及重要性的宣言》

上海的发展是江南文化、海派文化、红色文化交汇的产物。

材料一   上海优越的地理位置，不但使得蚕丝、茶叶等中国土货能够以更低的运输成本集中到上海，还使得鸦片、棉布等“洋货”也不得不集中到上海，进而外国洋行和各地商帮也纷纷云集上海，上海因而成为了中外商品的集散中心。为了促成中外商家之间的商品交易以及上海商家与内地商家之间的商品交易，外国银行、票号和钱庄也纷纷进驻上海，上海因而成为近代中国的金融中心。为了方便把中国货物运往世界各地，以及把世界各地的货物运往中国，同时把洋货运往广大内地，又把广大内地的土货运到上海，上海因而成为中国乃至远东的航运中心。为了在商业贸易中占据主动位置，上海的中外商家千方百计获取各种信息，新闻报刊在上海蓬勃兴起，中欧之间的电报线路在上海落地。

——冯志阳《丝茶贸易与近代上海的崛起》

材料二   小刀会起义和太平军战事对上海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一、上海租界由“华洋分居”一变而为“华洋杂处”，以及由此引发的一系列深刻变化；二、上海城市中心由县城北移租界；三、客籍移民构成发生剧烈代谢，江浙移民取代开埠初期闽广移民，成为在上海移民的主体；四、城市空间大幅拓展，在城厢和租界的边缘地带出现众多新市镇。

——周武《小刀会起义、太平军战事与近代上海的崛起》

材料三   就上海之“塔”作为红色文化内容输出端来说，《民国日报》尤其是其《觉悟》副刊，《时事新报》尤其是其《学灯》副刊，再加上《星期评论》《学生杂志》《东方杂志》，这两报三刊有着极其重要的地位。这些上海报刊的重要不仅体现在其登载的文章有众多红色文化内容，包括域外共产主义思想，域外社会主义思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李卜克内西、卢森堡等著名红色思想人物的生平介绍和思想评析，早期中国共产党人的思想和活动，更重要的是，这些报刊和报刊上的内容有江南作为其接受端。

——瞿骏《五四运动是上海、江南与红色文化交汇的关键性事件》

材料一   优先股制度起源于19世纪前期的英国。由于当时英国铁路和运河建设对资金的巨量需求，以及政府对公司债券融资的比例限制，许多大型工程由于资金匮乏不得不中途停顿，优先股便在铁路公司中应运而生了。当时的优先股既享有事先约定的固定收益、又可同普通股一起参与股息分配。19世纪30年代，美国几家在马里兰修建铁路和运河的公司因为资金短缺不得不向当地政府求助。马里兰州政府考虑到铁路建成的巨大利润，在1836年通过的法案中同意向其注资，但要求在三年后保证每年6%的股息，且股息支付顺序位于普通股之前。此后美国优先股制度不仅在基础设施领域，而且在采掘、冶金、纺织等行业亦被广泛采用。当时的优先股一般享有议决权，但1870年俄亥俄州颁布法律规定优先股不得享有议决权之后，优先股的议决权逐步被舍弃，现代意义上的优先股逐步成型。

——摘编自郭岩伟《近代中国中外企业制度对比研究》

材料二 清政府以新式企业从国家政府手中得到了经济上的实惠为依据，要求企业向其提供各种形式的报效。这种情况在洋务时期官督商办股份制企业中比较普遍，报效成为这类企业盈余分配的一个重要方面。有的企业直接在章程中写明报效的条款，有的则奉命提供无偿服务，有的则被要求承担一部分社会职能。如1882年电报局转为官督商办，议定从当年五月起，缴还官本银六万两，以后在五年内分期续缴银二万两，免计利息，其余垫款约九万八千余两，则以军机处、总理衙门、各省督抚及出使大臣的洋务、军务电报作为头等官报，将其应收的电报费陆续抵缴，此项抵缴完毕后，头等官报也不收电报费，作为电报局对清政府的报效。

——摘编自严亚明《晚清企业制度思想与实践的历史考察》

材料三   外商在华企业（至少在特种股票发行方面），直接承袭了西方近代数百年来形成的成熟企业制度。而华商企业的企业制度则借鉴西方并融合了传统的投融资理念，且只有数十年的发展历程。同时在近代中国的大部分时期内，外商在华企业在税收（如厘金）、融资（如股票溢价）、法律（如租界）等方面拥有诸多特权，而这种地位上的不平等又进一步迟滞了华商企业制度演进的进程。

——摘编自郭岩伟《近代中国中外企业制度对比研究》

材料一   1872年9月，在容闳等人的催动和运作下，中国最早的官派留学生——第一批30名留美幼童到达美国西海岸的旧金山。对此，《纽约时报》刊发了一则题为《清国留学生抵达旧金山》的消息：“旧金山，9月13日电：昨天到达这里的30名清国学生都非常年轻。他们是很勤奋和很优秀的小姐（因有辫子被美国记者误解）和绅士，容貌俊美，要比任何在这之前曾到美国访问的清国人都好看得多。”

——摘编自1872年9月13日《纽约时报》

材料二   1881年，基于各种历史因素，中国最早的官派留学生（共四批）——120名留美幼童被清政府勒令归国，大清第一次留美教育事业夭折。清廷撤回留学生的决定传到美国，以耶鲁大学校长朴德为首的众多美国知名人士联名上书清朝总理衙门，痛陈其不当：“贵国派遣之青年学生，自抵美以来，人人能尽用其光阴，以研究学术，以故于各种科学之进步，成绩极佳。论其道德，尤无一人不优美高尚。职是之故，贵国学生无论在校肄业，或赴乡村游历，所至之处，咸受美人之欢迎，而引为良友。盖诸生年虽幼稚，然已知彼等在美国之一举一动，皆与祖国国家之名誉极有关系，故能谨言慎行，过于成人。美国少数无识之人，其平日对贵国人之偏见，至此逐渐消灭，而美国人对华之感情已日趋于欢洽之地位。”

——摘编自容闳《西学东渐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