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清前期直到清咸丰元年（1851年）基本沿袭明朝财政管理体制。这种局面在太平天国运动中被打破。巨额的军费使本已困难的财政雪上加霜，清中央政府无力支撑新兴的湘、淮军队，只好令其“就地筹饷”，承认了地方的征税权、制定税收政策权。各督抚乘机扩大自身权力，借口军务，截留丁漕各款供本省军需，用后也不上报户部，使奏销制度名存实亡。京饷拨解制度也发生了变化。为保证中央财政收入，清咸丰帝下旨各省以“所有该部岁拨京饷，著准其本年为始，归入冬拨案内，与各直省协拨兵饷一律的拨”，即督抚每年向中央缴纳规定数量的白银。这次政策调整等于默认了地方官员自行筹款的权力，也无力要求他们继续服从户部指挥。

——摘编自田牛《1840—1860年清政府财政分散对近代化影响问题研究》

材料二   从抗日战争开始到1949年，我解放区的财经工作一直是处于分散管理状态。各解放区自有货币，自管收支，中央只做统一政策领导。这种分散管理的办法，在解放区被分割的情况下是完全必要的。但是，全国解放后财经工作必须从基本上的分散管理前进到基本上的统一管理原则，否则，收支机关就会脱节，国家财政收支就不可能平衡，金融物价就会继续波动，整个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建设就难以正常进行。1950年2月，中央在北京召开全国财政经济会议，认真研究了全国财政收支、贸易、粮食、金融等方面的基本情况，并作出了《关于统一全国财政经济工作的决定》。这次会议标志着我国财政经济工作进入了由分散到基本集中统一的新时期。

——摘编自陈原、宋文庆《新中国成立初期稳定物价、统一财经的重大决策》

材料一   清代实行保甲是要把高度分散聚居的乡村社会成员纳于政权的直接监控之下，并利用这种制度平衡或制约绅士。因此，地方保甲事务严格限制绅士的参与。但是19世纪50年代兴起的太平军起义却给士绅提供了参政的契机。面对狂飙突进的农民军，清廷不得不“诏令各省兴办团练，以缙绅主之”。以办理团练为起，点，士绅开始以团总、团正的身份掌管变通后的保甲。自此，士绅开始作为一种地方政治势力对中夹政权发生影响。

——摘编自高海燕《地方主义·军事主义一近代中国军阀政治探源》

材料二   面对太平天国起义和第二次鸦片战争的内忧外患，清政府兵不能战，财无所调，不得不允许地方练兵筹饷，使军权、财权下移，造成“兵为将有，饷由帅筹”的局面，行政人事权也随之下移，中夹集权受到严重削弱。清末新政中，地方士绅以咨议局为中心聚集和组织起来，主张地方分权，从而使地方主义势力得到更进一步的发展。咨议局和督抚一起构成了侵蚀中央权力的地方权力系统，在反对清廷中央集权措施的对抗中，常常互为声援。

——摘编自邓正兵《辛亥革命与近代中国的地方主义》

材料   洪仁玕是太平天国运动中最进步、最有远见卓识的思想家。1859年，洪仁玕从香港来到天京，向太平天国政府提出了一系列的治国主张。洪秀全让他总理朝政，他在《资政新篇》中指出，“万方来朝，四夷宾服，及夷狄、戎蛮、鬼子等一切轻污文字，皆不必说也。盖轻污字样是口角取胜之事”，并非“经纶实际”。他认为，这些傲慢的语言会影响国与国之间的关系，而无补于事。他提出，一方面要允许外国人以技艺来“教导我民”，另一方面要制订“一定章程，一定礼法”对其加以限制约束。这些外国人在华活动就只能是“为国献策”，而不是“毁谤国法”。

——摘编自白寿彝总主编《中国通史》

材料一   1853年，太平天国定都天京。此时，清政府户部库银仅29万两，连京官京兵的俸饷都无法发放。为了筹集军饷，清朝官员雷以諴在里下河设置机构收取厘金（商品过境税和商业税）。各省督抚纷纷效仿。按照当时的实际做法，各省督抚只需将收入和支出的数额按季报户部核查即可。至于如何征收和使用，大多由督抚自行决定。此后，各地厘卡林立，如湖北厘金卡局竟曾高达480多处。几里几十里即遇一卡局，商旅难行于路。

——摘编自茅海建《苦命天子——咸丰皇帝奕詝》

材料二   南京国民政府建立之初，军费开支巨大，财政库银紧缩。为了发展国民经济，收回长期以来被各地军阀所把持的财政大权，南京国民政府接过了裁撤厘金的旗帜。1928年，南京国民政府召开全国财政会议并成立了裁厘委员会。1930年12月，蒋介石以国民政府主席兼行政院长身份发布全国通电，强调“任何困难皆不回避，一切皆可牺牲，裁厘必如期实行”。全国商会联合干事会也督促南京政府尽早裁厘。截至1931年终，原由各地方省份负责征收的厘金基本上裁撤成功。

——摘编自孙宁遥《利益集团与中国近代裁厘问题研究》

材料   19世纪中期，为革除八旗、绿营之积弊，曾国藩效法明朝抗倭名将戚继光练兵之道，大胆进行军事改革。他招募士兵的标准为“技艺娴熟、年轻力壮、朴实而有农夫土气者为上。其油头滑面，有市井气者，有衙门气者概不收用”；并规定士兵只服从、听命于其直接统领者一人。 为增加吸引力，他规定亲兵、护勇每人每日军饷为一钱五分银子，高出绿营士兵军饷三倍。 为适应各种兵器，充分发挥各种火器及长短兵器的效用，他采用戚家军以营为基本单位的形式：一营下设四哨，每哨又辖四队，层层管辖。与八旗、绿营不同，湘军将领不仅掌握了军事指挥权，而且还控制了地方政权、人事权、财权。 曾国藩的军事改革，从根本上改变了军队对国家的依附、隶属关系。后湘军虽被遣散，但李鸿章的淮军完全沿袭了湘军的体制。甲午战争后，新军虽在体制上尽仿西方，但在治军思想上仍是秉承了曾国藩的封建做法。因此，其军事改革的功效彰显于一时，而贻害中国则超过八十年。

——摘编自丁朕义《曾国藩军事改革的主要内容和历史意义》

材料一   1902年，孙中山嘱咐刘成撰写《太平天国战史》，欲使“洪门诸君子手此一编”，“俾读者识……汉家谋恢复者不可谓无人”。1912年4月，孙中山辞去临时大总统之职后在同盟会会员饯别会上又说：“太平天国即纯为民族革命的代表，但只是民族革命，革命后仍不免为专制，此等革命，不能算成功。”在阐扬三民主义理论时，孙中山对太平天国的失败教训又一次进行了总结。他认为，太平天国“不懂外交”“不北伐”“读书人不赞成”“大家想做皇帝”，并深刻地指出：“太平天国就是我们的前车之鉴。”

——摘编自金实秋《孙中山和毛泽东论太平天国》

材料二   毛泽东出身于农民家庭，自小就同情在帝国主义与封建主义重压下的广大农民。他指出太平天国不同于中国历史上的任何一次农民起义，认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无产阶级革命是太平天国革命的继续与发展，“中国历史上的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的规模之大，是世界历史上所仅见的。”他说，太平天国的“天国理想”，是企图在落后的自然经济与个体生产的基础上实现财产公有、绝对平均的社会制度。毛泽东正是从对太平天国等农民起义的研究中，深刻而正确的认识了中国国情，为中国革命制订了正确的路线、方针与政策。

——摘编自经盛鸿《毛泽东对太平天国革命的认识与评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