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移居墨西哥托雷翁城的华人辛苦劳作，经营餐馆、商店、旅店等小本商业积累了财富。1911年，墨西哥发生叛乱，叛军出于仇富心理，杀害华人300余人。清政府向墨西哥政府发出了最为严正的抗议，并任命张荫棠为特命公使赶赴托雷翁城实地勘查，后来两国达成《墨国赔偿华侨损失证明书》，确定墨西哥对大清赔礼道歉，赔偿遇难侨民损失。墨西哥虽口头答应，却一直拖延不肯支付，加之中国政局变动而不了了之。1912年，中华民国重申两国之前签订的证明书有效，但“托雷翁惨案”迟迟未得到解决。新中国成立后，中墨于1972年建交，2013年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双边关系发展进入快车道。2021年5月17日，墨西哥总统洛佩斯为110年前的“托雷翁惨案”向中国和墨西哥华人社群道歉，并修建纪念馆。
——摘编自冯秀文《中墨关系：历史与现实》等
材料二 2016～2023年中国与墨西哥双边货物进出口额
——摘自华经产业研究院《中国与墨西哥双边贸易额与贸易差额统计（2016～2023）》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简析“托雷翁惨案”长期未能解决的政治原因。(2)根据上述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说明当代中墨双边贸易额增长的意义。
(3)根据上述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中墨关系对处理国家关系的历史启示。
2 . 地图既是人们空间认知的图像表达，又是人们进行空间认识的工具。阅读材料，回答下列问题。
材料一 1570年，在安特卫普首次出现了名为《地球大观》的地图集。其作品利用大量航海日志与地图资料，采用统一的投影法、 比例尺和“一图配一文”规则，获得了商业上的巨大成功。荷兰人很快效仿这种制图和商业模式，阿姆斯特丹成为后起的行业中心，“地图集”作为一种新型出版物开始流行起来。
1594年，法国人莫里斯·布格罗出版了一部国家地图集《法兰西大观》，收录了18幅王国地图，将古代高卢的疆域同当下法兰西的领土对应起来。波旁王朝也在边境省份任命了多位“国王工程师”直接负责地形的勘测，并且配备了专门的地图绘制人员。他们走遍了王国的疆域，绘制了可以准确定位的地图，还形成了许多文字报告和图集。
———于京东《图上的“国家”：西方政治史研究中的地理学叙事及其变迁》
材料二 清末以降，采用西方印刷技术的新式地图，逐渐成为近代中国思想启蒙与 “出版救国” 的重要媒介。20世纪初， 商务印书馆开始涉足地图出版领域，特别是伴随“癸卯学制”的颁行，为配合中小学“最新教科书” 的编辑与发行，相继译印《西洋历史地图》《瀛寰全图》《万国舆图》等教学地图，颇受当时中小学教材市场的欢迎。同时，感于“日俄开战，于我国关系甚大”，于1904年出版发行了《最新满洲朝鲜地图》，成为清末较有代表性的时务地图。
———李鹏《清末民国商务印书馆地图出版述论》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16 世纪后期荷兰、法国“地图集”出现的背景，并分析两国“地图集”反映的不同价值取向。(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20 世纪初新式地图在近代中国传播的作用。
(3)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说明地图革新与社会变迁的关系。
材料一 1839年，林则徐赴任广州主持禁烟，途中便派人“先赴海口代访夷情”。至广州后，他又组织有关人士编译《澳门新闻纸》，借以采访夷情。经过调查，林则徐认为禁烟重点应是杜绝鸦片来源，便要求外国鸦片贩子于三日内缴交所有鸦片，并声明“嗣后来船永不敢夹带鸦片”。同时，他还意识到“内地兴贩已久，囤积之家定必不少”，于是颁布法令规定：“所有内地民人贩鸦片、开烟馆立即正法，吸食者亦议死罪。”鉴于广州官僚机构的腐化，林则徐还倡导民间组织“绅士公局”，以宣传禁烟及收缴鸦片，并规定“倘有客商违例夹带吸食，许该船户前赴沿途地方官密行首禀”。
——摘编自李桂屏《试析林则徐禁烟斗争的特点》
材料二 19世纪80年代，美法诸国逐渐同意禁向中国出口鸦片。1909年，各国在上海召开了万国禁烟大会，揭开了国际联合反毒禁毒的序幕。与此同时，甲午战争后中国部分知识分子提出“不先禁烟，即开矿亦无用也，即练兵亦无裨也”，纷纷在报刊上发表文章宣传禁烟和批评清政府的鸦片政策。国外华文报刊也指出吸食鸦片是民族衰落的主要原因，呼吁华人同胞禁吸鸦片。在当时社会，不仅舆论要求禁烟，国内外禁烟组织活动也相继开展。如在维新变法期间，徐勤等在多地成立戒鸦片烟总会，不仅配制戒烟药丸，还编写、印刷戒烟歌等传示各地。一些乡约民规中也顺应潮流，加入了自禁鸦片、稽查烟馆等内容。至1910年，由资政院议员及学绅界人士组成的中国国民禁烟会在北京成立，并在各地积极协商设立禁烟分会。至此，清末民间禁烟运动达到一个新的高度。
——摘编自于海斌《清末民初时期的民间禁烟运动》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林则徐禁烟运动的特点。(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简述清末民间禁烟运动兴起的历史背景，并简要评价该运动。
材料一 在反秦大起义的过程中，拥兵自重的军事实力派人物先后称王；汉高祖刘邦在与项羽争天下时，也不得不以封王为手段，笼络韩信、英布等豪杰为自己效力；汉初的思想家又批评秦始皇“非封建，行郡县”是出于“私天下”之心的暴政，形成了革秦之弊必行封建之制的社会舆论。与秦朝推行单一的郡县制不同，汉初的统治体制是“郡国并行制”。汉初的封国领土广大，诸侯王地位尊崇，“大者或五六郡，连城数十，置百官宫观，僭越天子”。根据周振鹤的研究统计，当时全国有57郡，其中10个诸侯国共领有42郡之地，占总数的73.7%；而中央辖属的郡县之地共有15郡，仅占总数的26.3%。
——摘编自刘宗绪《历史学科专题讲座》
材料二 在八国联军被义和团截击于京津之间的时候，英国驻上海代总领事霍必润于6月14日即电告本国政府，指出长江流域的任何骚乱，必将对英国造成巨大的损失，建议“应当立即与汉口及南京的总督（张之洞、刘坤一）达成一项谅解”，如果刘、张想要得到英国的有力支持，“他们将在所辖地区内尽力维护和平”。霍必澜的意见得到英国政府的肯定，并被指示向刘、张作出相应“保证”。显然，英国并不是真的要维护两江、湖广的稳定，而是为维护它在该区域所攫取的权益。在英国的首倡下，其他列强也各怀私利加入进来，与英国联合行动。刘坤一和张之洞一贯仇视义和团运动，主张坚决镇压。在清廷对义和团“剿”“抚”不定甚至决定利用之时，他们仍固执己见，说“拳匪”势甚“猖獗”，主张竭力“剿办”，并强调“各国纷纷征兵调舰，大局危急”。而以英国为首的列强关于“互保”的提议，正与其原有的意向不谋而合。
——摘编自董丛林《“东南互保”究竟保了谁的利益？》
材料三 1931年，《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大纲》明确规定并承认了少数民族的自决权、自由权，在倡导联邦制的基础上，进一步发展了民族纲领，宣告了民族权利。1934年11月29日发布了《中国工农红军关于苗瑶民族中工作原则的指示》，确定了民族平等团结这一根本原则，为长征时期党的民族工作提供了政策依据。1936年，中共中央领导成立了陕甘宁省豫海县回民自治政府，在事实上开辟了民族区域自治的局部实践之路。1941年，经中共中央政治局批准，陕甘宁边区抗日民主政权制定了《陕甘宁边区施政纲领》，其中第十七条之规定提及建立自治区，民族区域自治的思想初步确立。1947年5月1日，内蒙古自治政府成立，并于1949年12月2日改称为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政府。
——摘编自谭玮、陈心林《我国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历史演进》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汉初实行封国制度的背景并分析其产生的影响。(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西方列强与南方督抚达成“东南互保”的共同目的并说明其带来的危害。
(3)根据材料三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探索民族自治制度历程的特点并说明其积极作用。
时代的先行者王韬与西方汉学
材料一 王韬在19世纪50—90年代，不仅宣传西学，还参与了西方汉学家的翻译和交流工作。他协助英国汉学家理雅各翻译完成了“中国经典”以及“东方圣典”英文版的工作。对于不理解的中国文献，理雅各是依据王韬的解读翻译成英文的。在此期间王韬还同其他汉学家有着深入交流。他不仅是19世纪西方汉学肇兴与发展的重要参与者和共同建构者，也是此间西方汉学的一位重要评论者。他的观察评论是建立在比较明晰的“西方汉学”这一意识和认知基础之上的。王韬没有明确提出或直接使用“西方汉学”这一概念，相反，他更倾向于将这一时期的传教士汉学或西方汉学，视之为中国经学的外溢或欧洲化，而那些在欧洲从事经学翻译、研究及教学的西方人，亦因此而被称之为“西儒”。这两点亦构成了王韬对19世纪西方汉学体察与认知的两极。
材料二 理雅各翻译并出版的“中国经典”及“东方圣典”如下：
| “中国经典”部分 | |
| 1861年 | “中国经典”：译文、批评及注释；第一卷：《论语》《大学》《中庸》；第二卷：《孟子》 |
| 1865年 | 第三卷（上）：《书经》第一部分，学术绪论；第三卷（下）：《书经》第二部分，索引；第四卷（上）：《诗经》“国风”，学术绪论 |
| 1871年 | 第四卷（下）：《诗经》“雅”“颂”，索引 |
| 1872年 | 第五卷（上）：《春秋》“隐公”“桓公”“庄公”“闵公”“僖公”“文公”“宣公”“成公”，学术绪论；第五卷（下）：《春秋》“襄公”“昭公”“定公”“哀公”，附《左传》附录，索引 |
| “东方圣典”部分 | |
| 1882年 | 《易经》 |
| 1885年 | 《礼记川孝经》 |
| 1891年 | 《书经（诗经》宗教部分）；《道德经》《庄子》《太上感应篇》 |
——整理自段怀清《王韬与19世纪西方汉学》
(1)王韬协助西方汉学家翻译工作时所处的时代是一个怎样的时代。
(2)这一时代的中西方文化交流的主要特点是什么？试着对其进行评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