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辅佐秦始皇治国的李斯的经济思想，在其石刻当中，可以窥见一斑。琅琊刻石言：“勤劳本事，上农除末，黔首是富。”石门刻石云：“男乐其畴，女修其业，事各有序”

——摘编自钱穆《中国经济史》

材料二   据时人（1846年）记载，“松（江）太（仓）利在梭布，较稻田倍蓰。……近日洋布畅销，价才当梭布三分之一。吾村专以纺织为业，近闻已无纱可纺。松太布市，消减大半。”农民和手工业者在此冲击下纷纷破产。

——摘编自包世臣《安吴四种》

材料三   洋务运动主要企业分布示意图

材料四   据《欧战前后农商部注册工业公司年别表》，战前（1914年8月）注册的工业公司，共计146个，资本总额41148205元；而自1914年8月至1920年，新注册的公司就有272个，资本额为117434500元。所涉及的行业众多，尤以纺织业和面粉业这两个关系民众衣食的行业发展得最快。

——《中国年鉴第一回》商务印书馆1924年版

材料一   中国文武制度，事事远出于西人之上，独火器万不能及。中国欲自强，则莫如学习外国利器。欲学习外国利器则莫如觅制器之器，师其法而不必尽用其人。

——李鸿章致总理衙门原函

材料二   《马关条约》签订后不久，李鸿章受命出访欧美。回国后，李鸿章在致旧时幕僚伍廷芳的信中，明确强调：“根本之计，尤在变法自强。”戊戌政变后，李鸿章不认为康有为等人犯了“谋反”等大罪；事实上，李鸿章还暗中相助康有为、梁启超等人，保护他们逃亡日本。后来，李鸿章勉励康梁“精研西学，历练才干，以待他日效力国事，不必因现时境遇，遽灰初心”。面对慈禧的质疑，李鸿章还回答：“臣无可逃，臣实是康（康有为）党”，慈禧听后只能“默然”。

——摘编自雷颐《李鸿章与晚清四十年》等

材料三   西洋人因为拥护德、赛两先生，闹了多少事，流了多少血，德、赛两先生才渐渐从黑暗中把他们救出，引导光明世界。我们现在认定只有这两位先生，可以救治中国政治上、道德上、学术上、思想上的一切黑暗。若因为拥护这两位先生，一切政府的迫压，社会的攻击笑骂，就是断头流血，我们都不推辞。

——陈独秀《（新青年）罪案之答辩书》

材料一 乡约起源于宋代，在明代得到广泛推广。明代名臣大儒王阳明、吕坤等人都对乡约的制度或实践有很大的贡献。王阳明以封疆大吏的身份在辖区内直接推行《南赣乡约》，以明太祖的《太祖六谕》为蓝本，使乡约逐渐成为封建国家意识形态社会化的有效途径。到清代，顺治皇帝首倡乡约，将《六谕卧碑文》加入乡约宣讲中。雍正皇帝更是亲自制定了《圣谕广训》，作为乡约宣讲的正式文本，通过乡约巩固国家在基层社会的权威，强化在基层社会的控制。

——摘编自赵岩等《（南赣乡约）与传统中国基层治理体系的重建》

材料二 清末民初，宗族组织原则发生了某些变化。1905年，上海王、朱两氏将祠堂族长制改为族会制，“从事家族立宪”。1918年该族增订族会章程，1924年修改，并经会员大会讨论通过。曹氏宗族的管理体制也开始近代化，规定族众有参与宗族事务的重大权力。此外，浙江绍兴阮氏宗族在1923年之前设立该族议事、执行二部，实行任期制，由选举产生。

——摘编自常建华《中国文化通志·宗祖志》

材料一   受政治经济变革和思想文化递嬗的影响与推动，清末至民国时期的慈善事业呈现出新的气象和变化。戊戌时期，通都大邑里遍立的不缠足会、禁烟会等组织，其实都或多或少地带有慈善公益性质。到了民国，最终出现了规模庞大且名目繁多的慈善团体和机构。慈善事业以赈灾救荒、施医赠药等多种形式，救助了大量灾民，让他们饥有所食、病有所医，而不至于铤而走险，危害社会。

——摘编自周秋光等《近代慈善事业与中国东南社会变迁（1895—1949）》

材料二   20世纪80年代，里根总统上台，里根经济学在美国获得了巨大成功。三年内，个人所得税税率分别削减5%、10%、10%，同时降低遗产税和赠与税税率。据统计，1974-2014年美国慈善捐款总额增加十倍。根据税法规定，对慈善组织的捐赠可以得到税收减免……由于历史原因，基督教乐善好施的倡导和富人原罪的说法，深深印刻在了美国人民的思想里。参与慈善，不仅可以得到精神上的快乐和道德上的满足感，还可以为后代创造更为良好的环境，认可弱肉强食的社会达尔文主义需要与关怀弱势群体的改良主义平衡。

——摘编自陶冶、陈斌《美国慈善事业发展的历史、原因及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