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   华盛顿会议召开前后，国际形势发生重大变化，形成美、英在太平洋地区共同对付日本的局面。这对中国抵制已成为国家命运重大威胁的日本侵略来说，是有利的国际条件。以此为依托，直系控制的北京政府一改此前皖段政府所为，宣布实施与美国及协约国一致行动的外交政策，得到美方积极回应。“联美制日”外交取得重要成果：通过联络美国及与之结盟的英国，中国成功参与“凡尔赛—华盛顿体系”这一国际安全机制，开始受到《国联盟约》及《九国公约》为核心的国际公约保障，外交上不再孤立，并因此赢得一段应对日本大规模侵略的准备时间。北京政变后，直系失去对中央政权的控制，“联美制日”外交受挫，这为日本扩大侵华目标提供了方便。直到济南事变发生，中国才重新回到联络美国抵制日本侵略的外交轨道。

——摘编自杨天宏《北洋政府“联美制日”外交及其困境（1920—1924）》

材料一   一战爆发后，袁世凯颁布大总统令，向国际社会宣布中立。1914年8月23日，日本正式对德国宣战，并于9月2日在山东龙口及莱州附近登陆，袁世凯被迫声明划定战区。此后日本占领了德国在中国的势力范围并扩大之，并与袁世凯政府签订以“二十一条”为基础的《民四条约》。至此，中国政府的中立政策完全归于失败。

到1917年初，随着战局的发展，协约国积极鼓动中国与德国绝交、宣战。北京政府希望在加入协约国集团的同时能够得到一定的回报，于是提出条件，例如：庚子赔款中属于德奥部分永远撤销，属于协约国部分暂缓10年偿还；承认中国及时将进口关税增加5%；《辛丑条约》和附件中，有妨碍中国防范德国人行动的地方希望能够去掉；中国对协约国的责任是提供原料和劳工等。7个协约国公使很快答复中国政府，表示原则上赞同中国的要求。8月2日段祺瑞的国务会议决定对德、奥宣战。8月14日公布了宣战书。协约国和美国相继向中国政府保证“尽力赞助中国在国际上享得大国当有之地位及其优待”。

——摘编自李友唐《中国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始末》等

材料一   在1919年12月发表的《新思潮的意义》一文中，胡适认为“新思潮的精神是一种评判的态度”“总表示对于旧有学术思想的一种不满意，和对于西方的精神文明的一种新觉悟”。对于胡适而言，“评判的态度”仅仅针对传统学术，并不包括对西方文明的批判。不过，作为一种普遍的现代精神，评判的态度显然会指向现代世界的所有方面。就像马克思所指出的，在这个去中心化的时代，一切价值、关系都将被重估。其实，胡适本人在举例说明评判的态度是新思潮的公共精神时，已经涉及对于一些现代性状况的评判，诸如有关政府与无政府、财产公有与私有的讨论，皆是对于现代中国问题的评判与反思。五四时代是一个评判的时代。

——摘编自韩琛《再造文明与复古革命——世界史上的“五四”》

材料二   在物质文化层面，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共产党人主张保护古物和革命遗迹。1932年5月，《江西省工农兵第一次代表大会文化教育工作决议》中规定：“各地方遇有新旧书籍、标本仪器、古物及革命的遗迹，应由当地政府投送省文化部处理与保管。”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中国共产党极为重视发展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民族传统手工业，毛泽东亲自在1956年作出批示：“手工业中许多好东西，不要搞掉了。王麻子、张小泉的刀剪一万年也不要搞掉。”

——摘编自付健行《中国共产党对科学传统文化观的认知与践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