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   1689年中俄《尼布楚条约》签订时，清政府第一次使用“中国”作为正式国名。鸦片战争后，“中国”更是经常地被用来作为清政权的代称。19世纪末，“中国”作为国家的概念已经明确，疆域范围也大致确定。到1912年民国建立，“中国”正式成为中华民国的简称，遂成为国家的代名词……在外部世界的影响下，在一种被迫接受的过程中，中国境内的各民族逐渐萌生出共同的民族意识，一个崭新的中华民族以及“中国”的概念，作为全体中国人所共同认可的称号，在痛苦和屈辱中，如凤凰涅磐般更生了，而这种意识、观念，又为其后维系中国的统一、中华民族的团结起了莫大的作用。

——摘编自张环宙《试论“中国”含义的发展》

材料与中国古代那种静态的、有很大凝固性的社会不同，和西方从中世纪到近代通过自我更新机制来实现的社会变革也不一样，中国近代社会的发展变革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接踵而来的外力冲击，又通过独特的社会机制由外来变为内在，并且推动民族冲突和阶级对抗，在迂回中奋力前进。

——摘编自焦铮铮《中国近代对政治制度的探索》

材料   有学者认为，近代中国历史发展的轨迹明显地呈U字形进程。近代中国历史的前期（晚清时期），其基本特征是“沉沦”，近代中国历史的后期（民国时期），其基本特征是“上升”，在“沉沦”和“上升”中间有一个过渡期（1901—1920年），就是“沉沦”的谷底时期，也是“上升”的起始时期，是“沉沦”到“上升”的转折期。

某学者在谈到近代中国思潮演变时指出：在五四运动的前夕和初始阶段，启蒙没有立即被救亡所淹没。相反在一个短暂时期内，启蒙借救亡运动而声势大张，不胫而走。救亡把启蒙带到了各处，启蒙又反过来给救亡提供了思想、人才和队伍。二者相得益彰，终于给整个的中国造成了巨大的震撼。

不过，这种良好的情景并没有持续多长时间。……五四以后，中国的绝大多数知识分子，走的是这样两条路：要么在共产党的领导下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参加革命斗争，救亡图存；要么继续从事教育、科学、文化等启蒙工作。……然而出于救亡、革命和战争的现实要求，在共产党所坚持的道路上，从其建党伊始到延安整风，都不断地在理论和实践中彻底否定无政府主义鼓吹的那种绝对个人主义，同时也否定了自由主义所倡导和追求的种种个体自由、个性解放等属于资本主义启蒙思想体系中的许多东西。救亡的局势、国家的利益和人民的疾苦压倒了一切，最终也压倒了启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