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全面抗战爆发前后，为了在中国西部地区建立新的国防工业基础，准备和坚持长期抗战，国民政府策动了规模巨大的工业内迁。内迁工厂大多数是当时中国工业界各行业中规模较大、设备较先进、管理和技术水平较高的名牌厂。如内迁民营工厂中大鑫制罐厂、上海机器厂、中国亚浦耳电器厂、华生及华成电器厂等，都是中国近代工业中名列各行业前茅的者。内迁的国营工厂多数是当时最先进的钢铁联合企业。这些工厂的内迁，不仅把当时沿海地区的相对来说较为先进的工业设备、工业技术和管理经验带到了大后方，更重要的是使大批工业科技人才和熟练技工汇集到大后方，据1941年的统计，内迁的工程技术人员达2万余人。

——摘编自黄立人《论抗战时期的大后方工业科技》

材料二   1964年5月，毛泽东提出，要考虑解决全国工业布局不平衡的问题，加强三线建设，防备敌人的入侵。8月，中央作出了在三线地区开展以战备为中心大规模建设工业、交通、国防科技设施的重大战略决策。三线建设从1964年开始，到1980年，全国三线地区共投入2052.68亿元，相当于1953年—1964年投资的三倍。根据1984年普查，在中西部建成了1945个大型企业、科研设计院所。三线建设无论规模还是时间跨度都是前所未有的。由于涉及国防安全，三线建设当时不见诸报端。

——《中华人民共和国简史》

材料   20世纪20、30年代，一批当时中国知名的经济学家、社会学家、哲学家等参与了一场旷日持久的争论。

章士钊一战后曾游历欧洲，目睹其满目疮痍后，片面地将资本主义的内在矛盾归因于工业化。因此，为避免中国重蹈覆辙，时任北洋政府教育总长的他于1923年8月发表《业治与农》一文，他宣称“吾国当确国是，以农立国”。此文一出，争议不绝于耳。

梁漱溟鼓吹复兴中国传统文化，认为中国发展的根本在农业，工业发展应摆到农村、农业发展之后，“乡村建设是中国工业化的唯一道路”。在董时进看来，世界工业国已有许多，竞争激烈，如果中国再加入其中，不会有太大发展空间；中国如以工立国，必然导致外资入侵，进行资源掠夺；相较而言，以农立国更适合中国国情，以农立国能保持社会稳定，无所谓失业和罢工。

吴景超对董时进的观点提出了批评，称其观点为“经济上的复古论”，中国要摆脱经济上的落后面貌，必须采行西方“机械的生产方法”。他指出，“在目前这种外患严重的时期，我们对于如何使中国由弱而强一问题，一定看得比如何使中国由贫而富一问题更为重要”。张培刚指出，“只有政府实际负起责任来，加以社会人士的通力合作”，才能实现农国的工业化。这是对梁漱溟、晏阳初等知识分子主导乡村建设派的一个善意提醒，也是对政府在乡村建设和农业工业化过程中作用发挥的呼吁。

最终，“以工立国”这一观点获得了政府更多政策支持，对中国农业、农村的发展同样大有裨益，这两派对于近代中国发展的贡献都应予以肯定。

——摘编自李蕴哲、陈旭东《“以农立国”与“以工立国”：近代中国发展道路之争的历史考察与现实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