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   20世纪20、30年代，一批当时中国知名的经济学家、社会学家、哲学家等参与了一场旷日持久的争论。

章士钊一战后曾游历欧洲，目睹其满目疮痍后，片面地将资本主义的内在矛盾归因于工业化。因此，为避免中国重蹈覆辙，时任北洋政府教育总长的他于1923年8月发表《业治与农》一文，他宣称“吾国当确国是，以农立国”。此文一出，争议不绝于耳。

梁漱溟鼓吹复兴中国传统文化，认为中国发展的根本在农业，工业发展应摆到农村、农业发展之后，“乡村建设是中国工业化的唯一道路”。在董时进看来，世界工业国已有许多，竞争激烈，如果中国再加入其中，不会有太大发展空间；中国如以工立国，必然导致外资入侵，进行资源掠夺；相较而言，以农立国更适合中国国情，以农立国能保持社会稳定，无所谓失业和罢工。

吴景超对董时进的观点提出了批评，称其观点为“经济上的复古论”，中国要摆脱经济上的落后面貌，必须采行西方“机械的生产方法”。他指出，“在目前这种外患严重的时期，我们对于如何使中国由弱而强一问题，一定看得比如何使中国由贫而富一问题更为重要”。张培刚指出，“只有政府实际负起责任来，加以社会人士的通力合作”，才能实现农国的工业化。这是对梁漱溟、晏阳初等知识分子主导乡村建设派的一个善意提醒，也是对政府在乡村建设和农业工业化过程中作用发挥的呼吁。

最终，“以工立国”这一观点获得了政府更多政策支持，对中国农业、农村的发展同样大有裨益，这两派对于近代中国发展的贡献都应予以肯定。

——摘编自李蕴哲、陈旭东《“以农立国”与“以工立国”：近代中国发展道路之争的历史考察与现实启示》

材料一   国民政府最初向英国寻求金融借款是在1934年底。为缓解白银外流提出1.5亿英镑的借款，但因数额过大且违反新四国银行团（由英美日法组成）的原则被英国拒绝。出于缓解东亚紧张局势并维护在华英商利益的考虑，英国于1935年2月提出一个由英美日法四国联合对华提供借款的计划，并由四国各自派财政专家赴华考察，但该计划未能完全落实。10月29日，李滋罗斯将借款一事告知日本驻华大使有吉明，询问日本是否愿参与，日方没有立即回复。

——摘编自王钊《1935—1937年中英金融借款交涉》

材料二   1937年10月11日，国民政府外交部秘书段茂澜拜会英国驻华大使馆中文参事包克本，提出“缅甸云南一线，缅甸境内有拉（腊）戍城至中国边境未经修筑之公路仅一百八十公里，我国云南境内有弥渡至边境亦只三百八十公里”，希望英国“秉援助中国抗战之义，即日兴修自拉（腊）戍至缅交界之公路，俾能由缅直通于中国公路”。11月3日，英国外交部正式授权贺武：“可以向中国政府表示英国政府与缅甸政府在原则上同意修建连接中缅的直通公路。”

——摘编自孙歌《全面抗战爆发后中英修筑滇缅公路交涉》

材料一   民国初年的北洋政府对辛亥革命的态度颇为暧昧迂回。1912年“双十节”，国务总理赵秉钧代表袁世凯恭读祭文，只以“时会既开，国风丕变，帝制告终，民豪聿见”数语，表现民国肇建过程，肯定诸位烈士终结帝制之功，对民族革命几乎不提。随着北伐的胜利，中国国民党逐渐取得政权。1927年《上海民众国庆纪念大会宣言》中指出，“辛亥革命至少含有两层重大的意义，其一，民族革命一部分的成功，其二，民权革命的确立……于种族革命之外，复为中国历史上开一政治革命的新纪元”。在肯定辛亥革命具有两层意义的同时，使辛亥革命民族革命的性质之中加入了反帝内涵，这是对辛亥革命性质的一种引申。

——摘编自何广《历史上对“辛亥革命”的纪念和解读》

材料二   1938年10月10日，周恩来发表《辛亥、北伐与抗战》一文指出，“辛亥革命前，孙先生联合了当时革命团体，如兴中会、华兴会、光复会等组成了同盟会，并联络会党，联合当时咨议局立宪派中革命分子，于是有辛亥革命的成功。这是中国统一战线之最初形式”，对辛亥革命中各政治力量的联合，促成革命成功，给予充分肯定。1941年10月，中共中央作出的《中央关于纪念今年双十节的决定》称：“今年十月十日是辛亥革命的三十周年纪念日，全国各地应当举行热烈的庆祝与纪念。各地共产党员应向人民作广泛的解释，使每个中华民族的男女一致明白十月十日这一天……是我们伟大中华民族几千年生活中有着伟大历史意义的一天。”

——摘编自金冲及《从辛亥革命到中国共产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