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1927年10月，中国共产党首次在正式文件中提出“造成新中国”，即“工农劳动贫民代表会议（苏维埃）的中国”，“开始新中国将来的光明之路”。
1938年10月，中共六届六中全会提出“为建立三民主义的新中国而奋斗”。
1946年后， 中共中央文件逐渐将“新中国”与“打倒蒋介石”并列， 如1947年10月《中国人民解放军宣言》“打倒蒋介石！新中国万岁”、1948年4月《中共中央发布纪念“五一”劳动节口号》“为着打倒蒋介石、建立新中国而共同奋斗”等。
——摘编自《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等
材料二
1950年前后，周恩来在多个场合强调，社会主义“这个前途是肯定的”，但“现在暂时不写出来”，“今天我们的任务是共同努力建设新中国”，“稳步地变农业国为工业国”。
1964年，周恩来在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正式提出“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具有现代农业、现代工业、现代国防和现代科学技术的社会主义强国”。
——摘编自《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等
(1)结合所学知识，简析材料一中“新中国”内涵变化的原因。(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与20世纪50年代相比，60年代“新中国”一词有何新内涵？并简述其意义。
材料 1938年，蒋廷黻在《中国近代史》中，从中国近代对外关系的角度，考察晚清海防与塞防之争，把李鸿章与左宗棠之争定义为“剿夷与抚夷之争”“防日与防俄之争”，认为当时国内已是“兵疲力尽”，无力顾及新疆，更无力经营新疆；把收复新疆归因于“左宗棠运气好”。他盛赞李鸿章的海防主张，对左宗棠力主收复新疆之不以为然。1944年，萧一山在其《清代史》则更多的是批评李鸿章不该随便放弃新疆，赞扬左宗棠在新疆问题上“见识宏远，议论激昂”。秦翰才的《左文襄公在西北》、卢凤阁的《左文襄公征西史略》也都把海防与塞防之争和左宗棠收复新疆之壮举联系在一起，将其视为爱国之举。
20世纪70年代，海防与塞防之争被史学界定性为淮系和湘系集团的利益之争。1976年出版的《近代中国史稿》可谓此论的集大成者。在“利益之争”中，李鸿章是卖国贼，但左宗棠也不是爱国者。
1987年杨策发表《论所谓的海防塞防之争》一文，认为李鸿章主张暂时放弃新疆与左宗棠主张立即收复新疆，并不是完全对立的两种主张，其终极目标都是维护国家安全。1988年黄顺力发表《重议海塞防之争》，认为海塞防之争是清朝封建统治阶级内部因防务问题所引起的策略之争（即“策略之争说”）。1990年杨光楣也认为，双方“都具有抵御外侮的意义，出发点都是爱国的”，“它仅仅是一般认识上、策略上不同意见的争论”。此后“策略之争说”逐渐占了上风，一直持续到20世纪末。
——摘编自尹全海《学术视野中的晚清海防与塞防之争》
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对20世纪30年代至20世纪末，学界的“晚清海防与塞防之争”进行评析。（要求：史实准确，符合逻辑，表述清晰）。
材料 时代变革与戏曲改良
近代戏剧改良运动兴起的时间是1902年，最初的倡导者是流亡日本的梁启超……在各种新型传奇杂剧剧本大量出现的同时，一些地方剧种的改良活动也陆续起步，开风气之先的是川剧，
1904年，成都设立了川戏改良公会。它以“改良戏曲、辅助教育”为宗旨，邀请了黄吉安、赵熙等熟谙川剧艺术特点的文人改编旧戏本，创作新剧目，同时还规定了较具体的有关演出和考核、奖惩伶工的办法。这不仅使近代川剧产生了一大批由文人创作或改写的具有较强的艺术生命力的新剧本，如《柴市节》《闹齐宫》《情探》等，而且使川戏的表演艺术有了迅速提高。
——摘编自张俊才《近代戏剧改良运动始末及意义》
话剧的出现为戏剧改良注入了新动力。20世纪20年代初，一些地方知识分子在悦来茶馆演话剧。1920年12月，四川全省学生联合会以万春茶园为舞台演“新剧”，并联合各新剧团到成都各校演出，推动社会教育发展。联合会宣称其目的是“启发民智”，而非谋利。因为演出收入用于
“公益”，联合会要求免除当时必须征收的“伤兵捐款”和维持秩序的“弹压费”。1931年，摩登剧社在大舞台戏园演出反对日本侵略的剧目《山河泪》，吸引大批观众，在社会上引起强烈反响。剧社相信在“九一八”事变后，这个剧能够激励人民“同仇敌忾”。
——摘编自王笛《茶馆：成都的公共生活和微观世界（1900—1950）》
依据材料信息，结合时代背景，以“时代变革与戏曲改良”为主题写一则历史短文。（要求：标题明确，表述成文；立论正确，史论结合；逻辑严密，条理清晰）
材料一 黄帝被奉为中华民族人文初祖，黄帝传说源远流长。春秋战国时期，“百家皆言黄帝”。
| 派别及典籍 | 观点 |
| 儒家 ——《大戴礼记·五帝德》 | 孔子曰:“黄帝都，以与炎帝战于阪泉之野,三战而后克之。始垂衣裳,作为黼黻(礼服)。治民以顺天地之纪，播时百谷，尝味草木,仁厚及于鸟兽昆虫。” |
| 法家 ——《商君书·画策》 | 神农既没，以强胜弱,以众暴寡,故黄帝作为(制定)君臣上下之义,父子兄弟之礼，夫妇妃匹之合，内行刀锯(刑罚),外用甲兵，故时变也。 |
材料二 汉代以来逐渐形成了以黄帝为主支谱系的文化认同。《史记》将《五帝本纪》作为中国历史之开篇，又以黄帝为五帝之首。据《史记》记载，黄帝的后人有两大分支：一是黄帝→昌意+颛顼（舜、禹）；二是黄帝→玄嚣→嬌极→帝喾（尧、商、周）。在汉代，不仅尧、舜、禹、商、周为黄帝后裔，就连楚、越、匈奴也被《史记》纳入黄帝谱系。如“楚之先祖出自帝颛顼高阳，匈奴，其先祖夏后氏之苗裔也，曰淳维”。以黄帝为始祖的姓氏谱系，固然有以血缘为纽带的色彩，但实质上属于文化内聚。汉高祖称帝前，曾公开祭拜黄帝。汉武帝“北巡朔方，勒兵十余万，还祭黄帝冢桥山”。在中华五千年文明史上，中华民族与黄帝总是精神相通、血脉相连的，对于黄帝的文化认同也成为中华儿女智慧和力量的重要源泉。
——摘编自李俊《炎黄文化与民族认同》等
材料三 1937年4月5日国共两党首次在同一地点、同一时间来祭拜黄帝。
| 国民党《祭黄帝陵文》 | 共产党《祭黄帝陵文》(毛泽东) |
| ……维我黄帝，受命于天；开国建极，临治黎元。始作制度，规矩百工；诸侯仰化，咸与宾从。置历纪时，造字纪事；宫室衣裳，文物大备。丑虏蚩尤，梗化作乱；爰诛不庭，华夷永判…… | ……懿维我祖，命世之英；涿鹿奋战，区宇以宁。……频年苦斗，备历险夷；匈奴未灭，何以家为。各党各界，团结坚固；不论军民，不分贫富。民族阵线，救国良方；四万万众，坚决抵抗。民主共和，改革内政；亿兆一心，战则必胜。还我河山，卫我国权…… |
(1)根据材料一、比较儒家和法家笔下黄帝形象的异同，结合春秋战国时期的思想状况，说明异同产生的原因。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汉代以来黄帝文化认同的特点。
(3)根据材料三、对比国共两党的祭文在形式和内容上的异同。结合所学知识，分析国共两党共同祭拜黄帝的作用。
材料一 长城的意义在最后一个王朝发生重大转变。康熙帝的名言“在德不在险”“众志成城”对长城进行了功能上和道德上的双重否定。其实，长城意义的骤降并非由于人们道德上的觉醒，满族上层和蒙古族上层的政治同盟，清政府在草原社会实行的政策是其本质原因。取代长城的不是看不见摸不着的“德”，而是那个实实在在的理藩院。弱化草原社会的军事属性，利益不再来自战争，而由贵族政治、宗教组织决定分配。
——摘编自唐晓峰《长城内外是故乡》
材料二 20世纪二十年代末，国内著名报刊《良友》写道：“在现代物质竞争中，西方每占优势。……虽然中国建造长城时，美洲还没被发现，可惜今日长城老而无用了。”三十年代初长城抗战爆发后，在各大新闻媒体的报道下长城被赋予了新的“身体”，出现了人的长城、铁血的长城等观念。1935年田汉在《义勇军进行曲》中写道：“把我们的血肉，筑成我们新的长城”，意在重新唤起民众对于长城抗战的记忆。长城由此升华为一座更具精神意味的、新的长城。
——摘编自吴雪杉《长城:一部抗战时期的视觉文化史》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史实，简析康熙时期“长城意义的骤降”的原因。(2)根据材料二，概括20世纪二三十年代国人对长城态度的变化，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产生这种变化的原因。
材料一 1691年，康熙帝宣布停止修筑沿用了2000年的长城，长城内外即成“一体”，即成“一家”。1703年，清朝选择塞外之地创建避暑山庄，每年盛夏之际来此，接见边疆少数民族政教首领。历经康雍乾等朝纂修的《大清一统志》，备载天下山川、郡邑、政事、风俗，旨在构建国家广阔的疆域一统观，从而在观念上来代替“华夷之辨”。
——摘编自李治亭《论清代“大一统”与避暑山庄》等
材料二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近代中国国家转型之路与中国传统大一统思想在历史的进程中形成了内在的逻辑统一。中国共产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所施行的不同的方针政策，都是为了在维护中国这个古老的多民族国家内在统一的基础之上，凝聚整个中华民族的力量，从而推动整个国家的转型。
——摘编自王健睿《传统“大一统”思想与近代中国国家转型的内在逻辑统一》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清代“大一统”思想的特点。(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概述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如何“凝聚整个中华民族的力量”。
材料 卢沟桥事变后，蔡元培在他的日记中对中日战事的最新进展多有记载，经常转载媒体报道，以“我军”之称与日军针锋相对。如7月13日记，大井村日军于12日晚向距北平市广安门约5华里的财神庙进攻，“我军还击，日军退去”。7月14日记，上午1时日军集结兵力千余向南苑猛攻，“我军御敌于大红门”。
竺可桢对中日战事进展的记录更为详细。如8月8日，“尚要谈抵抗，则惟有焦土政策，即是用昔年江西共产党人方法来对付日本人，否则不如不唱高调，与日本人言和为是”；8月19日，“适又警报，倭寇来犯”；12月24日，“今日《东南日报》载……北平则汤尔和已就伪教育部长。如陶本军阀走狗，尚可原谅，汤则素称教育界稳健人物，何以认贼作父耶？”
身在北平的顾颉刚坚主抗日。7月15日，他联合20余人致电宋哲元，“劝其抵抗”。7月18日，得知“日人开欲捕者之名单，顾颉刚列首数名，似有不能不走之势”。7月21日，他离开北平，走上逃亡之路。7月31日，“平津皆失陷矣！……国土又经大块分裂，将何以光复之？宋氏误国之罪，万死不足以蔽其辜矣”。
著名学者吴宓也同样密切关注中日战况。7月12日，“昨夜闻炮声。宓个人无所忧惧……每经事变，乃深感且痛恨宓之无德无才，既未尽职国家，亦有负诸友好之人也”！8月31日，“宓闻中国战事不利，南口、张家口均于数日前失守，心中甚为悲忧也”！
——摘编自李金铮、邓红《从五部日记看卢沟桥事变后中国主流知识精英之反应》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分别概括蔡元培、竺可桢、顾颉刚、吴宓对卢沟桥事变的反应。
(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对四人的反应进行整体评价。
材料 20世纪20、30年代，一批当时中国知名的经济学家、社会学家、哲学家等参与了一场旷日持久的争论。
章士钊一战后曾游历欧洲，目睹其满目疮痍后，片面地将资本主义的内在矛盾归因于工业化。因此，为避免中国重蹈覆辙，时任北洋政府教育总长的他于1923年8月发表《业治与农》一文，他宣称“吾国当确国是，以农立国”。此文一出，争议不绝于耳。
梁漱溟鼓吹复兴中国传统文化，认为中国发展的根本在农业，工业发展应摆到农村、农业发展之后，“乡村建设是中国工业化的唯一道路”。在董时进看来，世界工业国已有许多，竞争激烈，如果中国再加入其中，不会有太大发展空间；中国如以工立国，必然导致外资入侵，进行资源掠夺；相较而言，以农立国更适合中国国情，以农立国能保持社会稳定，无所谓失业和罢工。
吴景超对董时进的观点提出了批评，称其观点为“经济上的复古论”，中国要摆脱经济上的落后面貌，必须采行西方“机械的生产方法”。他指出，“在目前这种外患严重的时期，我们对于如何使中国由弱而强一问题，一定看得比如何使中国由贫而富一问题更为重要”。张培刚指出，“只有政府实际负起责任来，加以社会人士的通力合作”，才能实现农国的工业化。这是对梁漱溟、晏阳初等知识分子主导乡村建设派的一个善意提醒，也是对政府在乡村建设和农业工业化过程中作用发挥的呼吁。
最终，“以工立国”这一观点获得了政府更多政策支持，对中国农业、农村的发展同样大有裨益，这两派对于近代中国发展的贡献都应予以肯定。
——摘编自李蕴哲、陈旭东《“以农立国”与“以工立国”：近代中国发展道路之争的历史考察与现实启示》
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对20世纪30年代中国发展道路所引发的争议进行评析。（要求：史实准确，符合逻辑，表述清晰）
材料 开滦煤矿是中国近代煤矿业中的巨擘，前身为1878年清政府洋务运动中创办的官督商办企业“开平矿务局”，为当时所办新式煤矿中成功之代表，但不幸于1900年庚子国变时落入英商之手成为英资煤矿。滦州煤矿为1907年招集民族资本创办，原为试图收回开平而设，但终于在与开平的竞争中失利，为开平所并。1912年二矿实行名义上的联合，称“开滦矿务总局”，实际为英商掌控；1934年进一步合并，正式成为合资煤矿。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又被日本夺去。1945年日本投降后，由南京国民政府接收，交还英商经营。
——摘编自云妍《近代开滦煤矿产出的“Solow余值”分析》等
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运用唯物史观评析开滦煤矿的产量趋势。（要求：史实准确，符合逻辑，表述清晰）材料一 《马赛曲》翻译改动的部分情况
| “麦须尔诗”（1873年王韬译） | 用中国古典七言诗的格律来翻译，认为诗的主旨是反对国王的残酷统治，梁启超在1902年《新民丛报》中高度肯定该译稿。 |
| “法（佛）兰西革命歌”（1904年侠民译） | 用文言文翻译，被同盟会机关报《民报》、《中国革命记》等转载，被视为法国大革命的象征。 |
| “马赛曲”（1920年马骥良译） | 用白话文翻译，对“citoyen”的翻译，从“体团”变为“国民”，此后白话文翻译的《马赛曲》版本不断出现。 |
材料二 抗战时期，《马赛曲》成为救亡图存的重要媒介。与此同时，《战歌》、《新马赛曲》等改编作品应时而生，歌词呈现出日益严峻的国难危机，“呼吁中国同胞：‘不分恩怨，不分你我，有钱出钱，有力出力，作一全民族革命战争’。”《马赛曲》对《义勇军进行曲》的创作也有启发作用，《马赛曲》中“用肮脏的血液，灌溉我们的田野”与《义勇军进行曲》中“把我们的血肉筑成我们新的长城”意义近似，《马赛曲》中多次出现的“前进”在《义勇军进行曲》中被不断强调。
——摘编自宋逸炜《〈马赛曲〉在近代中国的多重变奏》
(1)据材料一、概括《马赛曲》翻译改动变化的表现，并说明变化的时代背景。(2)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简析抗战时期《马赛曲》翻译改动的积极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