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陕甘宁边区部分年份军费占财政支出比重

——《中国财政通史10：革命根据地卷》

材料二   国家部分年份财政主要支出项目（单位：亿元人民币）

——《新中国五十年统计资料汇编》

材料   20世纪30年代兴起的新启蒙运动，是一场以继承和发扬五四精神，追求“民族自觉和自信”的思想文化运动。它是顺应着“中国团结救亡，民族解放，争取自由，民主政治”的时代需要而发生的。当时国民党实行文化专制，日本在东北推行“奴化”教育，思想文化界的焦点已经从五四时期的国家意识逐步转向民族意识。自五四新文化运动以后，马克思主义得到了广泛传播，无产阶级队伍不断壮大，中国共产党努力建构以马克思主义为中心的主体文化。马克思主义者逐渐由五四时期的“世界性”转向了“民族性”，提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口号，“中国化”最主要是解决中国的实际问题，“依据中国的特点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民族的特殊形式之下表现出来”，推动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的结合，毛泽东在1940年《新民主主义论》中提出了建设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新文化主张，中国共产党对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探索奠定了传统文化现代化的理论和现实基础。中国共产党以此为指导思想成功地实现了中华民族的独立，推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

——摘编自张江芬《论新启蒙运动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关系》

材料一   1939年11月，国民党召开五届六中全会，决定“军事限共”，并开始制造事端。陕甘宁边区处于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国民党的包围中，中共为了克服重重困难，巩固边区和鼓励各阶层人民抗战，提出了若干抗战政策，其中很重要的一项政策即为“三三制”。“三三制”政权的特点表现在人员分配方面，规定了共产党员、非党左派进步分子以及中间派分别占三分之一，是抗日战争时期统一战线的具体形式。

——摘编自杨明《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延属分区基层民主建设研究》

材料二   解放战争时期，毛主席十分重视农村基层的民主建设。他指出，“在一切工作中，命令主义是错误的，违反了群众的自愿原则”。他还提出了要由下而上地展开整党工作，要把党的正确制度、正确作风建立起来，提升党的形象和改变党的面貌，重点是净化基层党组织。他还发现“有些领导机关，个人包办和个人解决重要问题的习气甚为浓厚。重要问题的解决不是由党委会议做决定，而是由个人做决定，党委委员形同虚设”，这一现象对基层党组织的民主建设危害最大。在反奸清算的斗争中，他认为对人民并无好处且为广大群众所极端痛恨的恶霸分子应该予以严厉惩处，这样才能为解放区农村基层民主建设扫清障碍，建立良好的民主秩序。在土地改革运动中，他指出必须坚持贫雇农团的领导，这样才能赋予广大的贫农雇农以政治经济权利。

——摘编自赵新波《解放战争时期毛泽东农村基层民主思想研究》

材料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蕴含“以天下之大圣，行天下之大事”“兴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的天下精神；蕴含“民惟邦本，本固邦宁”“得众则得国，失众则失国”的民本精神；蕴含“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的大同理想。在艾思奇看来，“中国民族和它的优秀传统中本来早就有着马克思主义的种子”。

——摘编自张太原《从长时段看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

材料二：毛泽东指出“马克思列宁主义来到中国之所以发生这样大的作用……是因为同中国人民革命的实践发生了联系。”中国共产党在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中，以“三三制”为原则，建立了民族统一战线性质的政权，保障了各个革命阶级的民主权益；根据地各类经济成分得到快速发展，为改善人民生活、坚持持久抗战提供了物质保障。抗战时期许多理论设计在新中国成立后依然被保留和贯彻下来，成为社会主义建设的宝贵财富。

——摘编自李云峰《＜新民主主义论＞》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贡献》

材料一   1922年，中共二大就通过了《关于“民主的联合战线”的决议案》，提出“我们共产党应该出来联合全国革新党派，组织民主的联合战线，以扫清封建军阀推翻帝国主义的压迫”，由此迈出了联合救国的第一步。1923年，中共中央在《中国共产党对于时局之主张》中提出了联合救国的具体方案，指出“只有以民主的联合战线，继续革命，打倒军阀及军阀背后的外国势力，才是救济中国的唯一道路”。中国共产党人也为早日促成革命联合战线奔走努力。1923年，中共三大正式提出将国民党改造为革命阶级的联盟，确立了“党内合作”的策略方针，通过了《关于国民运动及国民党问题的议决案》《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等文件，成为推动国民党改组，实现第一次国共合作，建立国共联合战线的重要保障。

材料二   1937年，陕甘宁边区政府大力推行民主共和制，制定了《陕甘宁边区选举条例》《陕甘宁边区议会及行政组织纲要》等法规。1941年《陕甘宁边区施政纲领》又从立法高度确立了“三三制”统一战线政权，保障共产党员、非党左派分子和中间派各占三分之一。明确指出：“各级参议员与政府委员，必须包括有各阶级、各抗日党派与无党派之成分”，“共产党员应与这些党外人士实行民主合作，不得一意孤行，把持包办”。这些规定和举措增强了民主党派的参政议政权利，增进了各革命阶级对中共政权的认同。1944年的劳模会议和党外人士座谈会强调加强“三三制”政权的新型民主形式，并且要求各级民意机关和政府机关更加广泛地吸收各党派各层次的人士。中国共产党构建的“三三制”政权成为选举民主与协商民主相结合的典范，开创了党际协商民主的政权雏形。

——以上均摘编自郑珺、段治文《中国共产党党际协商民主百年进程的逻辑演进》

材料   1941年1月，国民党政府制造“皖南事变”，掀起新的反共高潮，对边区采取军事包围、经济封锁的方针。边区市场流通的法币有出无入；边区军民面临没有饭吃、没有衣穿的严峻形势。据此，边区政府决定把收回法币作为克服法币不足和弥补财政赤字的对策，并以法币为基金，决心发行自己的货币。1941年1月30日，陕甘宁边区政府发布《关于停止法币行使的布告》，规定带法币出境必须经许可。同年3月18日，边币正式发行。边币面额有：五元、十元、一角、二角、五十元、一百元、二百元、五百元、一千元、五千元共十种。光华券逐渐被收回，边币成为边区单一的货币。边区政府坚决禁止使用法币，并收集边区法币向日区抢购物资，迅速健全边区银行组织。除设边区总行外，还在绥德、三边、陇东设立分行，在富县、延长、曲子、延安的文化沟设立办事处。边币从1941年3月投放市场至1943年底，累计发行4307215元。

——摘编自雷甲平《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的货币斗争》

材料   1941年12月9日，中共中央发表宣言，指出“全世界一切国家一切民族划分为举行侵略战争的法西斯阵线与举行解放战争的反法西斯阵线，已经最后明朗化了”；中国与英美及其他抗日诸友邦应该“缔结军事同盟，实行配合作战，同时建立太平洋一切抗日民族的统一战线，坚持抗日战争至完全的胜利”。1942年3月21日，中美签订协定，美国向中国提供5亿美元贷款。6月2日，中美签订《抵抗侵略互助协定》，规定在战争期间中美相互供给用于防卫目的的兵力，物资和情报。美国向中国提供了军火和其他物资，中国为在华的美国空军提供了机场和各种后勤支援；英国也答应给中国5000万英镑贷款。

——摘编自王绳祖主编《国际关系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