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西汉开始，黄河水灾日益严重。公元前132年，黄河在狐子决口，武帝派汲黯（人名）和郑当时（人名）主持堵口工程，但随堵随决。当时外威田蚡（人名）任丞相，因怕治河影响其封邑收成，故劝武帝：“江河的决口都是天意。”受其影响，武帝不再堵口。公元前109年，正好天旱，黄河水浅，武帝终下决心堵口。汲仁（人名）和郭昌（人名）率领数万兵士投入工程，武帝亲临现场。经过一番努力，决口终于堵住，黄河恢复了故道，分两股入海。

——据葛剑雄《汉代对黄河的治理》

材料二   全面抗战时期，国民政府仓促建立的治黄体制，是一种双重管隶、三方关联的架构。在形式上，黄河水利委员会接受第一战区司令部与行政院经济部的双重指挥，以体现战时河政与军政的协调与配合。实际结果则是，治黄责任主体不明，军权、财权、事权各自分离，相互掣肘，黄泛区治黄工程寸步难行，最后还牺牲了河防与民生。

——据张岩《战时国民政府治黄体制的运行及其困境——以黄泛区治黄工程为中心》

材料三   新中国成立初期，党和国家领导人把黄河治理当作事关安民兴邦的大事予以高度重视。1950年1月，中央决定把黄河水利委员会改为流域性机构，统筹全河水利事业。同时，中央政府对黄河的投资不断加大，以1951年为例，仅工程费一项就比国民党统治时最好的年份还高五十七倍。在水利部和黄委会的正确领导下，人民群众劳动的热情高涨，成效很大。

——据郭书林、王瑞芳《从治标到治本：新中国成立初期的黄河治理》

材料一 1840年以来的国史，是中国作为政治共同体重新发明的历史。1840年后，威斯特伐利亚民族国家体系嫁接于完全不同的政治传统与社会民情，中国强行被纳入西方话语的民族国家，中国人进行了艰难建国思考和探索。中国再造，始终处在由外生嫁接所带来的强烈焦虑状态和排异反应。近代中国的压力不是内生的，主要源自欧洲的挑战和压力。1840年以来，中国从没有过从容应对局势的余裕，亡国亡种面前，生存与发展始终是第一要务。民族的生存与发展，引发外部的恐惧和打击。外部敌意放大，保守实力回潮，尤其考验思想者的政治智慧与政治耐性。

——摘编自余盛峰《近代中国及其命运》

材料二 1927年9月9日，毛泽东领导的湘赣边界秋收起义霹雳震天、红旗漫卷。这是中国共产党百年历史在人们心目中最为不可磨灭的记忆之一，它开辟了一条使中国革命取得最后胜利的新道路。邓小平曾评价毛泽东说：“毛主席最伟大的功绩是把马列主义的原理同中国革命的实际结合起来，指出了中国夺取革命胜利的道路”。这条道路就是“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中国革命新道路，其伟大开端就是秋收起义。

——《秋收起义：中国革命新道路的伟大开端》

材料三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对党的历史，对新中国发展史非常关注，提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论断。他明确指出，我们党领导人民进行社会主义建设，有改革开放前和改革开放后两个历史时期，这是两个相互联系又有重大区别的时期，但本质上都是我们党领导人民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探索。从1956年社会主义制度建立到 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前，这二十多年的历史，是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带领全党全国人民艰辛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二十多年的历史，有成功的经验，也经历了曲折。同时探索过程当中取得的重大成果也不能忽视。

——摘编自《如何认识党对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艰辛探索》

材料一   1958年12月，前苏联最高苏维填通过了《关于加强学校同生活的联系和进一步发展苏联国民教育制度》的法律。该法律规定：中学修业年限由10年延长到11年，普及义务教育年限由7年延长到8年；学校大量增加生产教学和劳动时间，并兼施职业训练；高等学校优先招收有两年以上工龄的青年等等。这次改革加强了学校和社会的联系，但开始暴露出严重的缺点：生产劳动时间过多，严重地影响教学质量；学校中由于缺乏必备条件，组织生产教学和职业训练遇到困难。改革没有达到预期效果。

——张耀源《世界当代文化教育史）

材料二   50年代初，采取“一边倒”、“以俄为师”的方针，模仿苏联教育重建新中国教育制度。从教育理论到学制、学校教育、教学过程、教材、方法等各方面对“苏联经验”系统地全盘移植。为了适应工业化需要，加速培养专门人才，从1952年开始，高等学校进行大规模的院系调整。调整的方针是“以培养工业建设人才和师资为重点，发展专门学院，整顿和加强综合性大学”。其基本特点是教育计划与国民经济计划紧密相连，国家对高校实行高度集中统一的计划管理。

——杨东平《中国教育制度和教育政策的变迁》

材料   1999年9月18日，党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决定，对当年为研制“两弹一星”作出突出贡献的23位科技专家予以表彰，并授予“两弹一星功勋奖章”。

“两弹一星功勋”群英谱部分情况

——据冯华《“两弹一星”先进群体——勇于攀登彪炳史册（最美奋斗者）》整理

材料一 明成祖朱棣命翰林院学士胡广等人编写了官学教材《五经大全》《四书大全》《性理大全》，并将三大全刊赐天下。自此，三大全成为全国各类各级学校的核心教材。《大明太宗孝文皇帝实录》卷一五八记载：“（此萃）使天下之人，获睹经书之全，探见圣贤之蕴……使家不异政，国不异俗。”

——摘编自刘爱华《明清时期学校教材研究》

材料二   1877年5月，传教士在上海成立“学校教科书委员会”，旨在为教会学校及洋务学堂编详用于课堂教学的文本资源。由此，正式诞生了中国近代编译出版教科书的专门组织，“教科书之名自是始于我国矣。”到1890年，据统计，学校教科书委员会共出版、审定书籍图表98种189册。其中，供给学校教学采用的教科书有数学类8种，科学类45种，历史类4种，地理类9种，道学类（包括哲学和宗教）19种，读本类1种，其他12种。

——摘编自吴洪成《西方传教士与近代中国早期学校教科书》

材料三   20世纪50年代初期，我国使用的中小学教科书主要汲取了苏联经验、延安经验和民国经验。1950年12月，我国组建了人民教育出版社，从全国调入一批高水平人才编写全国通用的中小学教科书，开始实行中小学教科书国家统编制（又称“国定制”），即“一纲一本”教科书政策。1996年10月，根据需要，国家教委颁布了新的《全国中小学教材审定委员会工作章程》，对“教材审定制”作出了详细安排及规定。

——摘编自卢德生《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中小学教科书政策的演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