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西周是由姬姓诸侯与异姓诸侯组成的政治共同体，周王是这一政治共同体的统治者。周王室直接控制的王畿（包括丰镐和洛邑）被称为“中国”。西周文献中的“中国”也被比作“夏”，大多指向周王族，故“夏”均为单数；这时的“蛮夷”既有受封为异姓诸侯者，也有游离于西周之外者。春秋时期，“夏”逐渐扩展为“诸夏”“华夏”。“中国”不再是周王室独享的领地和权力中心。《左传》记载，东夷诸国与鲁国朝贡多达数十次；齐鲁“夹谷之会”时，齐景公曾奏“夷狄之乐”。战国时期，随着周王影响力的式微，政治共同体荡然无存，取而代之的是华夏共同体。诸侯兼并大大拓展了华夏间的深度同质化和对异质文化的排斥，华夏文化认同日趋强劲。战国时，诸侯追求的是变法图强，以中央集权制度实现“中国”境内华夏文化共同体的一统，即“以中国一统”。战国诸子津津乐道于对华夏共祖的探究，对“夷夏”是否一体则鲜有关注。
——摘编自武沐等《大一统视域下的司马迁炎黄共同体理论》
材料二 亚里士多德曾将古希腊城邦定义为“一个政体之下的公民共同体”。这里的“政体”一词的希腊文本义即为“城邦制度”。公元前8世纪起，希腊城邦制度确立的一个至关重要的环节是立法。著名的例子有斯巴达的莱库古立法和雅典的梭伦立法，此外还有米提林的皮塔科斯“制定了法律，但却未建立政体”等记载。有的“立法者”不仅为自己的城邦立法，甚至还为其他城邦立法。古代希腊城邦共同体的政体各不相同，但都是以“宪法”或者“法律”的形式确立下来的。现代西方社会高度分化，人们的民主生活和希腊城邦公民共同体生活全然不同。古代希腊人并未完全发展出为了保障个人自由而必须限制国家权力的观念。即使在雅典民主政治之下，公民个体言论和行为的自由实际上置于公民集体的监督之下。尽管苏格拉底并不认同民主政治，但他最终还是遵从一个公民应尽的义务，不愿逃避城邦对他的判决。
——摘编自黄洋《希腊城邦政治与西方法治传统的建立》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简析先秦时期华夏共同体形成的背景和意义。(2)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古希腊城邦共同体与华夏共同体的不同点，并说明古希腊城邦政治与现代西方民主制度的关系。
(3)综合以上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谈谈你对先秦时期的中国和古代希腊政治形态差异的认识。
材料一 佛教，公元前6世纪产生于南亚次大陆，取代了婆罗门教，获得广泛传播。公元前3世纪阿育王将其定为国教，并派遣僧侣向外国传扬，中经迦腻色迦王尽力提倡，公元5、6世纪达于极盛。据佛教文献记载，公元前6世纪南亚次大陆的部落大部分进入国家形成时代，出现大大小小20多个国家，其中较为重要的有16国，这些国家间不断发生冲突、兼并，使社会各阶层深感不安，他们需要寻找新的精神依托与出路。当时正在兴起的政治上、经济上占有实权的奴隶主官僚、商人，也要求改变婆罗门垄断的局面，建立新的统治秩序。动荡的社会中，佛教以它的“中道”主义取得社会的支持。
——摘编自朱锡强《佛教在印度兴起与衰落的原因》
材料二 种姓制度作为一种特殊的社会等级制度，在古印度时期被称为“瓦尔纳”制度。诞生于公元前两千年中叶，从中亚、西亚经由印度西北部的山口，陆续向印度河中游一代涌入，征服了当地的达罗毗荼人，入侵者是白种人，白种人为维护自身的高贵地位，加大对征服者的控制，对各种姓的权利进行严格的划分。从法律地位上来看，婆罗门的法律地位最高；在债券债务方面，各种姓在借贷利率上存在着较大的差别；在婚姻家庭方面严格限制不同种族进行通婚。古印度是一个政教合一的国家，国家推行宗教典籍，不仅能够对人们思想进行控制，也巩固了种姓制度的地位。
——摘编自吴颖铭《古印度种姓制度的研究》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佛教在印度兴盛的原因。
(2)根据材料二，概括古代印度种姓制度的特点；综合上述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古印度种姓制度与宗教之间的关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