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   “真正的历史学是从修昔底德的著作开始的”。修昔底德出生在雅典伯利克里统治下的“黄金时代”。其代表作《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严格地按照编年体记事。约有四分之一篇幅是演说辞，其中伯里克利在“阵亡将士国葬典礼上的演说”更是脍炙人口的名篇。他在著作中引用伯里克利的话说：“人是第一重要的，其他一切都是人的劳动成果”，力图站在世俗的立场上总结这场战争的原因及其教训。他将自己参与过的伯罗奔尼撒战争作为写作的唯一主题，“对于战争中所发生的事情，我的原则是不记载从碰巧在场的人那里获得的情况，甚至不凭借我本人的印象；我所记载的，要么是我亲历的，要么是我从他人那里获悉，但我尽最大可能一一准确核实过了的”。虽身为雅典人，但对这场战争的叙述却是以一种旁观者的态度来记述的，并非偏袒雅典。

——摘编自李永明《从<考古学>篇看修昔底德的历史思想》等

材料二   “鉴前世之兴衰，考当今之得失”，这是司马光编写《资治通鉴》的初衷。其成书于赵宋政权内外交困由盛而衰的转折关头。司马光为编写《资治通鉴》，设定了极其严苛的三道编撰程序。第一道是编“丛目”，就是按照年月日的时间顺序排出史料索引。有学者研究指出，三百多万字的《通鉴》是从六七千万字的正史、杂史中精心淘炼出来的，而且《资治通鉴》中所引用的许多史书现在早已失传。第二道工序叫做写“长编”。长编可看作一种史书体裁，写作原则是“宁失于繁，无失于略”。按照这个要求，修书者必须详细阅读各种史料，一旦出现记载不一致的情况，还要认真考异（分析史料），并详细注明是否采信的理由。最后一道工序是定稿。这项工作主要由司马光自己完成，他要在长编的基础上考订史实、删繁去冗，同时还要统一语言风格和全书整体逻辑。为编写《资治通鉴》，司马光等人付出了常人难以想象的努力。这样的工作，如果没有一种伟大的自我牺牲精神，无论如何是办不到的。

——摘编自周吉《宋朝进行时》

材料一   从氏族制演变而来的苏美尔城邦，在其形成之初主要有三个政治机构：城邦首领、贵族会议和人民大会（又称“公民大会”）。它们分别是从军事民主制时期的军事首领、氏族长老会议和民众会议演变而来的。城邦首领有多种称号；他们是城邦主神的最高祭司，居住在主神神庙内，负责主持城邦的祭祀活动，掌控神庙的经营和修建；他们还主管城邦水利工程的修筑，他们平时参加政权管理，战时统帅军队。据史诗《吉尔伽美什与阿伽》记载，乌鲁克城邦在面临外敌入侵时，城邦首领吉尔伽美什的抵抗主张虽遭到贵族会议的反对，却在得到公民大会的支持后实现了。

——摘编自吴于廑、齐世荣主编《世界史·古代史编（上）》

材料二   约公元前18世纪，古巴比伦王国国王汉谟拉比基本统一了两河流域。为了统治疆域广阔的国土，古巴比伦国王宣扬自己是众神之王。国王不仅有权任命和罢免官员，还全权处理国家的一切事务——包括军队的、宗教的、行政的、司法的……他们在都城中心下达指令，由下一级的官员负责传达，政令被一级一级地传达下去，使所有人遵守。汉谟拉比统治时期，一个以王权为中心的中央政府及一套以中央政府为核心的官僚机制逐步成型。

——摘编自[英]莱昂纳德·W·金《古代巴比伦：从王权建立到波斯征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