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从11世纪中期开始，欧洲社会经历了一场多方面文化知识的复兴，这种知识活动的激增在12世纪达到了高潮。日耳曼人的入侵使希腊罗马文化在欧洲大陆几乎泯灭，但幸运的是古典文化的丰富遗产被修道院的修士抄写保存下来，许多修道院都设立图书馆来保存这些书籍。基督徒收复西班牙之后，大批知识者开始翻译和研究阿拉伯人的著作。西西里国王祖孙三代对科学怀有浓厚的兴趣，命令学者完成了大量翻译工作。   “12世纪的文艺复兴”正是从这些源泉中获得了生命力，成为西欧学术进一步发展的基础。

——摘编自李艳玲《西欧中世纪的大学与社会》

材料二 永乐五年(1407)，明成祖朱棣应馆臣之请，为《永乐大典》题序，曰：   “逸秦有燔禁之祸，而斯道中绝；汉兴，六艺之教渐传，而典籍之存可考，由汉而唐，由唐而宋，其制作沿袭，盖有足征；然三代而后，声明文物所可称述者，无非曰汉唐宋而已。洪维我太祖高皇帝，膺受天命，混一舆图，以神圣之资，广述作之奥，兴造礼乐制度，文为博大悠远，同乎圣帝明王之道。朕嗣承鸿基，动思缵述，尚惟有大混一之时，必有一统之制作，所以齐政治而同风俗，序百王之传，总历代之典。”

——摘编自(明)朱棣《永乐大典》序

材料三 1990年5月，   《中华大典》的编纂被批准立项，这部新型巨大类书，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最大的一项文化出版工程。历代类书，因受时代或观点局限，应收而未收的典籍不少，   《中华大典》无论在资料收集方面，还是在成书的规模上，都将大大超过它们，并且尽量收入经过整理的古籍版本和考古学的新成果，以及散失在国外的珍贵典籍。   《中华大典》参照现代科学的分类方法，将内容尽可能纳入现代科学分类体系之中。新中国建国以来，对古代文化典籍在版本的选择、校勘、标点等方面有很大提高，众多党和国家领导人也对编纂《中华大典》给予了充分肯定和支持。

——摘编自宋应离等《中国当代出版史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