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   儒学自16世纪始大规模西传入欧，到17、18世纪在欧洲掀起了“中国文化热”。在宗教、哲学领域，欧洲的启蒙思想家们从孔子的“天道自然观”中找到了中国存在原始自然信仰的证据。他们认为，这种信仰不是天神论，而是“自然的道理”，并据此来批判被他称为“理性之大敌”、“文明之恶棍”的基督教神学。在道德伦理、政治制度方面，儒学的突出特征是侧重于道德伦理，并使之与社会政治相结合，以达到国家的“仁政德治”。伏尔泰对此无比推崇，百科全书派代表霍尔巴赫也呼吁“欧洲政府非学中国不可”，他们借此反对旧道德，期许建立新的社会秩序。

材料一   1787年美国最终形成的共和政体方案，对历史上各种政体的要素进行了创造性转化和综合吸收：①它吸收了雅典民主的理念，保障了“人民”对政府的参与、信任和制约；②它借鉴了君主制的长处，强化了行政权的功能和作用，并将它赋予单独一个人行使；③它在英国式制衡的基础上，设计出了多向复合的分权和制衡体制。

——摘编自李剑鸣《“共和”与“民主”的趋同》

材料二   进入20世纪之后，在美国，效率成为驱动文官制度改革的主要价值取向。文官培训课程涉及法律、经济、政治、文化等方面，包括在岗培训、岗位轮换、案例研究等培训方式。政府通过政令或立法的方式为文官培训活动提供了严格的立法保障。美国坚持以培养专家型文官为导向，注重提高文官的专业技能，强调文官独特工作领域所需要的专业技术和专门知识，虽然各类大学和私营机构的培训工作有一定的自主空间，但政府拥有文官培训活动的最终决定权，掌握“文官培训总方案的设计和总预算的下拨以及使用”。对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中国公务员培训工作产生了重要影响。

——摘编自贾料《20世纪英美文官培训发展与比较研究》

材料一 对于孔子的哲学，法国启蒙思想家认为它不同于欧洲盛行的“神示宗教”，而是一种具有崇高理性的“理性宗教”。中国政府在伏尔泰心中是：“有一个开明的君主，奉行完善的法律，并以纯洁的道德来团结全体人民。”不管是伏尔泰对中国的赞扬，又或者是孟德斯鸠对中国态度的有褒有贬，启蒙思想家都把与自身文化相异但魅力无穷的中国文化。

材料二 20世纪初，孙中山、章太炎等革命派，先后发表《法国游记》《法国大革命史》，国内至少有六家书局、出版社翻译出版了有关法国大革命史的专著。同时，《人权宣言》、卢梭的《民约论》、孟德斯鸠的《万法精理》等译文介绍也竞相出现。文艺界还创作大量有关法国大革命题材的小说、杂剧、诗歌。1906年，有人称之“易若使中国为亚洲之法兰西哉！……法人风潮能及全欧，中国风潮之及全球也必矣”。

材料一：汉朝从武帝（设立中朝）以后，宰相就渐渐失其实权……（曹）魏朝建国之初，置了一个秘书省（后改为中书省），于是中书亲而尚书疏。南北朝以后，因侍中（门下省负责人）常在禁近，时时参与机务，于是实权又移于门下省。总而言之，魏晋南北朝，机要是在中书、门下省的，尚书不过执行政务罢了。到唐朝，就用三省的长官作为丞相，中书面授机务，门下省掌封驳，尚书承而行之。中叶以后，所谓翰林学士，和天子十分亲近，又渐渐的握起实权来……明清时期的殿阁，也不外此理。

——吕思勉《大中国史》

材料二：民国初年是一个非常的时代，处于制宪政治时期，而非常态政治时期。制宪政治要解决的是一个国家的根本大法，因此，参与制宪的各个党派虽然有各自的价值、信念和利益，但要求他们在制宪的时候，暂时放下党派之私见和私利，从国家的长远和整体利益出发，制定超越党派的永久宪法。……美国在建国之初也曾出现过私人利益泛滥、普遍出现腐败、派系与党争等一系列问题。……面对人性中的幽暗，联邦党人非常具有政治智慧，他们不是像法国大革命那样以公共的善的名义去压抑私利的恶，而是通过建立分权的宪政制度，以恶制恶，相互平衡，将恶转化为善，将私人利益转化为公共利益。在费城制宪会议的过程之中，虽然各州、派系之间有利益冲突，但为了实现共同的国家未来和长远的政治秩序，大家一方面相互承认对方的逐利冲动，另一方面寻求利益整合和政治妥协的可能性。美国人坚信，只要有适当的制度性安排，各种分散的私人利益可以“共和”为民族的整体利益。

——许纪霖《辛亥后民初的制度转型为何失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