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   中世纪快要结束的时候,西方社会岌岌可危,但又最终走出了这一局面。在具体分析西方是如何从危机中走出来之前,要先明确现代西方成长的三条基本线索,建立起西方近百年走向的基本框架:第一条线索是国家崛起,基本政治框架的重塑;第二条线索是社会崛起，新的二元结构形成;第三条线索是市场崛起。资本主义飞速成长。这三条线索不是齐并进的，它们有时合作、有时撕扯、相互缠绕、相互塑造,每条线索都存在几种不同的细分模式。顺着这个思路可以推测出，现代化的实现路径其实有很多种。

——摘编自李筠《西方史纲:文明纵横3000年》

材料一   在神权专政的时代，教士可以替神发言，规划人间的秩序；教士们也有权力决定赦免或是不赦免人的罪行。这种因人而异的神律，就是不可预测的规律。宗教革命以后，主权国家制定法律，是根据人类个体共存于一个社会的要求来制定的。德国系统的法律，一方面追溯到罗马时代的法样，另一方面，也将这些法典解释为神律在人间的体现。法国大革命以后，拿破仑又在这套罗马法的基础上，编纂出《拿破仑法典》，也不外乎根据神设定的秩序，制定出一套适用于人间的行为规范。这种法典，也必须合乎理性。

——摘自《许倬云说历史：现代文明的成坏》

材料二   启蒙运动的了不起的发现，是把批判理性应用于权威、传统和习俗时的有效性，不管这权威、传统、习俗是宗教方面的，法律方面的，还是社会习惯方面的，提出问题，要求进行试验，不接受过去一贯所作所为，或所说所想的东西，已经成为十分普遍的方法论。

——布洛克(英)《西方人文主义传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