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   马丁·路德（Martin Luther）是宗教改革时代最伟大的代表，时至今日，路德派仍然是新教中的主流。路德作品中不乏关于政治问题的思考，而且这些内容连同他们各自信徒的努力深刻塑造了早期现代欧洲的政治思想与实践。但路德始终自视为神学家，而非政治思想家。他坚持认为自己在政治问题上的看法是神学思考的直接后果，其权威奠基于对《圣经》中上帝之道的正确理解。路德提出的“因信称义”学说，从根本上颠覆了教会精神权力的神学理论基础，解放了个体基督徒的精神自由。在信徒与上帝的关系层面，这种自由排除了教会的中介性地位，使人直面上帝。在教会内部制度的层面，从这种自由所引申出来的“平信徒皆为祭司”的原则，彻底瓦解了教会内部的教阶等级体制。思想史专家菲吉斯曾言，“倘若当初没有路德，就永远不可能有路易十四。路德和路易十四之间是不是有联系，学术界内部或许有不同看法。但是，在近代欧洲早期，路德的政治学说对绝对君主制的兴起有着重要影响，这恐怕是不可否认的。

——摘编自梁涛等《中西政治哲学史》

材料一   元明鼎革之际，一股人心思治、崇拜英雄的思潮逐渐形成。文学作品在崇尚畅酣雄健的阳刚之美时，常常浸透着作家深沉的忧患意识。以《三国志通俗演义》《水浒传》的编著，南戏的中兴为代表，文学创作出现了一时繁荣的景象。但文学发展的这种势头很快遭到了阻扼和摧残。随着社会秩序的稳定，士人的忧患意识慢慢淡漠，而创作上的不安全感增加。精神上贫乏的知识分子在追求仕进和自我平衡的心态中，欣赏一种平衡和谐、雍容典雅的美。生机勃勃的小说、戏曲创作受到了轻视和限制，“台阁体”的诗歌和讴歌富贵、道德、神仙的戏剧泛滥，文学创作导向贵族化、御用化而滑入低谷。明中叶以后，文学逐渐走出了沉寂枯滞的局面。特别是在嘉靖以后，很快地由复苏而大踏步地向前迈进。这时的文学创作随着接受对象的下层化、市民化而更加面向现实，创作主体精神更加高扬，从而突出了个性和人欲的表露。

——摘编自袁行霈《中国文学史》

材料二   英国早期的戏剧由民间剧和教堂剧组成。教会对戏剧从形式到内容都有着很大影响。中世纪以来，英国戏剧经历了民间舞蹈—礼拜仪式剧—神秘剧—奇迹剧—道德剧—间插剧的演变过程，而教会的影响则日益减弱。至15世纪末期，道德剧逐渐失去其宗教色彩，一种更为贴近现实生活、力求脱离宗教和道德的束缚、俨然纯粹取悦于观众的文艺娱乐活动的间插剧开始兴起。16世纪80年代，英国戏剧空前繁荣，在伦敦，有私人剧院、宫廷剧院、大众剧院等，职业作家和演员不断涌现。可以说，上至伊丽莎白女王，下至普罗大众，人人都为戏剧痴狂。戏剧成为当时英国社会文化的重要内容，甚至连著名的英国大文豪莎士比亚的职业生涯也是从做演员开始，继而成为剧作家的。莎士比亚戏剧的黄金时代恰值英国的文化饥渴期，英国人憧憬建立自己的民族国家，可以说戏剧塑造了当时英国公众对历史和政治的观念。如莎士比亚所创作的历史剧《李尔王》及《麦克白》即通过描绘黑暗中的抉择，以证明詹姆士一世在重新统一不列颠的过程中的个人作用。

——摘编自柴彬许晋《英国近代戏剧与政治》

材料一   16世纪的时候，几乎任何一个新教教派的出现，都要依靠刀剑来求生存，都要通过一番血与火的洗礼。不同的教派之间经常出现兵戎相见的情况，互相之间视同仇敌，不共戴天。这种不宽容的现象尤其存在于天主教徒和新教徒之间。在各类新教派之间，同样也是相互指责，甚至诉诸武力。 因此，宗教改革的直接后果就是导致了各教派之间的偏见和仇恨，彼此都缺乏宽容精神，从而导致了旷日持久的宗教战争。到了16世纪的后半叶，欧洲已经形成了泾渭分明的两大阵营：德意志北部的诸侯和北欧诸国基本上都改信了路德教，英国确立了安立甘宗的国教地位，瑞士、荷兰等地成为加尔文教的天下，法国西南部地区的封建贵族们也信奉了加尔文教。

——摘编自赵林《基督教与西方文化》

材料二   1648年战争的双方签订了《威斯特伐利亚和约》，该和约对宗教问题的规定是，以1555年的协定为基础确定教派的法定状况和占有条件；皇帝和帝国被取消充当宗教事务的仲裁当局；重申了“教随国定”的原则；等等。和约的规定把教派运动固定在已经达到的状况，反映了缔约者尽可能把宗教争执从政治事务中排除出去的努力。17世纪40年代后，宗教宽容的社会基础更加广泛，大多数人已经厌倦了宗教之间无休止的辩论和战争，科技发展和经济利益吸引了人们的注意力，宗教观念淡化；更多的宗教派别由宗教迫害转向宗教宽容，如英国清教和安立甘宗的和解。

——摘编自刘晓飞《浅析16—17世纪宗教宽容在西欧的发展》

材料三   20世纪以来，西方学者将理性宗教的思想进一步推向深入。他们将促进社会文明进步、实现人类生活幸福作为宗教信仰的终极目标，而宗教理性即是推动信徒的思想和行为符合上述目标，自觉摒除宗教蒙昧、狂热、专制等阻碍人类进步的因素。

——摘编自孙浩然《近代欧洲宗教宽容的起源及其启示》

材料一   

材料二   在14世纪，古登堡发明设计了一种带有螺丝机械装置的平压印刷机。他运用这些技术印刷《圣经》和《诗篇》。印刷术获得了迅速的成功。1476年，希腊文本在伦巴第印刷；1500年，“罗马体”和“斜体”文字在威尼斯流行起来，与莱茵兰的“哥特体”形成竞争并逐渐取而代之。人们可以得到未被删节的文本，这些文本也不再掺杂原先不可避免地附带着的经院式、教规式的注解。人们现在有了可供沉思的《圣经》，尽管在其页边还存留着源于无知的错误。德语版《圣经》的编辑成书是在1466年，意大利语版在1471年，荷兰语版在1477年，卡斯提尔语版在1485年，而法语版则是在1487年。中世纪的文盲因此得以在每一个知识的源泉中畅饮。

——摘编自福西耶《剑桥插图中世纪史（1250—1520）》

材料一   在德国统一之前，马丁•路德发动的宗教改革，促进了德国各邦国在世界最早普及义务教育；1708年基督教虔敬派教育家C•泽姆勒首创数学和机械实科学校，传授实用学科，这可以看作是实科教育的开端；19世纪初由普鲁士教育部长洪堡领导的教育改革，建立了国家管理教育体制，创办伯林大学，推动建立科技教育体系。1871年德国统一后，教育被纳入法制道路，新国民教育体系得到进一步发展，实科教育得到加强，职业教育体系应运而生，中学教育体系进一步完善，为德国发展起了关键性作用。二次世界大战后，德国总结侵略战争教训，迅速恢复和发展国家经济。学徒制和二元制职业教育为国家培养了高素质的劳动者和技术人才，高等教育加强与经济社会发展服务，实施产学研结合，推动了科技发展、工业发展，使德国成为世界的第三、第四大经济体。

——摘编自江海燕《德国教育现代化的历程和特点》

材料二   西方职业教育思想在近代中国的传播主要围绕人的因素和传播媒介的因素而展开，具体呈现为通过黄炎培等人的努力而打开，进而通过期刊等传播媒介的方式进行交流、传播，从而推动中国职业教育的现代化进程。这一进程呈现出政府行为与民间自发并举，以欧美尤其是美国职业教育思想为重心的特征。此外，大量留学归国的教育类专业的留学生，通过或译或著，促进西方职业教育理论在中国广泛传播。职业教育的中国化呈现出从仿照日本到日欧调和，然后再到学习德国和美国，这一过程实际上不断增强了中西融合的自觉意识。

——摘编自刘秉栋陈梦越楼世洲《西方职业教育思想在近代中国的传播及其特征》

材料一   在文艺复兴初期，许多意大利贵族就时兴搜集古典时期希腊和罗马的各种希腊文、拉丁文抄本和各种艺术品的残片，有的贵族还用从希腊和罗马的建筑废墟中捡到的雕塑物碎片来装饰自己的花园，更有一些有势力和财力的贵族办起这类收藏品的博物馆和图书馆。意大利的文学、雕塑、建筑、绘画等艺术形式在历时400年左右的复兴中，不是以革命的、摧枯拉朽式的疾风暴雨来荡涤中世纪高度宗教化的一神观念，而是以一种温和温情的方式将人性元素渗入人的纯神性统治的精神世界中，并占据一定的位置，形成西方人一种新的人文主义精神。

——摘编自刘云德《温柔的背叛-意大利文艺复兴再认识》

材料二   中世纪晚期，西欧基督教社会出现了基督教的崇高理想与罗马教会的卑污现实之间的巨大反差。“至第十五世纪而两者悬殊之甚，已非任何巧妙的解释所能掩饰。理想仍属基督教的，仍属一种统一、和平与安分的理想；而现实则为地方战争、为对于财富与地位的巧取豪夺、为权力的分裂。”为了克服这种尴尬状况，中世纪末期的西欧社会可能采取的变革方案只有两种：一种是顺应罗马教会人欲横流的社会现实，撕破虚幻的神性面纱，理直气壮地为人性的合理性进行辩护；另一种则是以虔诚的信仰来对抗堕落的教会，以圣洁的神性来驾驭败坏的人欲，重振早期基督徒的纯真信仰和淳朴道德。这两条方向相反但是目的相同的变革之路，分别表现为15-16世纪风靡西欧的文艺复兴运动和宗教改革运动。1520年，路德在与罗马教廷公开决裂之后，发表了《告德意志基督教贵族公开信》等“宗教改革三大论著”。在这些文章中，他把矛头对准了凌驾于世俗权力之上的教皇专制制度，号召德意志贵族们支持宗教改革，建立国家教会。

——摘编自赵林《论文艺复兴与宗教改革的文化意义》

材料一   三教合祀是将孔子、佛祖、老君圣像并列奉祀于同一庙宇空间的信仰实践形式，其历史起源可追溯至唐代中后期。早期三教合祀庙宇的修建者主要是僧人，这些僧人在修持佛法的同时也熟习儒、道经典，他们认为儒、道与佛在具体教法方面虽有高下之分，但本质上都与佛法相通、有利于普渡众生，故可共同尊崇。早期佛教固有的“一佛二弟子”造像传统为三教合祀庙宇的修建提供了图像学基础，并逐渐形成“以佛居中、老君居左、孔子居右”的圣象位次模式。三教合祀庙宇具体名称包括“三教道场”、“三教院”等佛教类名称。唐代统治者在尊奉儒家正统的同时，将佛道视为辅翼教化的有力手段，对于儒释道三教都予以认可、扶持。到了宋代，社会上普遍形成“三教一致”、“三教同归”的思想氛围。三教合祀也充分契合了普通民众对提高祈愿“灵验性”的关切及“多多益善”的淳朴观念，因此得到民间社会的广泛参与和支持。

——摘编自王群韬《三教合祀庙宇考源——“佛教中国化”的信仰实践视角》

材料二   1536年，宗教改革后的瑞士将宗教的管辖权收回本国管理，日内瓦完全成为加尔文实现其宗教理想的试验场。在政教合一的共和体制下，加尔文对市政厅的谕旨得到了完全的执行，其中也就包括于1541年颁布的、对瑞士钟表业产生最为直接影响的《教会法令》和《限制奢侈法》，它们极大地打击了首饰业。随着教徒与日俱增，新教教堂在各地雨后春笋般建立，仅在法国的加尔文教派就有着约2150所教堂、约100万名教徒。尽管它们不需要奢华的礼器，但这些教堂仍需要大量的钟表来报时。16世纪中期，日内瓦成了新教徒的避难堡垒，吸引了全欧洲新教徒的资金。这些钱除了用于宗教改革外，也促进了钟表业的发展。加尔文赋予新教伦理节俭、勤勉等商业美德，这与资本主义精神有机结合起来，促进了社会财富的积累。随着宗教改革的深入，社会时间观念增强，制表匠对制表工作产生了无限的热爱和坚定的信仰，这种执着的工匠精神给瑞士人带来巨大的财富。

——摘编自马丁《欧洲宗教改革与瑞士钟表业的崛起》

材料一   钟表旅行记机械钟表最早出现于12世纪的意大利，主要服务于天主教国家和地区宗教活动仪式的开展。随着宗教文化的交流，钟表旅行到法国和瑞士等地。新大陆的发现和耶稣教会登陆东方，引发了钟表向美洲和亚洲的旅行。16世纪中期，钟表成为打开东方古老国家大门的钥匙。从钟表完成全世界旅行的那天开始，标准的、统一的世界时间就被构建了。

——摘编自刘小芳《从计时器到奢侈品》

材料二   钟表帝国瑞士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钟表帝国”，这与宗教改革有着密切的关联。宗教改革中的一些法令为钟表业的发展排除了劲敌首饰业，并将那些从事首饰业的工匠转化为钟表业的潜在技术人员。同时宗教改革发生后，受到宗教迫害的法国宗教难民等，又为瑞士钟表业的兴起提供了技术、资金、人才以及销售网络等资源，也使得宗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有机地结合起来，从思想层面上促进了钟表工业的发展。在上层建筑领域，改革者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为钟表工业的发展创造了一个适宜的环境，同时缔造了一个钟表之城日内瓦，又对瑞士近代城市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宗教改革糅合了人才与科教研事业，推动瑞士钟表帝国的崛起，对瑞士近代的经济、社会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摘编自马丁《欧洲宗教改革与瑞士钟表业的崛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