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程朱理学把“理”当成最高的本体，把宇宙实体和宇宙规律与儒家伦理的原则结合起来，在道德实践上，“理”被强化为外在的、客体性的权威。虽然这个外在的、客体性的权威有其很强的道德规范和指导功能，但对人的主观能动性是有所抑制的。因此，理学的进一步发展，就有了心学。陆九渊、王阳明相信人心就是理的根源，也是道德法则的根源。他们提出“心即是理”，相信自己的内在价值更胜于外在权威，使人的道德主体性进一步发展。所以，从理学到心学，宋明理学的发展经历了一个逻辑的内在的展开。

——摘编自陈来《中华文明的核心价值：国学流变与传统价值观》

材料二：宋明理学曾在启蒙运动时期被广泛推崇。伏尔泰就曾指出，“我们不能像中国人一样，真是大不幸！”“他们帝国（中国）的组织，是世界上最好的”“中国是地球上人口最多，管理最好，而且最优秀、最古老、也是最广博的王国”。当然，伏尔泰为了达到反对宗教神学的目的，对中国文化和以宋明理学为代表的儒家思想的赞美有言过其实之嫌。但就其结果而言，他这种对中国文化的极度赞美对法国的启蒙运动倒是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美]麦克尼尔《世界史》等

材料三：16-17世纪的中国，新的经济形态还十分微弱、脆嫩，明清时期的早期启蒙思想家们先天不足，具有一种时代性的缺陷……黄宗羲、唐甄们提不出新的社会方案，而只能用扩大相权，限制君权、提倡学校议政等办法来修补封建专制制度。孟德斯鸠、卢梭们则拿出了三权分立、君主立宪制、民主共和制这样的资产阶级国家蓝图。这表明，中国明清时期的启蒙思想与18世纪的欧洲启蒙思想属于两个不同的历史范畴。

——张岱年等主编《中国文化概论》

材料一   中国明清之际确乎存在着一种其精神特质与欧洲启蒙运动的精神特质多少有些相似的思潮。但是，明清之际启蒙思潮与欧洲启蒙运动毕竟是在不同时代和不同文化背景下发生的，其精神特质有很大差异。首先，中国明清之际启蒙思潮发生在16-17世纪的资本主义萌芽时代。此时的中国，在产业方面，尚只是在工商业较发达的苏（州）、杭（州）等少数地区出现少量资本主义性质的手工工场。与之相应，社会中尽管逐渐分化出了一个强烈要求发展工商业的市民阶层，却尚远未形成一个资产阶级，就是市民阶层在社会上的势力也显得很单薄，根本不足以与当时仍然强大无比的封建势力相抗衡。其次，中国明清之际启蒙思潮，发生在一个具有以“天下为家”和皇权至上为主要特征的政教合一文化传统的社会里。这种文化的实质，在于封建宗法等级制度。这种制度，到了明清之际，主要由于受到商品经济的冲击和政治剧变等因素的影响，发生了空前严重的危机。

——摘编自周可真《明清之际启蒙思潮与近代欧洲启蒙运动》

材料二   启蒙运动时期，欧洲的启蒙思想家，特别是法国的哲学家，在中国形象中发现批评现实的武器。在推翻神坛的时候，他们歌颂中国的道德哲学与宗教宽容；在批判欧洲暴政的时候，他们运用传教士们提供的中国道德政治与开明君主专制的典范；在他们对君主政治感到失望的时候，他们又在经济思想中开发中国形象的利用价值，中国又成为重农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楷模。……值得注意的是，每一场争论的结果，似乎都对西方心目中的中国形象不利。宗教之争最后证明中国人不是无神论者，而是更为原始的多神论者；政治之争证明中国不是开明的君主专制，而是依靠棍棒进行恐怖统治的东方专制主义暴政的典型；经济之争最后证明中国不是富裕，而是贫困，不是社会靠农业发展，而是社会停滞于农业

——摘自周宁《西方的中国形象史研究》

材料   “理性”是现代性事业的根基，它的“成长史”体现出大起大落的剧烈节奏。下表是西方不同阶段有关理性的主要观点。

——摘编自姚德薇《近代西方社会思想中“理性”概念的发展与演变》

材料一   我不想变成上帝，或者居在永恒中…属于人的那种光荣对我就够了。这是我祈求的一切，我自己是凡人，我只要求凡人的幸福。

——彼特拉克

第36条每一个真诚悔改基督教徒，即令没有赎罪券，也同样可以得到散罪或免罚罪

——“九十五条论纲”

本身自由，周围的人与自己平等——这才是真正的生活，人们的自然生活。

——伏尔泰

材料二   1492年哥伦布首次航行到美洲大陆，引发了一场在东半球与西半球之间的大交换。有学者称之为哥伦布大交换。欧洲移民漂洋过海来到新的土地生活，他们带来的小麦、葡萄、马匹、牛、猪等使得美洲食物和营养的供给快速增加：他们携带的传染病使美洲的土著人口数量锐减。美洲的玉米、马铃薯、番茄等作物在他们的传播下也在非洲、亚洲和欧洲生根发芽。

——摘编自《新全球史》和《哥伦布大交换》

材料三   

材料   西方美学思想的演变（节选）

——摘编自朱光潜《西方美学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