足球运动发展大事记

约1300年开始，足球运动在英国很多村镇作为庆典时的一种娱乐活动开展起来。活动没有成文规定，双方手脚并用，玩法粗野，被称为“野蛮足球”。

18世纪，足球运动由乡镇居民带入了城市的工厂与街道。

1863年，英格兰足球协会在伦敦成立，统一足球规则，现代足球诞生。

1885年，英足总承认职业足球的合法地位。

1890年，英格兰首次举办了正式的女子足球比赛，吸引了上万名观众观看。

1900年，在巴黎举行的第二届夏季奥林匹克运动会中，足球被列入正式比赛项目。

1908年，在伦敦举行的第四届夏季奥运会中，足球比赛参赛队开始以国家队组成。

1926年，在西班牙巴塞罗那举行的国际足联总会上，国际足联决定1930年在乌拉圭举行第一届国际足联世界杯。在此之后每四年举办一次世界杯。

——摘编自陈静姝《英国足球运动对城市文化影响的研究》等

材料一 18世纪的中国以物质技能和经验科学而论，都与欧洲不相上下，尤以伦理道德、政治实践见长于欧洲。中国茶文化雄霸英、法、荷兰，华瓷已随茶文化而发展到登峰造极的地步，成为欧洲日用器皿的大宗商贸。由茶文化牵动的中国装饰艺术、饮食文化与庭园艺术也在欧洲熠熠生辉。中国的君主政治也曾是法国朝野主张改革的人物追求的楷模。

——摘编自沈福伟《西方文化与中国》

材料二 19世纪60年代以后，西方文化开始大规模的由浅入深的被引进中国。以仿造西洋船炮、改铸传统火器为主要内容的科技引进与创新活动迅速兴起，出现了一段研究船械的热潮。与此同时，数学、化学、医学等科学也在中国广泛地传播开来。到20世纪初，清政府制定了相应的科技政策，鼓励发展科技，中国科学家队伍开始形成，许多留学归国的学者们给中国科学界带来了最新的研究成果和科学的思想，其工作成就为国际所公认，这标志着西方近代科技在中国的确立。除此以外，西式的服饰、饮食、建筑风格等也深深影响着中国的一些非农地区。

——摘编自张岂之《中国历史·晚清民国卷》

材料一   文艺复兴时期，弗吉里奥（1349-1420）将身体运动引入学校，认为体育教育应该培养充满世俗精神的、得到全面发展的、身心俱健的人。竞争精神被列为受教育者应该具有的一种首要品格，竞争精神的基石在人的天性之中。人具有一种渴望得到赞扬的天性。维多利诺（1378—1446）反对“灵魂的拯救只能通过对肉体的禁抑”，主张重视个体身心和谐发展。“人的发展应该包括身体的发展，理想的完全的教育因之也应包括体育在内，而不只进行心灵的训练”，即“从新的审视角度来看待受教会无端指责达千年之久的身体活动，建立正确的体育观，从而自觉地投身到体育活动之中”。

——摘编自石龙、王桂荣《西方体育人文价值的演变》等

材料二   英国思想家洛克（1632—1704）说，“三育（智育、德育和体育）并重体育为先”，英国教育的目的是培养绅士。从资产阶级进行海外竞争的需要出发，他重视体育，强调“为了我们的事业，健康对于我们是不可缺少的”，对一个民族来说，只有培养出“野兽般的体魄”，才能在斗争中立于不败之地。卢梭（1712—1778）指出：体育作为一切教育的前提，其任务是使受教育者的身体获得自然的发展；体育教育应该遵从儿童身心发展规律，让他们在大自然中快乐健康地成长。这一思想在近代体育史上独树一帜，对后来的自然体育学派产生了重要影响。

——摘编自赵冬等《试论三大思想文化运动对欧洲近代学校体育兴起和发展的影响》

材料一   路易十一统治时期（1461—1483年），一些封建贵族结成“公益同盟”，反抗国王。路易十一用战争与外交手段摧毁了贵族同盟，收回了不少贵族领地。1491年，查理八世又通过联姻合并了布列塔尼。至此，法国领土基本统一，近代法国版图轮廓初步确立。与此同时，封建地主制逐渐取代了封建领主制，各地之间的经济联系增强，经济关系上的差异性渐渐缩小。法国人民的民族意识也已经觉醒，民族文化发展。路易十一时，不仅军权、财权在握，而且疏远大贵族，从社会下层选拔贤能之士为官，设立行省高等法院，强化了统治体系。在他的统治之下，三级会议仍然召开，但一切都仰承他的意志。

——摘编自沈炼之主编《法国通史简编》

材料二   在启蒙运动中，启蒙思想家所使用的强有力的武器是理性。在理性的引导下，启蒙思想家运用自然法理论批判现存的专制制度，抨击“国王就是国家的化身和象征”这一专制统治的传统理论基础，要恢复人的自由、平等和权利，并使之成为构建新型民族国家的基本内容。在王朝国家中，国王在很大程度上只是追求着自身的王朝利益，侵害着国家的公共利益，并且人民身为国王的臣民，深受专制统治之苦，在这种情况下，人民没有“祖国”，也不会产生爱国热情。只有当人人都成为公民、获得实际利益的时候，他们才会拥有一个祖国，并且热爱祖国，献身于祖国，这里实际上也就包含着这样一种深刻的含义，要建立这样一个新的“祖国”必然就是专制旧制度的推翻，君臣关系的改变，新秩序的降临。

——摘编自李宏图《西欧近代民族主义思潮研究》

材料   卡拉斯事件

1761年10月13日夜，法国朗格多克地区的图卢兹发生了一起案件，信仰新教的让·卡拉斯的长子马克·安东尼意外去世。图卢兹高等法院认定卡拉斯为第一犯罪嫌疑人并采用“有罪推定”的司法原则，坚持从宗教谋杀的方向调查，有意识地误导司法侦查。1762年3月10日，图卢兹高等法院判处让·卡拉斯车裂焚尸之刑。当时法国的高等法院、教会势力和伏尔泰等名人都主动或被动地牵涉进了卡拉斯案件中，对卡拉斯是否谋杀其子及其作案动机的揣测一时成为舆论关注的焦点。1763年3月，法国枢密院下令重审此案，卡拉斯被平反昭雪。

·没有什么比启蒙民众的思想更为有效地摆脱狂热的方法了，虽然民众曾普遍地受到无知和迷信的教育，如今我们看到的局面正是这种教育的后果。

——伏尔泰《论宽容》1762年

·这里的人的盲目自信会使你感到惊讶。尽管事情已经得到了纠正，但是他们仍然相信卡拉斯是有罪的。在这件事上，无论你说什么都没有用。

——科尔伯特1765年

·严酷的刑罚违背了公正和社会契约的本质。

——贝卡利亚《论犯罪与刑罚》1766年

材料一   中国自古以“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为国家观念的主要支柱。自春秋战国以降的两千余年间，“此悉土悉臣之思想，已深入一般人民之脑中”，维新派在批判了这种“自古以国为君主之私物，民为君主之私仆”的观念后，阐述了国民为国家构成之主体的新学说。梁启超写道：“国者何，积民而成也；国政者何，民自治其事也；爱国者何，民自爱其身也。”《国民报》也发文阐述道：“今试问一国之中，可以无君乎？曰可《国民报》指出：“何谓权利？曰：天之生人也，即与以身体自由之权利，即与以参预国政之权利。故一国行政之权，吾得而过问之；一国立法之权，吾得而干涉之；一国司法之权，吾得而管理之权利者，非国民也。”

——摘编自刘志琴主编《近代中国社会文化变迁录（第二卷）》

材料二   在法国从封建主义向资本主义转变的年代里，那些勇敢的启蒙思想家们以深刻的见解和犀利的笔锋猛烈抨击封建统治，宣传和颂扬必将取代旧制度的“理性”新时代，确实是“非常革命的”“伟大人物”。天主教炮制所谓“君权神授”说，把封建制度奉为神的恩赐和神意的体现，树立封建王权的绝对权威。因此，“一般针对封建制度发出的一切攻击必然首先就是对教会的攻击，而一切革命的社会政治理论大体上必然同时就是神学异端。为要触犯当时的社会制度，就必须从制度身上剥去那一层神圣外衣”。

——摘编自刘宗绪：《改变世界历史的二十五年》.李凤鸣：《十八世纪法国启蒙运动》

材料一   专制国王、文学巨匠、革命主角、科学之父……活跃在17世纪历史舞台上的这些人物，见证了英国社会各方面的变革与发展。显然，17世纪在英国历史和世界历史上有着极其重要的地位，没有这一时期的奠基，就没有英国后来的地位与辉煌。就在英国发生革命的同时，开始于文艺复兴时期的科学革命也在英国达到了它的高潮阶段。这两大革命由此构成了一副17世纪“双元革命”的奇观。……17世纪双元革命的综合效果主要是启动了启蒙运动——一场为现代社会勾画蓝图的思想运动，而现代民主政治的一些标准价值观的锻造也是在这个运动中完成的。

——马克圭《世界文明史》（上）

材料二   人们已经厌倦了战争，因为战争没有给他们带来任何好处。但国王和议会的矛盾必然要以某种方式来解决。当时，不论君主专制者或主张议会主权者都不能取得决定性的胜利。因而，不经过暴力而经过妥协来解决国王与议会间的矛盾是唯一可能的道路。

——许大华《论“光荣革命”对英国的历史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