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美国联邦制与德国联邦制有相同的背景因数。美国与德国都是在国家构建时选择了联邦制，而且都是分权制衡联邦制国家，在联邦制的演进过程中，美国经历了二元联邦主义、合作联邦主义和新联邦主义三个时期；德国联邦制在演进过程中经历了联邦国家单一化、新合作联邦制等。

——摘编自金飞《美国联邦制与德国联邦制比较研究》

材料二   根据美国宪法的规定，联邦权力并不绝对排除州的权力，对未禁止州行使而性质又不属于联邦专有的权力，州仍然享有相应的立法权。但根据联邦法律最高条款，联邦一旦就这些领域的事项制定法律之后，则州法律中与联邦法律相抵触的部分无效；联邦也可以通过立法完全排除州对某些事项的管理。在德国，州作为自身职权执行联邦法律时，联邦具有对（其）执行的指导权和合法性的监督权；联邦可以颁布一般性的行政法规，向各州政府派遣代表，也可以经联邦法律的授权向州政府发布指令。德国基本法第七十一条规定“在联邦专有立法权的范围内，各州只有在联邦法律明确授权的情况下，并在授权范围内，才有立法权”。

——摘编自杨利敏《关于联邦制分权结构的比较研究》

材料一   1792年初英国激进运动进入了一个新阶段。不仅激进协会在全国各地如雨后春笋般地纷纷涌现，而且还出现了激进协会的联合，直至组成效仿法国革命的“公会”与英国议会在政治上公开相对抗；和以前任何一场地方性的党派性的运动不同，不仅辉格党自由派、非国教徒，而且新兴的工业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也积极参加了激进运动。工人阶级也首次独立地登上了政治舞台，成为激进运动的中坚力量。造成了18世纪英国历史上最广泛和最深刻的政治与社会动荡。

——摘编自董煊《法国大革命与英国的激进运动》

材料二   英国18世纪的激进运动是在法国大革命这一外力触动下发展起来的，当这种外力消失之后，英国中下层民众的政治热情也很快走向低谷。1799年，英国议会通过《结社法》，禁止一切群众性社团的存在。这个法令的出台，使激进运动彻底失去了存在的基础。此后，这种以激进主义为旗帜的议会改革运动走向了低迷，直至拿破仑战争结束以后才重整旗鼓。

——摘编自胡玲《试析法国大革命对英国激进运动的影响》

材料一   韩非（约公元前280—前233）意识到人口增殖快于财货增加会导致“人民众而财货寡”，希望通过“务法”“务农”使“家有常业，虽饥不饿”。韩非认为：“凡人之生也，财用足则隳于用力。”故人人贫困才会加倍努力，而“征敛于富人，以布施于贫家，是夺力俭而与侈惰也”。

材料二   马尔萨斯（1766—1834）认为人口增加导致贫困，故应减少人口，理由是人口增加的速度快于生活资料增加的速度，则“次一等的打算自然就该使人口去适应生活资料了”。马氏强调，私有制以及个人负担养育子女的责任是控制人口的最有效制度，认为公有制会导致普遍贫困，贫困救济则会创造更多的贫困人口。

——改编自魏忠《韩非与马尔萨斯人口思想之比较研究》

材料一   在14世纪（尤其是爱德华三世统治时期），议会作为一种正式制度形成了，从此成为王国政府体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爱德华三世两次颁布法律规定每年至少应当召开一届议会。1376年，由于国王已经两年没有召开议会，同时政府的无能和腐败引起广泛不满，下院请愿要求每年召开一届议会以纠正王国存在的弊病。“百年战争”的爆发使南方重新成为王国的政治中心，此后一段时间，议会一直在威斯敏斯特召开。从14世纪中期开始，议会一般在星期一开幕。开幕式一般由大法官致辞。开幕式之后，上下两院便分开举行会议，讨论各自的议题。一般来说，在所有请愿都得到答复之后，国王才能解散议会。国王一般都会在临议会。

——摘编自刘鹏《十四、十五世纪英国议会的发展》

材料二   1689年5月24日通过的《宽容法案》是革命解决在宗教领域的重大成就。该法案授予除天主教和一位论派外所有非国教教派信仰自由，妥善解决了此前长期困扰英国的基于宗教因素的社会对抗。经过1688—1689年革命解决，辉格党成为新体制最大的支持者，辉格和托利两党开始以“真正的、重要的而又不是基本的分歧来划分界限”，两党互相间反体制性或互相毁灭的意愿得以根除，才终实现政治制度与政党制度间的彻底协调。

——摘编自丁浩原《近代英国政党政府的形成：1689—1762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