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我们发现日本社会变革具有自己的特征，那就是革命被改良所取代。明治维新使近代日本社会发生了质的变化，使之确立了民主政治制度并跻身列强之林。明治维新废藩置县、殖产兴业、富国强兵、文明开化等一系列改革措施是在德川幕府版籍奉还、王政复古的前提下进行的，近代日本构建起了以天皇为中心的中央集权政治体制。但正如幕府成立以来万世一系的天皇一直都没能真正掌权一样，近代的日本天皇也没能成为决策的真正核心，先是藩阀、后是军阀，控制着近代日本的政军大权。……日本除了学习西方的科学技术，还在政治法律制度上创立起近代国家框架。另外，在构建教育体系和转变思维模式上，日本也做了不少功课。……日本在古代曾吸收中国文化，实施和魂汉才的改革开放路线。近代以来，汹涌的西化大潮让日本无力抵挡，要想摆脱被殖民化的厄运就必须与列强为伍，并导入西方功利主义价值观。为此，必须排除作为虚学的理学，由西方的实学取而代之。明治政府的一些高官和智囊对于西方文化也是来者不拒并极端发挥，……西化派的极端做法遭到传统派的抨击，国粹派诞生并主张恢复日本的传统文化和道德价值标准。

——王屏《近代日本社会变革的内在逻辑》

材料二   一般认为，庚子事变（义和团运动和八国联军侵华）给清朝的统治带来了极大的危机。在这个事情之前，清政府对国内的统治还相当稳固，孙中山等革命党人还远没有成气候，暴力革命的主张不得人心……新政的前几年，还未涉及政治体制的改革，主要涉及编练新军、派遣留学生、废科举兴学堂、倡办实业等方面，当然，政府部门有一个较大的变化，就是外务部的设立。这些措施大都得到执行，并取得了不小的成果，比戊戌年只打雷不下雨的改革要实在很多。

从1905年派遣五大臣出使西洋考察宪政，政治改革被提上日程。统治阶层的想法其实很明确，就是既想迎合人们改革的呼声，又能保证皇权的延续巩固。考察团回国给慈禧报告，当然也尽可能捡好听的话讲，以打消她对立宪的犹疑；为皇家利益计，清政府自然选择德式君主立宪制为模板，开展预备立宪。……1908年光绪和慈禧的先后离世，使得这个改革的变数大增。……之后登台的载沣等人，甫一掌权，就开始自掘坟墓。罢免袁世凯，收军权，就是第一步臭棋。之后跟着上，铁路国有、皇族内阁，终于将清王朝的气数掐断。本来，宪政的方向是要限权、分权，但他们做的却是抓权、集权，完全背道而驰，而且做得火急火燎，极不高明。这样做的唯一效果是使1860年代以来支撑了清王朝半壁江山、一直对清王朝保持忠心的汉族地方实力派与清廷离心离德了。

——摘编自360百科网

——《官办企业的拍卖与日本早期资本主义经济特征》

材料一   1871年，日本政府正式推行“废藩置县”政策，颁布《户籍法》，次年进行首次全国户口调查，开始编制全国性户籍。《户籍法》规定“户籍旧习错综复杂，在于按照族属而不按地域编制，虽有遗漏而不便检查。此度编制之法采用臣民同等，华族、士族、卒族、神官、僧侣乃至平民，均按照地域编之”，“以其居住之地专收无遗漏为宗旨”，“根据各地方的土地的基本情况划分区域，以区为单位，各区设户长掌握其辖区内户数，人员生死出入等详细情况”。居住在同一地的家族全体成员为一“户”，“户主、直系长辈、户主配偶、直系晚辈、旁系亲属均须记录在册”。户主是家族之长，一户之主，家族成员按照尊卑、男女、长幼顺序记载，无论入籍、除籍、转籍均需户主申报。

——摘编自王鹏飞《近代日本户籍制度的建立与变迁》

材料二   城乡二元户籍制度伴随着新中国成立初期计划经济体制的建立而形成。……改革开放以来，随着人口流动性的增强以及城镇化发展，国家开始了户籍制度改革历程。1984年《国务院关于农民进入集镇落户问题的通知》颁布，规定农民可以自理口粮进集镇落户，并同集镇居民一样享有同等权利，户籍严控制度开始松动。1997年，国务院批转公安部意见通知，规定已在小城镇就业、居住、并符合一定条件的农村人口，可以在小城镇办理城镇常住户口。2012年底，党的十八大报告指出，要加快改革户籍制度，有序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同年国务院办公厅《关于积极稳妥推进户籍管理制度改革的通知》指出，要引导非农产业和农村人口有序向中小城市和建制镇转移，逐步满足符合条件的农村人口落户需求，逐步实现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

——摘编自李丹阳《新中国70年来户籍制度改革的演变历程、逻辑与趋向》

材料一   马克思曾说：“北美的发展是在已经发达的历史时代起步的……这些国家在开始发展的时候就拥有老的国家的最进步的个人，因而也就拥有与这些个人相适应的、在老的国家里还没有能够实行的最发达的交往形式。”1787年，美国制定了世界历史上最早的成文宪法。它宣布权力来自“人民”而不是“君主”，最高权力经由选举产生而不是基于世袭制。这相较于同时期的欧洲无疑更具有时代先进性。但也需要注意，美国宪法宣称的“人生而平等”，并非指经济上、生理上、智力上和个人成就上的平等，而是在“道德层面”的平等。

——摘编自魏南枝《寡头政治化的美式民主》

材料二

材料一   （美国）《联邦宪法》的制定者们在热切希望建立强有力的中央政府的同时，一刻也没有放松对于一切形式的专制政治的警惕……现代民主政治的一些行之有效的制度性要素应运而生。这些制度性要素主要就是一套“地域和体制的双向平衡机制”，亦即通过各州与联邦政府的分权……来实现各种政治权力之间的全面制衡，以防止任何一个政治势力单独控制全国的政治生活。

——马克垚《世界文明史》

材料二   首先是《权利法案》（1689年），规定非经议会同意，国王不能停止实施任何法律和征收任何新税……第三是“三年法案”（1694年），规定每三年必须召开一次议会，每届议会的任期不得超过三年……英国的王权还从来没有被套上这么多的“紧箍咒”。这个以往一直自以为只受制于上帝的权威，如今已完全受制于议会了，其神圣的光环已荡然无存。至此，国王的专权在英国已无可能。

——马克垚《世界文明史》

材料三   “由皇帝任命帝国宰相……（皇帝）有创制法律之权……皇帝有权召集、召开联邦议会和帝国议会，以及使议会延期或结束。”

——《德意志帝国宪法》

材料一   为促使日本早日成为近代化国家，德川幕府末期就开始聘请欧美专家指导工作，但主要集中在军事建设领域，影响不大。明治政府建立后，把“求知识于世界，大振皇基”作为施政纲领。1871年，立法院明确提出：“欧洲学问各有专门，一人难以兼通，为备咨询顾问，可酌雇洋人五、六名。”从1868年至1889年，日本政府共聘请2299名外国专家，其中来自英美等当时世界上最发达国家的就有1736人。私人企业雇佣外国专家12540人次，涉足近代化建设的各个方面。这些专家，或担任政府的施政顾问，或在工厂传授技术，或在学校任教，他们不断传播的先进理念，促进了日本近代化事业的开展。1890年前后，外国专家的影响力开始下降，日本政府逐渐走向产业自立，独立承担起近代化建设的任务。

——摘编自岳恒《外国专家与日本近代化（1853-1890）》

材料二   1860年，清政府首次聘用美国人华尔在炮艇上当大副，又陆续聘用大量外籍军官训练军队。1861年，奕䜣以法国不仅愿出售枪炮，而且“肯派匠役教导制造”为由，向咸丰帝提出“倘酌雇夷匠数名，在上海制造，用以剿贼，势属可行”的建议，得到批准。据统计，洋务派先后聘用外籍专家1033人，主要集中在军事和民用企业及教育机构，民间企业聘请洋匠则寥寥可数。顽固派高唱“根本之图，在人心不在技艺”的论调，在一副攻击同文馆的对联中写到“诡计本多端，使小朝廷设同文馆；军机无远略，诱佳子弟拜异类为师”，从而使外聘人才政策在执行过程中遭到了重重阻力。同时，洋务派在引进技术、创办企业过程中，存在过分依赖洋员的现象，在培养本国新式人才方面收效甚微。

——摘编自徐茂慧《近代中日两国聘用外籍专家比较研究》

材料   半开化的国家在汲取外国文明时，当然要取舍适宜，但是文明有两个方面，即外在的事物和内在的精神。外在的文明易取得，内在的文明难求……汲取欧洲文明必须先其难者而后其易者，首先变革人心，然后改革政令，最后达到有形的物质。按照这个顺序做，虽有困难，但没有真正的障碍，可以顺利达到目的。倘若次序颠倒，看起来似乎容易，实际此路不通。

——摘编自福泽谕吉《文明论概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