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中国古代社会结婚的男女双方不得不遵从“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结论双方当事人在结婚这件事情上毫无自主选择的权利。中国古代家长对于子女结婚的包办，大多是从“传宗接代”的目的出发，而忽视子女的个人选择。同时中国古代结婚制度中的结婚程序繁多，自西周时期首创的“六礼”，虽在历史的进程中不断简化，但作为传统习俗仍一直延续下来。

—摘编自潘文波《中国古代结婚制度之演变及其启示》

材料二 陈旧的婚姻观念总要被不断进步的社会所抛弃，鸦片战争后，尤其是五四运动和新文化运动吹响了思想解放的号角，同时也吹响了近代中国婚姻观念变化的号角，古老的中国拉开了婚姻观念变革的大篆。封建包办的婚姻逐渐被废弃和淘汰年轻人在选择婚姻时有了自己的判断和自主权。爱情、自由、平等、尊重等信念被注入新的婚忘观念腐朽的、不平等的婚姻观念和模式逐步退出了历史舞台。这一时期的婚姻观念变化主要体现在婚姻目的的变化、婚姻媒介的变化、婚姻决定权的变化、择偶标准的变化、夫要关系的变化。

—摘编自王莹《中国近代婚姻观念变化之梳理》

材料三 19世纪末，英国一些贵族虽有光荣的头衔，却缺少支撑门面的钱财，他们明显地感受家道中落，入不敷出。于是，贵族也十分渴望得到工商阶级的扶持，来弥补自己经济上的亏空。这种需求和“暴发户”(资产阶级新贵族) 的需要极易一拍即合，形成互利的合作。这种合作的最好方式是联姻，联姻的结果是皆大欢喜。贵族们获得了财富，从而能更神气地保持贵族的风度和体面；“暴发户”则使子孙们获得了光聚的血统，从而在上流社会中挣得一席之地。

—摘编自钱乘旦、陈晓律《英国文化模式溯源》

材料一   优先股制度起源于19世纪前期的英国。由于当时英国铁路和运河建设对资金的巨量需求，以及政府对公司债券融资的比例限制，许多大型工程由于资金匮乏不得不中途停顿，优先股便在铁路公司中应运而生了。当时的优先股既享有事先约定的固定收益、又可同普通股一起参与股息分配。19世纪30年代，美国几家在马里兰修建铁路和运河的公司因为资金短缺不得不向当地政府求助。马里兰州政府考虑到铁路建成的巨大利润，在1836年通过的法案中同意向其注资，但要求在三年后保证每年6%的股息，且股息支付顺序位于普通股之前。此后美国优先股制度不仅在基础设施领域，而且在采掘、冶金、纺织等行业亦被广泛采用。当时的优先股一般享有议决权，但1870年俄亥俄州颁布法律规定优先股不得享有议决权之后，优先股的议决权逐步被舍弃，现代意义上的优先股逐步成型。

——摘编自郭岩伟《近代中国中外企业制度对比研究》

材料二 清政府以新式企业从国家政府手中得到了经济上的实惠为依据，要求企业向其提供各种形式的报效。这种情况在洋务时期官督商办股份制企业中比较普遍，报效成为这类企业盈余分配的一个重要方面。有的企业直接在章程中写明报效的条款，有的则奉命提供无偿服务，有的则被要求承担一部分社会职能。如1882年电报局转为官督商办，议定从当年五月起，缴还官本银六万两，以后在五年内分期续缴银二万两，免计利息，其余垫款约九万八千余两，则以军机处、总理衙门、各省督抚及出使大臣的洋务、军务电报作为头等官报，将其应收的电报费陆续抵缴，此项抵缴完毕后，头等官报也不收电报费，作为电报局对清政府的报效。

——摘编自严亚明《晚清企业制度思想与实践的历史考察》

材料三   外商在华企业（至少在特种股票发行方面），直接承袭了西方近代数百年来形成的成熟企业制度。而华商企业的企业制度则借鉴西方并融合了传统的投融资理念，且只有数十年的发展历程。同时在近代中国的大部分时期内，外商在华企业在税收（如厘金）、融资（如股票溢价）、法律（如租界）等方面拥有诸多特权，而这种地位上的不平等又进一步迟滞了华商企业制度演进的进程。

——摘编自郭岩伟《近代中国中外企业制度对比研究》

材料一   大机器工业破坏了她们过去走不出家庭与家族关系的狭隘圈子的宗法关系的闭塞性，吸引她们直接参加社会生产，19世纪初大批中下层妇女开始涌入工厂。据统计，1839年英国棉纺织厂工人总数为259336人，女工146395人，占棉纺织工人总数的56.45%。19世纪中期，职业妇女的人数在全国劳动者中约为30%，工人的妻子成为男工不可缺少的帮手。随着工业化的深入和扩展、女子教育的改革发展，中产阶级妇女的自主意识逐渐增强，她们在教师、护士、医生、科学家等工作岗位都干得有声有色。妇女越来越独立且经济地位的提高自然要求相应的政治权益，宪章运动中的劳动妇女己不再满足于对男人组织的简单模仿，她们开始组建自己独立的组织，到1848年终于成立了统一的妇女组织一“全国妇女宪章协会”。这些使得妇女的婚姻自主权，财产权也相应地得到提高，由于妇女们的不懈努力，1870年英国历史上的第一部《已婚妇女财产法》宣告通过。

——摘编自尹丽曼《论工业革命时期英国妇女的社会地位》

材料二   19世纪中后期，西方工业冲击使依靠纺织维持生活的妇女失去了生计，被迫进入纱厂、丝厂、火柴厂等，1915年，其中女工为245026人，占工人数的三分之一以上，而且还出现了教师、医生、护士、记者等知识妇女。职业角色发生变迁改变了性别分工中“男主外，女主内”的思维模式，女子的地位随之变化。近代思想家们从实现人的社会化与促进社会变革的关系中，对近代妇女社会角色进行了定位，梁启超认为“女子握生之大原，居人数之半，国之兴亡，女子与之有密切联系”、“要让妇女都受到应有的教育”。1898年5月，中国人自己创办的第一所女子学堂一经正学堂在上海诞生，1915年中国有女子学校3766所，女生人数达180949人。由此衍生出了个性解放、婚姻自主等新观念。观念的转变又引起了行为方式和生活方式的更新，促进了人的近代化和社会的发展。由于历史上沉淀太久，使得女性社会角色的转变在地域、阶层。上也不平衡，城市强于农村，东南沿海强于内陆，知识分子、留学生强于一般民众。

——摘编自王晓丹《近代中国社会转型与女性社会角色的变迁》

工业遗产是指建筑群与机器、工场和工厂、矿山与处理提炼、能源、交通等具有历史、社会、建筑或科学价值的遗址。它起源于1950年代英国的“工业考古”。1975年，欧美等国开始关注工业遗产的保护。1995年以来，工业遗产的保护越来越受到世界范围的高度关注。以下为截止到2010年世界工业遗产的统计情况。

材料一   世界工业遗产登录时间分布图

材料二   世界工业遗产各洲产业分布表

——摘编自崔卫华《世界工业遗产的地理、产业分布及价值特征研究》

材料一   中国古代历来重视生态环境的保护与治理。据《史记·五帝本纪》记载，黄帝轩辕氏曾要求部落成员节用水火财物，这是我国较早有文字记录的生态保护思想；等到西周时期，已经开始有保护环境的法令颁布，其名曰《伐崇令》；在战国时期，秦国曾经颁布了一部保护环境的法令《田律》。古代中国的环保工作由专职的“虞衡”部门负责。 “虞”是山林川泽资源保护的监督机构， “衡”是山林川泽资源保护的执行机构。到唐朝，统治阶级十分重视国土合理开发利用与环境整治问题，据《旧唐书》记载，当时的政府把京兆、河南两都四郊三百里划为禁伐区或禁猎区。我国各朝各代在修筑道路时，都要在街道两旁植树。秦始皇统一六国后，修建了以咸阳为中心的驰道，并且下令在道旁每隔三丈栽青松一株。在民间，老百姓在修建住宅时也先要在其周围植树。

——摘编自张颖慧《我国古代的环境保护》

材料二   外国环境法的历史，最早可以溯及中世纪以前的欧洲。在中古时期的11世纪，由于西欧兴起了城市，因此环境卫生和空气污染问题便开始产生。现在可以找到的最早的欧洲环境法律，是英国国王爱德华一世在1306年颁布的禁止在伦敦使用露天燃煤炉具的条例。作为工业革命发祥地的欧洲，在自由资本主义经济产生的初期已经出现了因都市化和人口集中带来的环境污染问题。因此，进入19世纪以后，生活环境卫生便成为环境立法的主要对象。1810年10月15日，拿破仑法令（《法国民法典》）被普遍适用于法国、比利时和荷兰，其内容涉及消除从工厂或车间散发出来的不卫生的、危险的以及具有妨害作用的臭气。在消除空气污染问题上，卢森堡在1872年建立了排放许可制度，德国在1869年设立了专门机构。另外，英格兰在1863年、意大利在1865年和1888年还分别制定了防止有害于健康和安全的控制工业空气污染措施的法律。

——摘编自汪劲《外国环境法简史》

材料一   工业革命时期，英国人口发生了深刻的变化。1701年英格兰和威尔士两座城市的人口为582.6万，1851年达2087.9万。1701年，北部和西北部在总人口中占43.5%，伦敦和南部占56.5%，1831年，北都和西北部49.9%，伦敦和南部50.1%。就人口的流向看，1696年.英国农村人口约占总人数的3／4，而到1831年时，全国从事农业人数还不到全国总户数的30%。

——摘编自黄光耀《工业革命时期英国人口发展的特点及对社会经济的影响》

材料二   1642年英国成年男子的识字率仅为三分之一、到了1840年时，达到了三分之二、妇女的识字率也达到50%。同时，国家开始干预和兴办教育，19世纪30年代开始，出现了新大学运动，很多实用学科进入大学课堂，为社会培养了众多科技人才。

——摘编自马建康《工业革命对英国国民教育发展的影响）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