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中国很早就有生态保护思想，如“禹之禁”和商汤“网开三面”“德及禽兽”等但自春秋以来，王公贵族不断在林麓、沛泽之中广设各种名目的禁地，成为弋猎、游乐的场所秦律规定于“禁中”偷猎要罚做苦役；汉武帝推行盐铁官营，山泽禁令更趋严峻然而秦汉实行山泽专控并非为了保护生物资源，是出于保障赋敛及强化社会控制等统治需要《唐六典》《通典》等书中有关禁渔猎的法令不算很少，但这些禁令常缘于皇帝的宗教信仰，不惜影响百姓正常生活宋代江南围湖造田渐渐失序，导致无法逆转的环境危害.而由北方民族主导的王朝，因其牧畜、射猎传统，相对重视林草和野生动物保护，例如《元史·刑法志》《元典章·围猎》即有不少相关规定明清时期，随着人口的快速增加，生态环境的压力越来越大，设立护林、禁伐、育林之类碑刻是当时各地实施山林保护的常见举措

——摘编自王利华《思想与行动的距离——中国古代自然资源与环境保护概观》

材料二：新中国成立初期，在党中央的领导下，全国开展了一场规模空前的植树造林运动，1952—1957年共造林22710万亩同期，我国还确定了全面规划、合理布局、综合利用、依靠群众、保护环境、造福人民的环境保护方针，并通过了《关于保护和改善环境的若干规定》，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党和国家强调处理好生态安全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标志着我国生态安全观步入全新的发展阶段1989年，我国公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还设立了国家环境保护局作为国务院的直属机构2000年，国务院发布了《全国生态环境保护纲要》，首次提出环境安全的概念，党的十八大以来，确立了以人民为中心的生态安全民生观、以绿色发展为导向的生态安全发展观、以制度为保障的生态安全法治观、以山水林田湖草沙为整体的生态安全系统观、以人类命运共同体为目标的生态安全全球观

——摘编自李冠晔《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共产党生态安全观的历史演进》

材料一   史料1《宋史·选举志一》记载：“景德四年，命有司详定考校进士程式⋯⋯试卷内臣收之，付编排官去其卷首乡贯、状别，以字号第之，付封弥官誊写校勘，用御书院印，付考官定等毕，復封弥送覆考官再定等。”

史料2   浮票是古代为确认考生身份，防止替考作弊的一种核验票证，上书考生姓名、试场座次、弥封编号等信息。

材料二   洋务运动时期，同文馆设立之初只是个单纯的培养西方语言人才的机构。但当时读书人的最终目标是入仕为官，只有将接受新式教育的知识分子按传统的取仕途径授以官职，才能选拔到洋务运动所需人才。因此，清廷对同文馆毕业学生的升迁作了明确的规定，如京师同文馆规定：“大考绩优，可授七、八，九品官。在馆绩优学生，固有随时派充总署翻译，或赴有关衙门差委，或分赴各省任职，或随使出洋，或担任教职，出路不一而定，其七品官大考两次，可以投为主事”，新式教育选官从此开始。

——摘编自逯慧娟《同文馆与中国文官制的近代化》

材料一     史料一     《周礼》记载：“大司徒之职，掌建邦之土地之图与其人民之数，以佐王安扰邦国。”

史料二     图中绘有山脉、河流、居民点，着重标出了9支军队的驻地、军队番号、防区界线、军事设施和行动路线。图幅中部的三角形城堡，是各支驻军的指挥中心。指挥城堡后面注有“甲钧”“甲英”的地方是军队武器、粮草的集聚地。

史料三   《晋书·裴秀传》记载，裴秀曾提出制图六体：一为“分率”(比例尺)，二为“准望”(用以确定地貌、地物间的相互方位关系)，三为“道里”(用以确定道路距离)，四为“高下”(相对高程)，五为“方邪”(坡度起伏)，六为“迂直”(实地高低起伏与图上距离的换算)。

——摘编自葛剑雄《中国古代的地图测绘》

材料二   东周时期地图多用于献祭或军事功能。《禹贡》中地理区分五服，不是按照自然条件划分的，而是按政治地位划分。秦朝地图是行政管理文牍的一部分，地图和其他档案资料有助于保证各种典章制度延续传承。汉代以来，朝贡国的贡品中常常有地图，作为臣属的标志。汉代以后，地方各级政府都定期向中央造送地图。古代中国地图多山水图画式，且图很少，多文字注解。即使后来方志地图多了起来也是为了辅助文字说明。古代中国并没有专门的地图测量官员，即使涉及到地图绘制的定量技术，也多是借鉴天文学、水利学和农学。

——摘编自(美)余定国《中国地图学史》

材料一  唐朝为了确保国家赋役征发，户籍登记要注明户内人口的姓名、性别、年龄、是否课田，土地名目、段亩、四至等。为防止脱籍漏户，沿用隋朝的“貌阅”制，即每年由各县对户口核查登记，上报州和尚书省保留。在户籍管理上，唐朝推行乡里制和坊村分治。乡里是地方自治组织，也是国家权力机关的最基层机构。管理者由民间实体家户构成，承担各种事务和责任。坊的居民主要是贵族和商人等，而村的居民主要是农民。坊和村都各自设职，掌管户口。坊和村之间，有着明显的等级差别，不可随意逾越。唐朝还制定了有关户籍的律令，对不登籍之户，或“脱口者”，一经查出，“家长徒三年”。 

材料二 新中国建立后，重塑社会结构成为国家面临的主要任务。新中国的户籍制度最先在城市酝酿确立，如北京在1950年初制定了户口规则，废除了国民党政府的户口管理办法，并进行户口清查，确立起新的户籍管理制度。同时在农村通过查土地、查户口，废除了旧的土地及保甲制度，配合了土地改革，稳定了农村社会秩序。1953年，为了做好第一届全国人大和地方人大代表选举的准备工作，制定了《全国人口登记办法》，通过人口普查为新中国户籍管理奠定了基础。到1956年时，全国性户籍制度建立起来，并由公安部门统一管理。

——以上材料均摘编自马福云《当代中国户籍制度变迁研究》

材料一   西汉初年，农村人口以自耕小农为主，基于这种情况，控制与保护小农是地方政府的基本职能。户籍制与乡里制是当时国家控制小农的主要形式。通过这种形式，把分散的小农纳入帝国官僚体系，负担国家的赋税、徭役和兵役。国家同时采取各种保护性措施，防止小农分化和农民流散逃亡，如假民公田、赋民公田、赈灾、防灾，加强水利建设等。而对土地兼并尽管从晁错到董仲舒都大声疾呼，从汉武帝到王莽都力图解决这个问题，但土地兼并仍势不可挡地向前发展。东汉初年度田失败以后，国家就放弃了这个方面的努力。

——摘编自吴宗国主编《中国古代官僚政治制度研究》

材料二   唐朝土地兼并加速发展，自耕农比重逐步下降，佃客比重上升。随着这种比重的变化，地方政府的基本职能转变为对农民进行控制和协调。

政府职能的一个重要方面已经成为协调自耕农、佃客、地主、国家几个方面的关系。至于原来主要由政府直接负责亲自办理的赈灾、水利和修路等社会事务，往往是由政府出面号召而由民间操办。有些是官督民办，有些则径直由地方或宗族操办。地方政府成为纯粹的政务机关，解决民事、刑事纠纷成为重要的内容。

——摘编自吴宗国主编《中国古代官僚政治制度研究》

材料：古代社会自郡县制以来，政权只设到县一级，社会基层长期维持“乡绅自治”。这种治理格局概括为“皇权不下县，县下惟宗族，宗族皆自治，自治靠伦理，伦理造乡绅”。中国传统基层自治的存续，得益于既是社会经济单位、又是政治责任单位的家户制度和儒家意识形态的教化。

——任杰、郁建兴《中国基层社会治理中的自治、法治与德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