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   70年来新中国基层社会治理格局变迁

——摘编自彭秀良《新中国70年基层社会治理格局的变迁》

材料一   秦汉时期，由于简牍书写不便，更因形体繁重，运输保管不易，乡吏具体负责户籍的编造，县吏主要起监督、审核作用，户籍的正本放乡，副本呈县。由于乡吏是郡县任命，俸禄微薄，工作上经常有私派加征、盘剥百姓的行为。东汉末年，战事频繁，人口流动加剧，户籍散乱。魏晋时期，随着技术的进步，户籍转由县廷编造，并由县上报郡、州，直至中央政府。隋唐则彻底废除乡吏，继续强化以县廷为中心的治民方式。

——摘编自张荣强《从户版到纸籍：战国至唐代户籍制度考论》等

材料二   宋代，主户“均为五等”，施行五等分户制，并据户等征收赋役。客户在法律上具有独立的良人身份，在户籍管理上有自己的专属户籍，并未附籍于主户。此外，州县还编制丁籍，对象涵盖主、客户，以全体男性为统计范围，登记姓名、年龄，不计财产，主要是为了征发夫役和科派身丁钱。与唐代相比，宋代的未成年男性已经不再承担徭役。当发生饥荒时，朝廷也会依据丁籍存恤百姓。

——摘编自戴建国《宋代籍账制度探析》

材料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重视经济、金融工作，领导革命政权发行了一系列货币，这些货币被称为“红色货币”。大革命时期，共产党领导的农民运动中，浙江萧山，湖南衡山、刘阳、醴陵，湖北黄冈、麻城等地的农民协会纷纷开办了自己的金融机构，如黄冈县农民协会信用合作、浏阳金刚公有财产保管处等，用以发行流通券或纸币。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各根据地建立财政金融机构并发行货币。这些货币往往印制质量较差，材质多样。1932年2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在江西瑞金叶坪成立，同年7月开始发行纸币，面值有伍分、壹角、贰角、伍角、壹圆共五种，实行银本位制，纸币与银元等值兑换。另外还发行了壹分、伍分铜币及贰角银币。国家银行随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改名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西北分行，1937年10月，西北分行改组为陕甘宁边区银行。

——摘编自马静《大革命、土地革命战争及抗日战争时期的红色货币》（中国钱币博物馆视频讲解文案）

材料一 新中国成立之初，中国共产党在全国范围内推行土地改革。土地改革不仅是经济革命，更是政治整合。一是通过清匪反霸打击实际掌握乡村统治权和压迫普通农民的地主势力或其他黑恶势力，将分散在乡村社会的社会权利收归到国家政权体系中来，实现了国家政权对乡村社会的整合；二是国家政权在乡村社会末端建立起基层政权组织，将广大农民组织起来，将土地分配给无地、缺地、少地的农民。由此，农村改革之父杜润生先生称土地改革是“农民取得土地、党取得农民”。

——摘编自李华胤《我国乡村治理的变迁与经验探析》

材料二1980年，四川广汉向阳公社率先重建乡政府，开始了政社分开，废止人民公社，建立乡镇政府的进程。1982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确立了乡镇政府作为基层国家政权的政治地位，村民委员会是群众自治组织。村委会的建立使得农民成为乡村治理的主体。随着市场经济以及农村环保、民生事业的发展，市场组织、社会组织也成为了乡村治理的主体。2005年，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对农村各项工作提出更加全面、更加系统的要求。十八大之后，新型城镇化战略更明确地站在统筹城乡的角度上，以城乡一体化为目标，对农村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生态各个方面进行了全面部署。

——摘编自刘新《新中国成立70年以来乡村治理的历程与发展》

材料一   在中国古代国家产生之际，由于商品经济极不发达，家长制家庭没有像雅典那样分化为个体家庭，氏族部落内部虽然存在着一定程度的贫富差别，但是阶级分化并不十分明显。中国古代国家产生的动因主要不是由于氏族内部的阶级分化，而是部落之间的征服战争。部落战争的结果是征服者把被征服者置于自己的统治之下，从而使属于不同部落的人们组成了新的结构，于是原有的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家长制家庭便具有了地域的性质。在古代中国，家长制家族组织却与国家在某种程度上达成了一致，家长制家族组织不仅没有因为国家的产生而消亡，相反在国家产生以后得到强化，原有的家庭结构生长成为政治结构的补充部分，成为专制国家的重要支柱。

——摘编自陈恩林《谈中国古代国家形成的道路及特点》

材料二   随着西欧资本主义萌芽的产生，出现了市民阶级。文艺复兴时期，资产阶级举起人文主义旗帜，把斗争矛头直指以罗马教会为代表的封建制度，宗教改革运动对罗马天主教进行了更为猛烈的进攻，促进了民族意识的成长，他们关注、效忠与认同自己所在的民族和国家。16—17世纪，西欧建立了以王权为中心的君主国家，形成了大众忠诚于王权的新的政治认同，民族语言迅速传播与使用，文化教育也有了发展。由此，整个民众的民族意识与民族情感大大增强。随着王朝国家的建立，启蒙思想家指出专制君主阻碍着近代民族国家的形成。资产阶级高举起反封建的旗帜，打倒了王权，确立起人民主权作为新的民族国家的政治主体。从此，国家不再是国王、国王的领土和国王的臣民所组成，相反，而是由全体公民结成的统一的共同体。

——摘编自李宏图《论近代西欧民族主义和民族国家》

材料一   隋唐时期是中国疆域发展史上极为重要的扩展期，东北海疆经略是隋唐时期边疆治理体系中极为重要的一环。中央政府治理东北地区的方式主要有军事征伐以及设置行政机构。在东北地区设置行政建制，例如唐朝于辽东地区设安东都护府。在日本海西岸涉海地区设置羁縻政权管理海疆，还有开设互市贸易的经济途径。隋唐时期对东北海疆的拓展与经略为后世东北海疆的整体轮廓打下了基础，为东北地区留下了丰富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遗产。

——摘编自岳新超《边疆治理视角下隋唐东北海疆的拓展与经略》

材料二   辽代中央政府设置于由皇帝的翰鲁朵（宫帐）及四部落构成的行宫部落中，行宫部落无疑是其政治中心。但它作为部落组织，与草原其他部落一样，是一个庞大的畜牧生产集团。据畜牧生产周期的特点，游牧部落四季总是处于迁移流动中，这不仅为了避寒暑，同时也为了保证牲畜获得足够饲料以及保持和恢复牧场的肥力。这样的生产形式使行宫部落呈现一种动态，又因主宰国家事务的朝廷也置于这个部落中，所以辽代最高权力机构亦处于同步运动之中。于是便形成了与基于农业经济基础之上的中原政权截然不同的行宫政治。

——摘编自杨若薇《契丹王朝政治军事制度研究》

材料三   在长期的历史生活实践中，各民族成员在创造了本民族自身的民族文化的同时又共同创造了灿烂辉煌的中华文化。在这一漫长社会历史实践过程中，边疆各少数民族既形成了对本民族文化的认同，同时也形成了对中华文化的认同。

——摘编自张增勇等《论我国边疆治理视域中的文化认同问题》

材料   同中央一样，地方上也存在着多种途径的司法行政。这主要存在于京畿和少数民族聚居的地方。京畿“内奉京师，外表诸夏”，有着特殊的地位。历代在京畿设官分职，其权限和级别都高于其他地方。京畿地区的司法工作由首都各级行政长官负责，除处理本地区的诉讼之外，在一般情况下，“凡中都之狱，皆受听焉。小事则专决，大事则禀奏”，直接对皇帝或中央司法机关负责。中央的司法机关也兼管京畿的一部分司法工作。京城的治安机构一直多于地方，而这些治安机构都有兼理词讼的职责。此外，在京的中央机关，包括各部、院、寺监、府、侍从、警卫等机构，在一定程度和一定范围内也拥有与本部门有关的司法权。因此，京畿地区的司法行政总是多途并存。

少数民族聚居地区，不是地处“蛮荒”，就是该民族上层人士占统治地位。地处“蛮荒”者，有都护府、羁縻府、州或土官的设置，司法审判大多是“汉人用汉法，夷人用夷法”。而少数民族占主要地位时，各地方大都保留着本民族原有的行政体系，因此在司法审判上也与其他地区不同。如金代的猛安谋克制、清代的八旗等，在地方上与州县并存，又有各自的系统，并拥有相对独立的司法审判权。在这种情况下，凡涉及本民族的诉讼则自理，而事涉地方的则与地方长官会审，不同人犯采取不同的处置方法。

——摘编自韦庆远、柏桦编著《中国政治制度史》

材料一   罗马的治国思路是只管上层，不管基层。罗马帝国，只是环地中海的上层精英大联合，基层群众从来不曾被囊括其中，更谈不上融合相通。罗马的行省中，只有贵族、官僚能说拉丁语，基层群众基本上不会拉丁文。一旦上层崩盘，基层人民就各自发展，把罗马抛到九霄云外。

材料二   秦汉完成了“从封建到郡县”，打通了上层与基层，创立了县乡两级的基层文官体系。由官府从基层征召人才，经过严格考核后派遣到地方全面管理税收、民政、司法和文教，将不同地区的基层人民整合起来，聚合成一个大文化共同体。即便中央政权崩塌，基层的人民还能看懂同样的文字，遵循同样的道德，理解同样的文化。

材料三   秦汉与罗马，都对后世具有独特价值。罗马是西方文明的政治基因，而中国“秦汉之世，实古今转变之大关键也”。这两条不同的文明道路，各有高峰低谷。我们应当从高峰中体会到彼此的优点，从低谷中体会到彼此的缺陷，再寻找各自改进之途。

——以上均摘编自潘岳《秦汉王朝与罗马帝国比较》序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