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自秦始皇统一六国到内外交困的晚清政府，“家国同构”“家天下”都是封建王朝中君主、民众共同认可的国家观念。梁启超引进了西方现代国家学说，他认为完整意义上的国家，应该有统一的地域、民族、政府和政治法律制度，并在各方面维持其主权的完整独立。而所谓国家思想“一曰对于一身而知有国家，二曰对于朝廷而知有国家，三曰对于外族而知有国家，四曰对于世界而知有国家”。孙中山民族主义思想的发展与具体革命目标的变化密切相关，在革命认识与实践中，孙中山由最初的具有排满色彩的“汉族的民族主义”主张，逐步走向“中华民族主义”的民族主张。“五四”运动爆发以后，“中华民族”和“中国”概念的进一步宣传与发展，激起每个国人的国家认同感与民族意识。在中国社会从封建国家向近代民族国家发展的过程中，辛亥革命是一个重要的转折点。自此，中国开始了近代民族国家的建设道路。
——摘编自金素端《近代中国国家和民族认同图式的历史审视》
材料二：根据现代民族国家的一般特性，中国要想成为一个具备现代形态的民族国家就必须要达到以下标准：第一，中国境内的各民族都需要对“中华民族”产生认同感，认定自己不仅仅属于某个民族(种族）,而且也是中华民族的一员；第二，中国境内的各族人民要享有公民的权利，国家是属于人民的；第三，中国政府对内要享有最高的主权权威，对外要有独立的主权。这些特征的具备需要有一个逐步推进的过程，不是一蹴而就的。在中国共产党的构建过程中，要获得民族性，就需要进行民族共同体的认同建设；要获得公民性，就需要进行民主建设；要获得主权性，就需要取得反军阀和反帝国主义斗争的胜利。在不同时期，中国共产党所面临的具体实践任务是不同的，是相互盘杂的。
——摘编自承凤凤《中国共产党与现代新型民族国家构建研究(1921—1949）》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近代前期中国国家民族认同出现的原因，并分析其特点。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构建现代新型民族国家的主要实践，并归纳其成功经验。
(3)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说明近代以来中国构建现代新型民族国家的历史启示。
材料一 ：随着1911年武昌起义以及1912年中华民国建立，中国的民主政治体制初具规模，各界人士纷纷结成党政社团，颁布纲领，对中国今后的政治、经济、外交、文化、教育等发表看法，提出各自的主张。在当时的社会上，人们确实对结党结社倾注了极高的热情。自武昌起义到民国临时政府成立的几个月间，革命派的同盟会和立宪派的宪友会，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两派之间因政见理念不同、利益不同等而不断分化、重组，以至于一时间政党林立，直到中华民国第一届国会正式成立前后，又形成革命派与立宪派对立的两个大党：前者为国民党，后者为进步党。
——摘编自龚佩玉《浅谈民国初年的政党斗争——以唐绍仪出走天津为例》
材料二：在此政体结构内，如果议会较为强大有力，内阁和总理将被引向对议会负责的方向，否则他们就要对总统负责。副署权及政府预算表决权的设置似乎表明《中华民国临时约法》的制定者最初的动机是要建立一种责任内阁制。然而事实上，围绕权力的争斗以及责任在总统和总理之间的转移，使这一体制既非内阁制亦非总统制，而是责任不明的双重行政体制。这种体制除了使总统和总理之间产生经常性摩擦外，一无所能。
——摘编自杨天宏《论〈临时约法〉对民国政体的设计规划》
材料三：辛亥革命后，中国社会出现了有史以来未曾有过的政党政治蓬勃兴起的景象。但辛亥革命并没有改变中国的经济面貌，当时的中国仍停留在小农经济的基础上，清末民初的政党也不是近代资本主义经济成熟的产物。以袁世凯为首的官僚军阀集团操纵着中央政权，地方上的州县多为兵政兼行政，且都掌握在地方豪强手中，他们当然不可能去推进资产阶级的政党统治。政党之间，党争多于联合，个人恩怨超越党见，党派倾轧，内阁的频繁更迭，使民众产生了厌烦心理，从而失去了民众的支持。绝大部分党员对于政党政治的知识性认识往往只是一鳞半爪，只知一些名词而不明其真正含义。
——摘编自李爱峰、苏全有《发轫、争斗与失败：中国近代政党历程的反思》
材料四 ：一、国民政府本革命之三民主义、五权宪法，以建设中华民国。
五、建设之程序分为三期；一曰军政时期；二曰训政时期；三曰宪政时期。
六、在军政时期，一切制度悉隶于军政之下。政府一面用兵力扫除国内之障碍；一面宣传主义以开化全国之人心，而促进国家之统一。
七、凡一省完全底定之日，则为训政开始之时，而军政停止之日。
十九、在宪法开始时期，中央政府当完成设立五院，以试行五权之治。其序列如下∶曰行政院；曰立法院；曰司法院；曰考试院；曰监察院。
——《国民政府建国大纲》1924年4月12日
材料五：“五五宪草”标榜以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建国大纲》、训政时期约法为蓝本来制定，但最后呈现给国民的却是一部“一党专制”、总统独裁、民权受限、经济统制的宪法。何以至此？立法院于1933年1月着手进行宪法草案起草工作，直到1936年5月5日，草案才由政府公布于众。在这三年期间，各种各样的政治力量影响着宪法草案，但是占优势的力量，无疑是专制主义。立法院在1933年开始起草的是一个相对自由的宪法草案，到了1936年，早期草案中大部分具有民主色彩的条款都被删除了，而代之以对维持、发展蒋介石日益增长的势力有利的条文。
——易劳逸：《流产的革命：1927—1937年国民党统治下的中国》
主题二 中国共产党在根据地和解放区的制度探索
材料六：1927年11月，工农革命军第二次攻下茶陵县城。毛泽东立即指示召开工农兵代表大会，成立工农兵政府，保卫商店、邮局和学校。茶陵县工农兵政府成立后，立即号召广大群众建立工农武装，惩治土豪劣绅，土地革命在茶陵各地开展起来。1928年1月，遂川县工农兵苏维埃政府成立，颁布实施了《遂川县工农兵政府临时政纲》。临时政纲明确规定和保护广大工农的政治权利、劳动权利和受教育权利。
——摘编自戴雪梅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演进历程研究》
材料七：在当时的延安，中国共产党先后制定《陕甘宁边区抗战时期施政纲领》《陕甘宁边区宪法原则》等宪法性文件。建立干部管理制度，实行了干部的培养制度、教育制度、考核制度、报告制度、任用制度、奖惩制度等，做到了严管干部。实行统一财经制度，由于金融领域存在诸多制度漏洞、导致金污现象比较严重，所以建立和完善了自收自支制度、预决算制度、会计制度、审计制度、税收制度、地方财政管理制度、财务人员训练等财经制度，从而统一了财经，堵塞了漏洞，使得财政经济收支基本达到平衡。
——摘编自刘国成《延安时期从严治党的实践及现实启示》
材料八：抗日战争胜利后，根据党中央争取国内和平民主的方针，各解放区继续实行抗日战争时期确立的民主选举的各项原则和制度。一些解放区开展了民主选举运动，颁行了选举法规。1945年10月至1946年初，陕甘宁边区为召开第三届参议会首次大会进行了乡、县、边区三级普选。这次选举产生了10名边区参议员，包括各社会阶层的代表。在党派关系上，共产党员61人，国民党员19人，救国会员1人，无党无派人士89人。解放战争后期，对享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者的范围和条件作出新的规定。1949年1月，《东北解放区县村人民代表选举条例草案》规定：经军事法庭、司法机关和人民法庭判决剥夺公民权者，有反革命行为及民主政府缉办在案者等无选举权与被选举权。1949年6月，东北行政委员会明确地把“赞成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建设新民主主义新中国”，列为被选为人民代表会议代表的首要条件。其他解放区颁布的选举法规也有类似的规定。
——摘编自韩延龙等《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根据地法制文献选编》等
主题三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政治制度
材料九：一百多年来，中国人民为争取实现民主而进行的艰辛探索和奋斗，特别是中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成功实践，使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深刻地认识到，中国的民主政治建设一定要从中国的实际出发，总结自己的实践经验，珍惜自己的实践成果，同时借鉴其他国家政治文明的有益经验和成果，但绝不能照搬别国政治制度模式。
——摘编自黄勇《现代中国的民主政治建设》
材料十：第六十条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每届任期五年。
第九十七条 省、直辖市、设区的市的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由下一级的人民代表大会选举；县、不设区的市、市辖区、乡、民族乡、镇的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由选民直接选举。
第一百条 省、直辖市的人民代表大会和它们的常务委员会，在不同宪法、法律、行政法规相抵触的前提下，可以制定地方性法规，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备案。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1982年）
✱基础测评✱
(1)简析材料一中民国初年政党政治活跃的主要原因。
(2)概括材料二中《中华民国临时约法》规定的政体结构的特征，并结合所学知识说明该政体在设计上存在的缺陷。
(3)根据材料三并结合所学知识，归纳中国近代政党政治失败的原因。
✱能力提升✱
(4)据材料四，概括孙中山的主要政治思想，结合所学知识，分析其提出的时代背景。
(5)据材料五概括“五五宪草”是一部“一党专制”、总统独裁、民权受限、经济统制的宪法的理由，结合所学知识，分析“五五宪草”的危害。
✱历史纵横✱
(6)根据材料六，概括毛泽东在井冈山地区进行政权建设的内容，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上述政权建设的历史意义。
(7)根据材料七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党在延安时期制度建设的主要特点，并指出其重大意义。
(8)根据材料八并结合所学知识，简析解放区人民政权选举权和被选举权范围调整的原因。
(9)根据材料八并结合所学知识，说明解放区人民政权选举制度的积极作用。
(10)根据材料九并结合所学知识，说明新中国成立初期民主政治建设的主要内容。
(11)根据材料十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1982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在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建设上取得重要进展的表现。
材料一 1939年1月17日至2月4日，中国共产党在延安举行第一届参议会。到会的参议员有145人，其中有共产党员，也有国民党员和无党派人士；有工农、小资产阶级的代表，也有商人、地主、富农的代表。1941年11月，在陕甘宁边区第二届参议会第一次会议召开期间，边区参议会参议员、边区政府副主席、无党派人士李鼎铭等11人提出了“精兵简政”的提案，得到参议会表决通过。1943年1月29日，西北局召集政府和参议会常驻议员中的党外人士举行座谈会，向他们通报了西北局高干会的情况，并听取他们的批评与意见。《陕甘宁边区施政纲领》中明文规定：人民有用任何方式控告任何公务人员非法行为的权利。在各级参议会开会的时候，人民大胆地批评政府，积极提出意见。
——摘编自薛锋、贾民伟《陕甘宁边区“三三制”政权的人民性论析》
材料二 1948年上半年，各民主党派一致要求民主、和平，反对独裁、内战，赞成、支持中国共产党建立民主联合政府的主张。1948年5月1日，毛泽东致函李济深、沈钧儒：在当前的形势下，召集人民代表大会，成立民主联合政府，加强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的相互合作，并拟订民主联合政府的施政纲领，业已成为必要。1949年3月，中共七届二中全会批准了由中国共产党发起，协同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及民主人士，共同召开没有反动分子参加的新政治协商会议并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的建议。至此，中国共产党同各民主党派和民主人士就筹备召开新政协的有关事项取得一致意见，并成为新政协筹备与召开所遵循的基本原则。
——摘编自崔利宏、樊祎冰《西柏坡时期协商民主实践及当代启示》
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三三制”政权建设的特点。
材料一 在中国古代传统社会中，基层治理实行的是“士绅之治”，乡村的实际权力掌握在作为地方精英的士绅手里。士绅们具有公共地位，负责地方事务，其地位则是被其所管辖的乡民所授权的。乡绅必须要对乡民负责，接受乡民监督，一切行为举止要考虑公共舆论和道德习俗的影响，不得任性而为。尽管在一定程度上，士绅的角色类似于政府在地方管理的角色，但作为地方的代理者和维护者，在与国家政权的关系上，其维护的是地方的利益，而不是国家政权的地方代理人。士绅虽也必须受国家管制，但其自身活动空间较大，比如，在维护地方利益方面，其可以与地方衙门进行交涉。
——摘编自秦德君毛光霞《中国古代“乡绅之治”：治理逻辑与现代蕴意一中国基层社会治理的非行政化启示》
材料二 近代以来，国家面临治理任务日益繁多，控制乡村显得更加重要。于是，政府逐渐重视起对基层的治理，原来乡村自治的界限被国家打破，基层政权日益官僚化，统一编制，基层政权的代理人由国家指派和管理。一方面，国家权力也因此通过多种途径渗入乡村社会，国家对乡村的控制得到加强，地方势力把持基层政权造成的地方团体化也被打破。另一方面，这种变化也打破了“双轨政治”的平衡，使国家有力量剥削乡村，农民的利益受到损害，地方基层治理被严重破坏。
——摘编自王德成《中国基层治理的历史沿革及当代转型》
材料三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特别是党的十四大以后，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商品化经济程度不断加深，市场和政府在资源配置中地位的变化，中国基层组织逐渐形成了以街道党委为领导核心、以街道办事处为管理主体的治理模式，逐渐构建起“自治、法治、德治”相融合的乡村治理体系，同时，着力补齐农村基层社会建设短板。通过加强“街道办事处一居委会”体制，使国家政权的力量在城市基层不断得以强化，街道的行政组织机制也不断完善，居委会逐渐成为城市基层的“行政细胞”，行政能力与行政资源得到增强和提升。
——摘编自吴晓霞《当代中国基层治理的演进线索和内在逻辑》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中国古代传统社会城乡基层治理的特点。
(2)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影响近代基层治理转型的因素。
(3)综合上述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简析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基层治理的历史经验。
材料 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对传统戏剧进行内容、形式上的改造，将其逐渐发展为蕴含着革命话语的革命戏剧。在革命戏剧中，原来的道具、扇面、标牌等被领袖画像、五角星等取代，演员手里的道具都是象征革命和生产的武器，在形式上与政治象征紧密相连。戏剧表演中的对白都通俗易懂，农夫看完可以讲给家人或邻舍听；小孩看到日军枪杀中国同胞时，也会举着小拳头喊“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在革命戏剧中，中国共产党领导革命战争、阶级斗争，帮助农民实现解放；实行土地改革，将土地分给农民，实行减租减息；推动军民合作，推动生产发展；关注婚姻、疾病卫生等人民群众的实际利益。很多剧目都是根据当时真人真事改编的，这些积极参加劳动生产的英雄模范的事迹对普通民众具有强烈的号召力，更容易激发民众投身革命实践的积极性，在提高农民素质、动员民众参加革命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摘编自梁珊、秦燕《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革命话语的构建》
(1)根据材料，概括延安时期革命戏剧的显著特征。(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简析延安时期戏剧革新的意义。
材料一 (宋代)契约租佃经济下，富民和佃户各自以土地、资本和劳动力优势参与农业生产，改变了均田制下一家一户小农独立经营、自备生产资料的经营方式。 经由市场，富民购买占有大量土地，但单一地租收入无法满足他们自身多样化的需求，这一矛盾的解决需要通过市场达成。与此同时，契约租佃关系下土地兼并日趋严重，形成大量少地的五等下户和无地客户，他们中的一部分虽然通过市场的竞争性手段获得富民土地的租佃权，但土地租佃的稳定性仍然受市场价格变动的影响；另一部分作为剩余劳动力向小商、小贩和雇工转化。
——摘编自余猛、林文勋《宋代契约租佃制与农村市场的互动关系》
材料二某敌后抗日根据地农村社会各阶层土地占比状况
| 地主 | 富农 | 贫农 | 中农 | |
| 1937年 | 16.42% | 21.92% | 17.92% | 41.69% |
| 1942年 | 10.17% | 10.17% | 19.37% | 49.14% |
——摘编自《中国现代史资料选编》第四集
材料三 新经济政策推行之初，党内外很多人都质疑：恢复市场、商品自由贸易等措施，会不会导致资本主义复辟？会不会冲击社会主义？列宁清醒地意识到存在这样的危险，他指出，新经济政策的实质主要是：(1)国家掌握土地；(2)也掌握生产资料方面的一切命脉(运输等等)；(3)小生产领域中的贸易自由；(4)在吸收私人资本(租让和合营公司)意义上的国家资本主义。
——摘自刘军等《关于列宁新经济政策的三大误读与正解》
(1)根据材料一，扼要概括宋代契约租佃制度与农村市场的互动关系。结合所学，运用唯物史观，简析契约租佃制对宋代社会关系变化的影响。(2)根据材料二，概括材料反映的历史现象并指出该阶段推行的土地政策。结合所学，简析该土地政策实施的背景。
(3)根据材料三，指出列宁认为确保资本主义因素不至于危害无产阶级政权的关键。结合所学，从调整国家与农民关系的视角，简述斯大林执政时期、赫鲁晓夫改革时期对农业的措施及其影响。
材料一 目前我党向国民党及国内外提出改组政府主张时机已经成熟，其方案为要求国民政府立即召集各党各派各军、各地方政府、各民众团体代表开国事会议改组中央政府废除一党统治，然后由新政府召开国民大会实施宪政，贯彻抗战国策，实行反攻。
——中央关于提出改组图民政府的主张及其实施方案给林伯渠、董必武、王若飞的指示（1944年9月4日）
材料二 1944年11月10日，蒋介石在官邸召集特种会议，商讨国民党对各党派的立场。会议的结论是：“对共产党为唯一有敌性之党”“对共党以外之各党派应采宽放政策”。围绕这个基点，会议提出了相应的政策与策略，此即“对各党派均可合作，对青年党更可首先表示，本党即可通饬各级党部不必与青年党冲突”。
——摘编自邓野《联合政府与一党训政》
材料三 1944年9月24日，各民主党派领袖、国民党民主派及爱国民主人士500余人举行集会。中国民主同盟主席张澜发表了激昂的演说：“民国已经三十三年了，我们还是有名无实。这是多年来一党专政的结果，是治日少而乱日多，如今弄到政治、军事、经济各部门都陷于十分困难之中，非实行民主来唤起民众，团结官民，修明内政，不足挽救危亡，时间将不等人，我们将来要民主，而目前为了挽救危亡，尤其需要民主！”章伯钧慷慨陈词：“中国今天有强有力的共产党，有强有力的民主同盟。只有立即召集国民会议，实行联合政府，才能挽救危机！”“民主同盟各党派及一切民主人士共同主张召开党派会议，实行联合政权”。黄炎培、沈钧儒等民盟领导人也都发表了演讲，要求立即结束国民党一党专政，成立联合政府。
——摘编自罗大正《中国民主同盟在抗战后期的作用》
(1)根据材料一、二，概括中国共产党、国民党在政府组织问题上的各自主张。
(2)根据材料三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民主党派在政府组织问题上持此立场的原因。
(3)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评价中国共产党、国民党政府、民主党派在政府组织问题上的做法。
材料一 中国古代注重对于国家管理者的道德法律共同治理，重视通过道德教化，培育官员的家国情怀，激发官员的浩然正气；通过法律规范，规制机构的职责程序，约束官吏的行为举止，从而取得了良好效果。历代王朝所实施的道德法律共同治理模式中，道德始终是国家治理的主要手段，“德治”成为历代统治者所弘扬、追求的政治理想。在官吏治理、基层社会治理方面，道德规范所涉及社会关系比重，道德治理的社会覆盖面以及实施效果，都充分展示了“德治”的生命力和有效性。
——摘编自朱勇《中国古代社会基于人文精神的道德法律共同治理》
材料二 随着解放战争形势的不断变化，各解放区也开始逐渐连成一片。根据地民众通过人民代表会议的选举，相继建立了人民民主政权，革命根据地的政权结构也随之发生了变化，阶级基础也相应地发生了改变。在全国范围内建立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政权，已然成为中国共产党及中国人民要建构的新的政权结构模式。正如毛泽东所说：“我们是人民民主专政，各级政府都要加上‘人民'二字，各种政权机关都要加上‘人民'二字，……以示和蒋介石政权不同。”
——摘编自杨东《中国基层社会治理与参与主体的近代嬗变》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中国古代国家治理的历史影响。
(2)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人民解放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政权建设的进步之处，并说明取得进步的主要原因。
材料一 1929年，古田会议确立了思想建党的原则，把思想政治教育上升到确保党的无产阶级先锋队性质的高度上予以重视。中央苏区还特别注意加强对党员进行纪律教育，增强党员干部自觉遵守党纪的觉悟。当时的苏维埃政府建立了代表会议制度、巡视制度、检察制度，健全了苏维埃的民主制度。在经济体制方面，苏维埃政府建立了统一的预决算制度、会计制度、审计制度、国库制度，使各项经济工作得以规范有序地开展。中央苏区在开展廉政建设的过程中，把党中央、政府、法律条文、新闻媒体、人民群众共同纳入其中，建立起一套行之有效的监督体系。
——摘编自曹京燕、雷远卓《中央苏区廉政建设的历史经验及启示》
材料二 在解放战争初期，中国共产党就转发了《晋冀鲁豫中央局关于新解放区城市政策和群众工作的指示》，对入城之后的工作作了严格的规定，规范了解放军的入城活动，加强了军队的纪律建设。1947年冬季，与土地改革相结合，解放区开展整党和整军运动。整党和整军运动的顺利开展，保证了党内的纯洁政治生态，提高了全党和全军的政治觉悟和思想水平，为党取得解放战争的胜利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力量支持。为了加强党内廉政建设，中国共产党设置了监察机构，不断完善监督制约机制，严防不良作风的腐化。还颁布了一系列监察法律法规，为党肃清不良风气提供了法律保障。东北行政委员会、晋冀鲁豫边区、苏北解放区等多个解放区分别出台了《东北解放区惩治贪污暂行条例》《晋冀鲁豫边区惩治贪污条例》和《苏北区奖励节约惩治贪污暂行条例》，对贪污腐败行为的惩处进行了具体的规定。
——摘编自刘静《解放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廉政建设研究》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简述中央苏区廉政建设的意义。
(2)根据材料二，概括解放战争时期党的廉政建设举措。综合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中央苏区和解放区党的廉政建设经验。
材料一 “武汉首义”（或“武昌首义”）的正式提法，较早见于孙中山1912年1月1日发布的《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宣言书》，书云：“武汉首义，十数行省先后独立。所谓独立，对于清廷为脱离，对于各省为联合。”……1912年4月1日在《批马伯援等呈》及《令财政部拨给武汉死义烈士遗孤教养所经费文》均称“民国开创，武汉实为首功。”……恩格斯认为，历史的发展不是由一种力量推动的单向、直线式进程，而是由各种力量共同作用的结果。
——引自冯天瑜、李小花《辛亥首义的历史意义和开创性贡献》
材料二 1928年7月，中美签订整理关税条约，美国承认中国关税自主原则。是年德国、英国、法国等10国承认中国关税自主权。……1943年1月11日，中美、中英新约签字，一百年来的不平等条约正式终止。《解放日报》为此发表的社论，指出新约的签订是“中华民族广大人民的成功”，是“五年以来坚持不屈”的结果。
——整理自郭廷以《近代中国史纲》等
材料三 随着人民解放战争的节节胜利，解放区不但日益巩固与扩大，而且相互连成一片。1948年8月7日至20日，华北临时人民代表大会在石家庄召开，会议正式选举成立华北人民政府委员会，取代5月成立的华北联合行政委员会。华北人民政府是解放区最大的一个大区人民政府。它除领导有4400万人口的华北地区外，还根据中共中央决定，统一领导和管理华北、华东、西北三区的经济、财政、贸易、金融、交通、军事工业等。在中共中央的直接领导下，华北人民政府为中央人民政府的成立做了组织上的准备。中央人民政府的许多机构，就是在华北人民政府所属有关各机构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
——引自陈廷湘主编《中国现代史》（第三版）
(1)根据材料一简述“武昌首义”的含义。结合所学，指出“共同作用”于武昌首义的“各种力量”。
(2)根据材料二，结合所学，简述近代以来中国逐步失去和收回关税自主权的过程。并简要分析1943年中华民族成功废旧约签新约的主要原因。
(3)根据材料三，结合所学，概括指出华北人民政府为新中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所作的贡献，并阐述华北人民政府成立的必要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