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罗马帝国后期用以调整市民与非市民之间，以及不同国籍和无国籍人之间关系的法律被称为万民法。在有的法学著作中，万民法兼具国际公法和国际私法的性质。公元3世纪左右，罗马帝国的民事流转关系涉及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奴隶主统治集团对商品货币有着贪婪的欲望，这都是市民法所不能适应的。根据统治集团的意志，结合罗马人与异邦人、外国人与外国人之间的法律实践，由罗马外事裁判官在司法活动中逐步制定和发展出名为“万民法”的私法体系。它的发展不是闭门造车，而是吸收了同罗马国家有贸易关系的其他民族的法律规范。万民法因而被罗马法学家称为“各民族共有”的法律。

——摘编自雷昕《浅析国际私法与古罗马万民法的学理关系》

材料二   雍正时期的《恰克图条约》是清朝在《布连斯奇条约》的基础上与俄国签订的一系列条约的汇总。其子约较多，对于处理贸易、边界交往、实施边境管理等具体事务有着较为明确的规定。以下为其中部分条文：

“送文之人俱令由恰克图一路行走。如果实有紧要事件，准其酌量抄道行走。”

“凡边界附近打猎，因图便宜，在他人之处偷打，除将其物入官外，亦治其罪……”

“设立边界头目，凡事务须乘公办理，速行完结；如怀私推诿贪渎等情，各按本国刑律治罪。”

“两地奉差大小使臣，因公事到边时，说明因何事前来，系何等人在边候信，听候迎接。”

“俄使请造庙宇（东正教教堂），中国办理俄事大臣等帮助于俄馆盖庙。”

——据马长泉《康熙、雍正两朝中俄划界原则探析——以<尼布楚条约>（恰克图条约>为中心》整理

材料三   二战结束后，《联合国宪章》中的集体安全制度有了明显的进展。《联合国宪章》以普遍禁止使用武力为原则，使一切武装干涉、进攻、占领或武力封锁以及以此相威胁的行为，都成为违反国际法的行动。这一规定对国家的国际责任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与此同时，由于科学技术以及交通和通信的巨大进步，各种国际组织特别是国际性的科学、技术及行政机构有增无减，这为国际法的实施提供了保障。国际法院的设立及其运作在二战后有了明显的发展。二战后还出现了许多国际法的新分支，如国际经济法、国际人权法、国际环境法、国际组织法、国际发展法、国际能源法、国际刑法等。

——摘编自程晓霞、余民才《国际法》等

材料一   在中国古代国家产生之际，由于商品经济极不发达，家长制家庭没有像雅典那样分化为个体家庭，氏族部落内部虽然存在着一定程度的贫富差别，但是阶级分化并不十分明显。中国古代国家产生的动因主要不是由于氏族内部的阶级分化，而是部落之间的征服战争。部落战争的结果是征服者把被征服者置于自己的统治之下，从而使属于不同部落的人们组成了新的结构，于是原有的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家长制家庭便具有了地域的性质。在古代中国，家长制家族组织却与国家在某种程度上达成了一致，家长制家族组织不仅没有因为国家的产生而消亡，相反在国家产生以后得到强化，原有的家庭结构生长成为政治结构的补充部分，成为专制国家的重要支柱。

——摘编自陈恩林《谈中国古代国家形成的道路及特点》

材料二   随着西欧资本主义萌芽的产生，出现了市民阶级。文艺复兴时期，资产阶级举起人文主义旗帜，把斗争矛头直指以罗马教会为代表的封建制度，宗教改革运动对罗马天主教进行了更为猛烈的进攻，促进了民族意识的成长，他们关注、效忠与认同自己所在的民族和国家。16—17世纪，西欧建立了以王权为中心的君主国家，形成了大众忠诚于王权的新的政治认同，民族语言迅速传播与使用，文化教育也有了发展。由此，整个民众的民族意识与民族情感大大增强。随着王朝国家的建立，启蒙思想家指出专制君主阻碍着近代民族国家的形成。资产阶级高举起反封建的旗帜，打倒了王权，确立起人民主权作为新的民族国家的政治主体。从此，国家不再是国王、国王的领土和国王的臣民所组成，相反，而是由全体公民结成的统一的共同体。

——摘编自李宏图《论近代西欧民族主义和民族国家》

材料一   乾隆五十八年(1793年)英国马戛尔尼使团访华，是中英交往史上的重大事件。根据英国马戛尔尼使团送给乾隆帝的中文礼单记载，马戛尔尼携带的礼品共十九件，包括枪械、软带、望远镜、时钟、晴雨表、奇巧椅子、马车等礼物，其中，还包含两箱图册。下表是图册的内容以及乾隆帝的回礼：

乾隆帝的回礼及与英使团礼品的对应关系

—改编自徐斌《马戛尔尼使团礼品中的图册》

材料二   “国书”，即具有平行地位的两国往来文书。清朝的国书最早出现在入关前的后金时期，广泛应用于后金与朝鲜、察哈尔蒙古的交往中。当清廷逐步建立宗藩体系后，在对外交往中不再使用国书，代之以表文、敕谕、奏书、咨文等朝贡文书。这些文书反映着相应的名分关系，成为宗藩体系的重要表征。

鸦片战争后，美使顾盛被授予信任状出使中国。此份信任状指出派遣顾盛为驻中国特命全权公使，并希望中国皇帝对他予以信任。之后，在中国官员上奏道光帝的奏折中，顾盛递交的信任状没有被翻译为宗藩体系下的“表文”，而是被翻译为“国书”。此前的藩属国表文通常表示出由下往上敬奉文书的性质，而美国国书的起首体现出私人性与对等性。中国历朝都非常重视历法，清廷会向朝鲜等国颁赐历书，即“颁正朔”，然后朝鲜、琉球等国在文书中就会使用中国历法。但是对于美国的这份汉译本国书，最后却保留了西元纪年。

从汉译本国书的语句看，其中大量使用“大清大皇帝陛下”“皇都”“中华”一类的崇敬字词，同时以“孤”“敝域”作为美国总统与国家的谦称。在内容上，这份国书既有对中国的大力赞美，也有对自己国情的介绍；既表示出友好与对等之意，又通过这些词语体现出谦卑秩序。此外，美国总统的人名从颇具美好意义的“泰禄”改为“戴喇”，删去“忝友好”三字，还在“皇帝”前特加一“大”字。

道光帝要求耆英撰拟了一份符合“天朝体制”的诏书，作为对美国国书的回书。但是清廷下发的这份回书与传统“诏书”的内容、格式大不相同。 它既没有对美国的“伯理玺天德”“合众国”进行抬格，在涉及本朝的“大皇帝”“朕”“钦差”等字词时也都没有抬格，可以说没有执行抬头制度，从而使这份文书在格式上消弭了尊卑之分。

从同治七年的蒲安臣使团开始，清政府首次对外发出了遣使国书。光绪二年(1876年)派遣郭嵩焘、刘锡鸿为正副使常驻英国，他们携带了清朝的第一份驻使国书。此后，遣使和驻使携带国书成为惯例。

—摘编自郭黎鹏《晚清国书与中西国家间信息传递方式的变迁》

材料一   下图为北京故宫博物院收藏的《万国来朝图》（部分）。介绍如下

乾隆二十五年，乾隆平定西域、准噶尔和回部。次年宫廷画师为皇太后七十大寿创作了《万国来朝图》。画面描绘着大年初一、在雄伟威严的皇宫中，万国使节穿着华服，手执书写着国名的锦旗，带着琳琅满目的贡品，等候皇帝接见的情境。这些朝贡者既包含了东北、福建、台湾、湖南与两广地区等地的少数民族，也有远西诸国（荷兰、英吉利、法兰西等）。

但是学者根据《实录》和《起居注》记载，发现当日（乾隆）只是“御太和殿受朝，作乐宣表如仪”，然后请蒙古王公和各位功臣吃顿饭就完事了，根本没有“万国来朝”。

——摘自李夏恩《万国来朝大戏：各朝皇帝的面子工程》等

材料二   下图为台北故宫博物院收藏的《光绪帝致英国国王的国书》（1905年）。内容如下

大清国大皇帝敬问大英国大皇帝：中国与贵国通好有年，交谊益臻亲密。夙闻贵政府文明久著、政治日新，凡所措施，日臻美善。朕眷恋时局，力图振作，……兹特派兵部侍郎徐世昌、镇国公载泽、商部右丞绍英前赴贵国考求政治……惟望大皇帝推诚优待。

材料三   如图为英国国家档案馆收藏的《中英互换大使的联合公报》（1972年）原件。内容如下

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关于互换大使的联合公报

一、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联合王国政府一致确认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干涉内政和平等互利的原则，决定自一九七二年三月十三日起将本国派驻对方首都的外交代表由代办升格为大使。

二、联合王国政府承认中国政府关于台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个省的立场，决定于一九七二年三月十三日撤销其在台湾的官方代表机构。

三、联合王国政府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对联合王国政府的上述立场表示欣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