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中国现代的城市化大致经历了计划经济和改革开放两个时期。计划经济时期受国家各方面政策的影响,城市化发展波动较大。改革开放后,中国国情的独特性直接决定了我国的城市化道路必须以“非典型的小城镇”和“典型的大规模城市”“两条腿”式走路,城市化的发展更多从城镇化开始,推动中国城市化不断发展。改革开放的背景下,城乡二元化体制以及户籍体制的逐步放松,农村过剩的人力资本逐渐向二三线城市迁移,但农民并不是“一次性全部进城”,他们会合理安排家庭的发展策略,既要实现家庭经济社会地位的向上流动,也要规避风险。农民进城的策略愈发具有弹性,它表现为农民在城乡之间的往返流动:一是季节性往返。农忙返乡,农闲进城或春节返乡,节后进城;二是周期性往返。年轻进城,年老返乡。三是突发性往返。在城市遭遇个人、家庭或宏观经济形势的重大变故,就业无门时可随时返回农村。形成了能进能退、可攻可守的城乡流动模式。
-王德福《走好“接力式进城”城市化道路》
材料二:二战后,伴随着实施“进口替代工业化”战略,拉美各国的发展成就辉煌。作为一种半封闭的内向经济和发展模式,初期带来的较快经济增长与城乡收入差距的扩大,使得拉丁美洲大量农村人口在短时间内以爆炸性速度流入城市,推动其城市化进程发展。由于放任自流的人口政策,市政缺乏规划,且城市工业的发展无法吸收所有劳动力就业,无法为迁移人口提供必要的就业机会和基本的生活条件,随即出现了大批了贫民窟,造成城市化过程的混乱。1953年,学者将其归纳为“过度城市化”,其形成有多方面原因,但最直接、最根本的还在于其历史遗留的土地制度、人口政策、产业发展...从而引发大量社会问题,陷入“中等收入陷阱”。
-摘编自王瑞民《过度与不足:拉美与中国城市化的比较与反思》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现代中国城市化发展特征。(2)综合上述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新时期中国和拉美不同城市化模式的成因以及对我国后续城市化发展的启示。
A.商业活动受政府严格控制 | B.仍然保留一定军事职能 |
C.广泛分布于长江南北地区 | D.区域社会分工程度较高 |
材料一 秦汉统治者采取了诸多措施加强海疆管控,塑造了以海为界的海疆自然实体。宋朝完善唐以来的市舶司制度,招诱蕃商来华,鼓励国内商人出海贸易,还奖励贩洋私商卓有成就者官职;从中央政策制定到地方行政管理,再到民间海商都积极参与海洋经济活动,整个社会弥漫着较为浓厚的海洋经济意识。明清时期欲利用海洋阻断陆地与海上力量的来往,人为制造沿海的“空心地带”以维系政治统治。依靠远离海洋来坚守疆土抵御外敌,即使海上威胁已消除,政府也始终利用其政治权力优势,压制海洋经济的发展,僵化了秦汉以来的海疆安全意识。
——摘编自胡林梅、文绪武《中国古代海洋意识的历史演进及其启示》
材料二
内容 | 出处 |
“海运之利有三:曰国计,曰民生,曰海商……古今以兵力行商贾,未有如英夷之甚者!” | 魏源《海国图志》(1852) |
“至若泰西,诸国夙精格致之学, 创水火机器等法, 而西土 多恃航海贸迁,且军旅战阵亦重水师,于兵船轮船之制,尤属无奇不出,往往为华人耳目心思所未逮。” | 桂林《海防考略》(1873) |
“帝国主义者,语其实则商国主义也。而商业势力之消长实 与海上权力之兴败为缘,故欲伸国力于世界, 必以争海权为第一义。” | 梁启超《论太平洋海权 及中国前途》(1903) |
(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中国近代海洋意识的变化及其原因。
区域 | 主导产业 | 主要交通方式 | 活动半径 | 影响因素 | |||
习惯 | 技术 | 信息 | 资本 | ||||
乡村 | 传统农业 | 步行、马车、木船 | 15-25千米 | 强 | 弱 | 较弱 | 弱 |
市镇 | 外向化农业、手工业、低端服务业 | 马车、电船、小轮 | 25-100千米 | 弱 | 较强 | 强 | 较强 |
城市 | 制造业、服务业 | 轮船、汽车、火车 | 100-1000千米 | 弱 | 强 | 强 | 强 |
A.交通变革密切了城乡经济联系 | B.近代城乡经济积聚效应差异明显 |
C.城市化加速传统社会道德解体 | D.近代中国逐渐融入世界经济体系 |
A.商业的发展 | B.集体劳作的方式 |
C.国家的推动 | D.生产工具的进步 |
A.得益于“一五”计划提前完成 | B.是国家“左”倾错误的产物 |
C.借鉴了苏联的经济建设经验 | D.体现国家经济政策的调整 |
A.都重视发挥市场的作用 | B.都对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实行开放 |
C.都是从农业和农村开始 | D.政策和改革在两国落实过程相似 |
A.内河航运落后于其他交通方式 | B.交通变迁深刻影响区域发展 |
C.现代交通发展进入了铁路时代 | D.水运交通应该继续发挥作用 |
材料 牛的形象在中华文明原始时期就已出现,牛耕图就是其中较为重要的载体。隋唐时期,牛耕图并不只在描绘北方旱地牛耕场景,南方水田耕作场面日益丰富,牛耕图像逐渐定式,同时牛耕图的载体也发生相应变化。唐代山水画的兴盛,使牛耕图从秦汉魏晋时期的画像砖石发展至墓室及洞窟壁画之中,如唐高祖李渊从弟李寿之墓中就见两幅牛耕图。同时该时期牛耕图样逐渐丰满,并不止于单纯牛耕活动描绘,还增添了画面背景的刻画。牛耕也出现在佛教壁画之中,如凿于盛唐时期的莫高窟刻画了《佛说弥勒下生经》中一种七收的场面,画面中就有牛耕图的出现。
宋代画家对于牛耕的描绘日渐脱离墓室以及洞窟壁画之中,牛耕形象越来越多地出现在纸本绘画上,出现在文人画家笔下,且并不再局限于对农事的真实描述,而是以耕牛来寄托画家之思,并逐渐成为皇权的教化工具。据史料载: “仁宗宝元初, 图农家耕织于延春阁。”
明清时牛耕图已经不再限于壁画以及纸本绘画之中,载体形式丰富多样,如陶瓷、版画、年画等,与世人的生活愈加紧密。与此同时,承袭宋元之制,皇权对耕织图重农劝桑的教化作用极为重视,据悉明代仇英、唐寅皆绘过耕织图,至清代多位皇帝都曾任命宫廷画家画耕织图。
——摘编自夏恒《象征与教化:中国古代牛耕图发展的多重性》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概括中国古代牛耕图的主要发展趋势。(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分析中国古代牛耕图变化的主要原因。
A.长期实行进口替代工业化战略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 |
B.长期保持基建投资高增长战略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 |
C.实施贸易保护的外向发展模式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 |
D.实施产业升级创新工业化道路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