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早在先秦时，人们就已将“诚”和“信”联在一起教化人，严律于己了。中国古代的各种契约关系，正是建立在这种道德规范和思想基础之上、靠诚信来维系的各种人际之间约定的关系。由秦汉到魏晋，租佃券约只写明租佃双方姓名、年月、亩数，租额、租期：魏晋已后，至唐五代，券契文字愈益丰富，从固定租额的明确，交租时间和质量的保证，双方权利和义务的责任，违约受罚的规定，保人对契约内容的担保等，都具体写进了契文，使得租佃契约完善化。宋元以至明清，租佃契又逐渐趋于简约化，没有了交租质量的保证，也省去了违约受罚的各种规定，许多保证人的签押被一名“保人”或“中见人”所代替，或者干脆省去，使得租佃契约走向一种新的简约化模式。
——摘编自也小红《中国古代契约发展简史》
材料二 中国很早以来就有重视契约的传统。《周礼》云：“凡以财狱讼者，正之以傅别、约剂。”到了秦汉时代，土地交易日趋频繁，土地买卖契约包括标的、价格、证人等内容。当时的契约具有诉讼书证的作用。魏晋南北朝时期，纸张开始成为契约的主要载体。北魏以来，在广大的中原地区，土地买卖开始受到限制。唐代的法律对土地买卖设定了很多前提条件，口分田等在原则上禁止买卖，现存的唐代中前期的敦煌文书中很少见到土地买卖文书。到了唐代中后期，特别是吐蕃占领与归义军时期的敦煌文书中又开始出现了土地买卖契约。宋太祖开宝二年（969），“始收民印契钱，令民典实田宅输钱印契，税契限两月”，改变了以往田宅交易买卖双方都要纳税的规定，正式确立卖主立契、买主税契的土地买卖制度。此后，土地买卖空前活跃。成书于南宋的《名公书判清明集》有云：“交易有争，官司定夺，止凭契约”。
——摘编自阿风《中国历史上的“契约”》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中国古代契约的特点。(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中国古代契约的发展历程并分析其影响因素。
材料 明清时期，武汉地区繁荣昌盛，既因为水陆交通枢纽的位置成为“九省通衢”，又因经济发达得以与北京、苏州、佛山并称为“天下四聚”。晚清以来，武汉成为洋务运动的先驱城市之一，并建立了汉阳铁厂、湖北织布局、湖北枪炮厂等一批中国早期的近代化企业，奠定了一定的工业基础。近代武汉铁路网的形成，带动了武汉近代化的发展。1911年10月10日，湖北新军工程第八营士兵在武昌打响了“辛亥革命第一枪”，拉开了推翻中国两千多年君主专制制度的序幕。
杜伊斯堡位于西欧第一大河、德国的摇篮莱茵河畔，是位于德国西部的重要工业城市，被称为德国的钢铁心脏。19世纪上半叶，随着鲁尔区的工业发展，杜伊斯堡也成为著名的煤矿和钢铁生产基地，对德国经济发展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武汉与杜伊斯堡于1982年建立友好关系，这也是中德两国结成的第一对友好城市。今天，杜伊斯堡是80%从中国驶来列车在欧洲经停的第一站，已有100家中国企业落户杜伊斯堡。
——摘编自《中德友好省市清单，你在哪座城？》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说明近代武汉发展的原因，并概括武汉和杜伊斯堡在近现代发展中的相同之处。(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武汉和杜伊斯堡结为友好城市的历史背景。
材料一 几乎所有的中国古代城市都是与城墙相关的。 自古以来，中国城市就具备了城、池。城池保护了代表皇权的官府衙门，彰显着一个城市的特殊地位。到清末，在大部分城市，具有相当规模的商业中心已出现在城墙之外，实际上，很多会馆都建在城外。这样的现象在通商口岸尤其突出，比如天津、上海和广州。在这些城市，外国租界都在城外，华界都在城内……近代以来城市改造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拆除城墙。首先在天津，外国列强在义和团运动爆发后占领了天津市，并且拆毁了城墙。从清末新政时期到1949年这一段时间， 中国许多城市的城墙被拆掉。旧城墙消失后，取而代之的往往是环城路和有轨电车。
——摘编自周锡瑞《重塑中国城市：城市空间和大众文化》
材料二 1939年5月3日和5月4日， 日军对重庆市区进行了大轰炸，都邮街街区的房屋建筑损毁严重，需要进行清理改造。重庆市工务局会同重庆市财政局于1939年 10月30日，提经第22次重庆市政会议议决通过改造计划。改造过程中调查发现“都邮街、会仙桥原有街道转弯处成一反面曲线，交通秩序不易维持，车辆往来又多”，于是将原有街道改成直线。到1940年初，随着街道大规模的改建和都邮街广场的修建，战时重庆城市的空间格局发生了明显变化。新辟道路大多在市中区干道两侧或附近， 民生路、民权路、民族路、大同路、建国路、临江路、 中兴路、凯旋路等都与都邮街广场相连，城市中心向都邮街广场转移，市区新格局基本奠定。
——摘编自谭刚《重庆城市广场政治空间的形成与抗战精神动员》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评析近代中国城市改造过程中拆除城墙现象。(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概述抗战期间重庆城市改造的特点。
材料一 官利制度作为一种利润分配方式，在中国近代如“合伙”“合股”等经济组织中长期普遍存在。“官利”又称“官息”，与“余利”“红利”对应称呼。官利制度的存在，是近代中国资本较为缺乏，高利贷盛行所决定的。众所周知，传统中国社会的资金流向是土地、高利贷、旧式商业和房地产业。金融机构和民间的放款利率都很高，而且这种高利贷现象并非存在一时一地，而是近代中国较为普遍的现象。
——摘编自朱荫贵《从大生纱厂看中国早期股份制企业的特点》
材料二 轮船招商局在其发行的股票上明确刊载“当经本局议定，招集股银壹百万两，分作千股，每股银壹千两，先收银五百两，每年壹分生息”的字样。
——摘编自中国交通会计学会《招商局会计史》
1929年国民政府《公司法》第173条规定：开始营业前分派股息于股东，股息一律不得超过周年五厘。
——摘编自国民政府《公司法》《公司法施行法》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阐述近代中国企业实行官利制度的原因。(2)根据上述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官利制度的发展特点，并说明其对中国近代企业发展的影响。
材料 1795年，法国政府征集食品长期保存的方法。巴黎糕点商阿佩尔采用加热密封方法，在1805年发明可以长期贮存的玻璃瓶装食品。1810年，阿佩尔获得政府奖金，随后建立了世界第一个罐头食品装瓶厂。
1810年，英国人杜兰德发明马口铁罐头，罐头很快成为英军标准口粮。1851年，伦敦万国博览会展出了大量罐头商品。与此同时，食品罐藏技术传入美国，波士顿、纽约等地先后建立了罐头工厂。
二战期间，各参战国军队在欧洲战区、北非沙漠、炎热的太平洋岛屿和白雪皑皑的北极地区作战，需要大量的罐头食品。1959年苏联领导人赫鲁晓夫在访美时曾坦言：“当1941年苏联的‘大粮仓’乌克兰被纳粹占领后，如果没有美国援助的罐头，我们当时真没有什么东西可以拿来养活红军。”
1961年4月12日，罐头随苏联宇航员加加林第一次到达太空。1969年，美国开发的袋装软罐头食品由于保质性能好、没有金属罐腐蚀与生锈等缺陷、无需开罐工具即可开启等特点，成功应用于阿波罗宇航计划。
如今，罐头也成为文化艺术和理念宣传的载体，许多罐头实物被各国博物馆收藏，不仅向世界人民传播食品罐头的历史文化，并且鼓励人们向罐头未来的创新发展和技术革命进军。
——摘编自韩锦平《食品罐藏发展史略》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分析19世纪以来影响罐头食品发明、发展的因素。(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概括罐头食品的演变趋势，并说明罐头食品发展的影响。
材料一：中国现代的城市化大致经历了计划经济和改革开放两个时期。计划经济时期受国家各方面政策的影响，城市化发展波动较大。改革开放后，中国国情的独特性直接决定了我国的城市化道路必须以“非典型的小城镇”和“典型的大规模城市”“两条腿”式走路，城市化的发展更多从城镇化开始，推动中国城市化不断发展。改革开放的背景下，城乡二元化体制以及户籍体制的逐步放松，农村过剩的人力资本逐渐向二三线城市迁移，但农民并不是“一次性全部进城”，他们会合理安排家庭的发展策略，既要实现家庭经济社会地位的向上流动，也要规避风险。农民进城的策略愈发具有弹性，它表现为农民在城乡之间的往返流动：一是季节性往返。农忙返乡，农闲进城或春节返乡，节后进城；二是周期性往返。年轻进城，年老返乡。三是突发性往返。在城市遭遇个人、家庭或宏观经济形势的重大变故，就业无门时可随时返回农村。形成了能进能退、可攻可守的城乡流动模式。
-王德福《走好“接力式进城”城市化道路》
材料二：二战后，伴随着实施“进口替代工业化”战略，拉美各国的发展成就辉煌。作为一种半封闭的内向经济和发展模式，初期带来的较快经济增长与城乡收入差距的扩大，使得拉丁美洲大量农村人口在短时间内以爆炸性速度流入城市，推动其城市化进程发展。由于放任自流的人口政策，市政缺乏规划，且城市工业的发展无法吸收所有劳动力就业，无法为迁移人口提供必要的就业机会和基本的生活条件，随即出现了大批了贫民窟，造成城市化过程的混乱。1953年，学者将其归纳为“过度城市化”，其形成有多方面原因，但最直接、最根本的还在于其历史遗留的土地制度、人口政策、产业发展...从而引发大量社会问题，陷入“中等收入陷阱”。
-摘编自王瑞民《过度与不足：拉美与中国城市化的比较与反思》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现代中国城市化发展特征。(2)综合上述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新时期中国和拉美不同城市化模式的成因以及对我国后续城市化发展的启示。
材料一 秦汉统治者采取了诸多措施加强海疆管控，塑造了以海为界的海疆自然实体。宋朝完善唐以来的市舶司制度，招诱蕃商来华，鼓励国内商人出海贸易，还奖励贩洋私商卓有成就者官职；从中央政策制定到地方行政管理，再到民间海商都积极参与海洋经济活动，整个社会弥漫着较为浓厚的海洋经济意识。明清时期欲利用海洋阻断陆地与海上力量的来往，人为制造沿海的“空心地带”以维系政治统治。依靠远离海洋来坚守疆土抵御外敌，即使海上威胁已消除，政府也始终利用其政治权力优势，压制海洋经济的发展，僵化了秦汉以来的海疆安全意识。
——摘编自胡林梅、文绪武《中国古代海洋意识的历史演进及其启示》
材料二
| 内容 | 出处 |
| “海运之利有三：曰国计，曰民生，曰海商……古今以兵力行商贾，未有如英夷之甚者！” | 魏源《海国图志》（1852） |
| “至若泰西，诸国夙精格致之学， 创水火机器等法， 而西土 多恃航海贸迁，且军旅战阵亦重水师，于兵船轮船之制，尤属无奇不出，往往为华人耳目心思所未逮。” | 桂林《海防考略》（1873） |
| “帝国主义者，语其实则商国主义也。而商业势力之消长实 与海上权力之兴败为缘，故欲伸国力于世界， 必以争海权为第一义。” | 梁启超《论太平洋海权 及中国前途》（1903） |
(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中国近代海洋意识的变化及其原因。
材料 牛的形象在中华文明原始时期就已出现，牛耕图就是其中较为重要的载体。隋唐时期，牛耕图并不只在描绘北方旱地牛耕场景，南方水田耕作场面日益丰富，牛耕图像逐渐定式，同时牛耕图的载体也发生相应变化。唐代山水画的兴盛，使牛耕图从秦汉魏晋时期的画像砖石发展至墓室及洞窟壁画之中，如唐高祖李渊从弟李寿之墓中就见两幅牛耕图。同时该时期牛耕图样逐渐丰满，并不止于单纯牛耕活动描绘，还增添了画面背景的刻画。牛耕也出现在佛教壁画之中，如凿于盛唐时期的莫高窟刻画了《佛说弥勒下生经》中一种七收的场面，画面中就有牛耕图的出现。
宋代画家对于牛耕的描绘日渐脱离墓室以及洞窟壁画之中，牛耕形象越来越多地出现在纸本绘画上，出现在文人画家笔下，且并不再局限于对农事的真实描述，而是以耕牛来寄托画家之思，并逐渐成为皇权的教化工具。据史料载： “仁宗宝元初， 图农家耕织于延春阁。”
明清时牛耕图已经不再限于壁画以及纸本绘画之中，载体形式丰富多样，如陶瓷、版画、年画等，与世人的生活愈加紧密。与此同时，承袭宋元之制，皇权对耕织图重农劝桑的教化作用极为重视，据悉明代仇英、唐寅皆绘过耕织图，至清代多位皇帝都曾任命宫廷画家画耕织图。
——摘编自夏恒《象征与教化：中国古代牛耕图发展的多重性》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概括中国古代牛耕图的主要发展趋势。(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分析中国古代牛耕图变化的主要原因。
材料一 武汉地处内陆腹地，居中得水，地理区位优越，在历史上就是一个交通便利、商贸发达的大都会。武汉不仅在20世纪初叶辛亥革命中打响了第一枪，而且早在19世纪中期就是民族工业发展的领头羊。但武汉的传统社会特征同样非常突出。武汉解放伊始，就面临着荡涤旧社会遗留下来的污泥浊水的任务，新生的城市政府明令禁止和严厉取缔纳妾、赌博、吸（鸦片）烟等各种社会丑恶现象，大力移风易俗，改革、消除各种毒化社会、危害市民身心健康的社会风气和生活习俗。
——刘崇顺《社会转型与城市发展——写在武汉解放60周年》
材料二 新中国成立特别是改革开放以后，武汉立足自身实际，学习和借鉴其他城市先进经验，对城市管理体制进行了新的探索。武汉市在重点解决城市管理职能交叉、重叠、缺位、错位等问题的基础上，强化全口径城市管理数据互通共享，加大资源整合力度，提高城市管理的权威和综合效能。同时，加强对虚拟社会的管理和引导，积极优化网络生态环境。政府先后制定《武汉市容环境卫生规范》《武汉市城市综合管理条例》等规范性文件，既规范了城市管理执法权力，又促进新高考联考协作体了权力运行的精细化。上世纪90年代中期，武汉即提出城市管理市场化改革思路，由政府“花钱买服务”，引入市场力量、使用市场手段提升了城市管理效率。武汉市引导社会各界通过“问计献策”“电视问政”、微信微博等各种途径参与城市社会管理，为优化城市治理出谋划策。
——陶维兵《武汉城市治理的历史探索与未来之路》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归纳近代武汉由传统都会向现代都市转型的背景。(2)根据材料二，总结改革开放以来武汉城市化治理的经验。
材料一 中国古代王朝的存在与繁荣或者建立在农业稳定发展的基础上，或者能够从外部获得稳定可靠的粮食供应，否则便会危机四伏。因此历代帝王都把发展农业生产，稳定粮食供给作为立国之本，从政策和法令上予以保证，制定基本的土地政策和赋税政策。中国古代农业生产力水平低下，遇到自然灾害，农业生产力就会受到极大破坏，因此，历代王朝都建立基本的社会救助和保障措施，使广大农民得到生产和生活资料的接济，度过危机，重新投入到农业生产中，这就是义仓和常平仓的设置。
——摘编自杨海民《中国古代粮食生产管理研究》
材料二 隋代的粮食仓储有了很大发展，据《隋书·食货志》记述：“开皇三年，朝廷以京师仓廪尚虚，议为水旱之备，于是诏于蒲、陕、虢、熊、伊、洛、郑、怀、邰、卫、汴、许、汝等水次十三州，置募运米丁。又于卫州置黎阳仓，洛州置河阳仓，陕州置常平仓，华州置广通仓，转相灌注。”炀帝时又在河南巩县东南原上置洛口仓，在洛阳北置加洛仓，这两个仓城共可储谷2600万石，足见隋代储积粮谷之多。从仓储形式上看，义仓的普遍兴建成为隋代仓储的一大特点。义仓的设置，对百姓确有好处，特别是设在乡间的义仓，不受州官控制，有灾时开仓较为方便，避免了官府赈给不及时的弊病。
——摘编自吴宾《中国古代粮食安全问题研究》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中国古代政府保障农业生产的措施。(2)根据材料二、分析隋朝粮食仓储的特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