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汉唐时期都将粮食视为国家管控的战略物资，以国有官营的方式统一管理粮食调运、中转、分配，形成了仓、廪、庾、窖等十余种仓储类型。仓廪营建的核心在于解决粮食储存及保障品质安全，仓廪管理重点则需解决粮食在受纳、余粜等方面的运作。汉唐以来形成了以常平仓、正仓、太仓、军仓为代表的官方“集中存贮”和以义仓、社仓为代表的民间“分散存放”现象。皇家仓廪承担了更为广泛的赈济职责，而民间乡社所设的仓廪类型有效弥补了官方难以维系时的不足。通过考古及文献查证，西汉储粮状态与方式是“分散储粮”,而在唐代则更多表现为以巨型窖穴为代表的“集中储粮”形式。自隋代开始沿大运河广设仓窖储粮，规模巨大，并常建有仓城拱卫，形成了以隋“大兴城”和“洛阳城”为核心的两大粮食储备中心。
——摘编自韩国河、王祖远《汉唐时期储粮制度和方式之变迁》
材料二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实施新时期国家粮食安全战略，走出了一条中国特色粮食安全之路。坚持立足国内保障粮食基本自给的方针，实行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和“藏粮于地、藏粮于技”战略，夯实国家粮食安全基础。注重规划引领，编制《全国农业可持续发展规别 (2015—2030)《粮食行业“十三五”发展规划纲要》等一系列发展规划，从不同层面制定目标、明确措施，多维度维护国家粮食安全。健全完善农业支持保护制度和粮食主产区利益补偿机制，切实调动地方抓粮、农民种粮积极性。建立了与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相适应的现代粮食储备制度，中央储备、地方储备协同配合的政府储备体系逐步健全。在立足国内保吃饭的前提下，适当进出口，深化国际粮食合作。
——摘编自2019年《中国的粮食安全》白皮书等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汉唐时期粮食储备制度的特点，并分析其原因。(2)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说明当前中国实施国家粮食安全战略的措施。
(3)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简析保障粮食安全的意义。
材料一 秦汉统治者采取了诸多措施加强海疆管控，塑造了以海为界的海疆自然实体。宋朝完善唐以来的市舶司制度，招诱蕃商来华，鼓励国内商人出海贸易，还奖励贩洋私商卓有成就者官职；从中央政策制定到地方行政管理，再到民间海商都积极参与海洋经济活动，整个社会弥漫着较为浓厚的海洋经济意识。明清时期欲利用海洋阻断陆地与海上力量的来往，人为制造沿海的“空心地带”以维系政治统治。依靠远离海洋来坚守疆土抵御外敌，即使海上威胁已消除，政府也始终利用其政治权力优势，压制海洋经济的发展，僵化了秦汉以来的海疆安全意识。
——摘编自胡林梅、文绪武《中国古代海洋意识的历史演进及其启示》
材料二
| 内容 | 出处 |
| “海运之利有三：曰国计，曰民生，曰海商……古今以兵力行商贾，未有如英夷之甚者！” | 魏源《海国图志》（1852） |
| “至若泰西，诸国夙精格致之学， 创水火机器等法， 而西土 多恃航海贸迁，且军旅战阵亦重水师，于兵船轮船之制，尤属无奇不出，往往为华人耳目心思所未逮。” | 桂林《海防考略》（1873） |
| “帝国主义者，语其实则商国主义也。而商业势力之消长实 与海上权力之兴败为缘，故欲伸国力于世界， 必以争海权为第一义。” | 梁启超《论太平洋海权 及中国前途》（1903） |
(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中国近代海洋意识的变化及其原因。
材料一 二战后，美国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合作成立了巴黎统筹委员会，以限制成员国向社会主义国家出口战略物资和先进技术。1952年巴黎统筹委员会建立了中国委员会，对中国实行更加严厉的贸易特别禁运清单，禁止与中国贸易的种类达到295种，比对苏联和东欧国家还多。这种状况一致持续到60年代末。1969年美国宣布允许与中国进行非战略性货物贸易，宣告美国对华“禁运”政策的解冻。1972年美国政策宣布，废除“中国差别”，使中国与西方市场的联系重新开启。1979年中美签署了中美科技合作协定，1983年又签署关于美国向中国转让技术的有关文件，将中国提升为“友好的非盟国”待遇。
——据余万里《美国对华技术出口：管制及其限制》
材料二 改革开放后，我国通过发展“三资”企业，以“来料加工”“来样加工”“来件装配”和“补偿贸易”起步参与国际循环。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后，更广泛参与到国际产业分工，到2009年成为世界货物贸易第一大国和第二大进口国，2010年成为全球制造业第一大国。十八大以来，中国全方位参与国际大循环，并融入国际产业链。中国积极推进经济全球化，倡导和坚持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倡议和推动共建“一带一路”，积极推进自由贸易区建设，主动向世界开放市场、让各方分享中国发展机遇，全面深度融入世界经济。
——据郑有贵《中国参与国际大循环的历史演进》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美国对华技术出口管制政策的特点，并简析其变化的原因。(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简述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参与国际大循环的发展历程，并分析其意义。
材料一 20世纪以来，在产业革命的推动下，西方农业机械化得到飞速发展，农业企业化经营成为农业发展的风向标，农业公司纷纷成立，部分甚至采用联营或合并的模式，不断扩大生产规模。在1920～1940年期间，美国农业生产中的机械化率从23.1%提高到了93%，农业全要素生产率的贡献率自60年代开始，就始终保持在60%以上，政府对农业机器化的扶持更是成为其推进城市化的重要政策性工具。对于日本来说，其人均耕地面积不足世界平均水平的20%，因此只能通过加大化肥农药施用量和改良种子，与此同时，日本还启动了国际化种业竞争战略，一方面运用自己的技术经验和其他国家的培育优势来丰富本国的优质种源，另一方面加强种业国际合作和探索海外育种。
材料二 新中国成立以来，虽然我国农业科技飞速发展，农业现代化进程不断推进，但未实现农业劳动生产率与非农劳动生产率的趋同。由于大多数农民工在第一次转移过程中保留了附着在户籍制度上的农村集体土地权利，因此其选择返乡后如果继续从事农业生产的话，将会造成劳动力再次被附着在土地上，从而出现“过密化”问题，影响农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在全部农业经营人员中，接受过高中或中专以上教育的人员仅占8.3%，年龄55岁及以上的农户更是占到了33.6%，不仅决定了对农户进行人力投资的成本较高，而且农业劳动力素质的提高也不是一朝一夕就能够完成的，于是传统的小规模、原始化的经营模式对国家农业科技及产业化发展产生一定制约性。
——以上材料均摘编自孙生阳《农业现代化道路的西方镜鉴与中国选择》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20世纪以来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农业现代化的特点，并说明农业现代化发展的影响。(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现代中国农业现代化发展的现实困境。综合上述材料，谈谈你认为当前我国农业现代化应采取的发展策略。
材料一
中国古代每个都城都是规模较大的城市，人口数量庞大，远超地方城市，这是因为都城的建立是为了加强王权及聚合地方资源，历代王朝君王在定都之后，几乎无不使用国家力量，用强制的方式来聚集社会要素和经济要素，使都城得以快速发展。如秦始皇定都咸阳之后，强制性“徙天下豪富于咸阳十二万户”。隋炀帝修建东都洛阳，“徙豫州郭下居人以实之”。明朝永乐年间，明廷迁都北京，曾先后两次以国家的力量强制性向北京移民。
——摘编自王立华、何一民《王权—国家力量与中国古代城市的形成与变迁》
材料二
古典时期雅典的僭主、政治家等也都认识到城市公共设施的重要性，比如露天剧场、体育馆、庙宇等公共建筑。工匠们就用一些“宽敞、漂亮的公共集会地”装饰雅典城，他们的工作包括种植树木，给广场和柏拉图学园修建小路和提供水源以及提供排水和卫生设施。在古典时代雅典的城市规划中，民主的因素也可见于居民区之内的房屋布局中。
——摘编自林雪丽《从古希腊城市规划的演变看政治因素的影响》
材料三
恩格斯在《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中这样描写曼彻斯特的土地占有者：“只要哪里还空得下一个角落，他们就在那里盖起房子；哪里还有一个多余的出口，他们就在那里盖起房子来把它堵住。”这样见缝插针建成的房屋不仅结构混乱，而且采光和通风的不足还会带来恶劣的卫生条件。在利兹，一些工厂主在工厂附近的有限面积内塞入了小规模工人住宅区，包括臭名昭著的背靠背住房。这种住房只有一面墙上有窗户，采光和通风都极差；房屋围合成狭小的中庭和独头的死巷，只在一角设有公共清洗场所和厕所，几乎没有排水、排污及供水设施，因为工厂主认为“将管道引入尽头封死的道路，从经济上考虑是很不划算的”。
——摘编自梁远《近代英国工业城市的空间结构与城市规划（1848—1939）》
材料四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城市规划法》开始酝酿出台。1978年，国务院召开第三次全国城市工作会议。1980年，国家建委召开全国城市规划工作会议。此后，各省、自治区、直辖市随之建立城市规划设计与管理机构。改革开放加快了城市规划编制单位的增加与规划行政管理机构的队伍建设，到1986年年底，全国城市规划队伍发展到了1.5万人。1989年后，中央人民政府着手建立以《城市规划法》为中心的城市规划法规体系，配套法规和相关法律法规相继颁布实施，城市规划技术标准和技术规范不断出台。
——摘编自任致远《改革开放与城市规划》
(1)根据材料一，概括中国古代都城建设的特点。(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古代希腊城市公共设施建设的积极影响。
(3)根据材料三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19世纪中叶英国城市问题的表现及其产生的根本原因。
(4)根据材料四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改革开放后中国应对城市规划建设问题的有利条件。
材料一 中国古代海上丝绸之路自公元前2世纪被汉武帝开辟以来，历经各个朝代的发展与变迁，这中间有唐朝在联系西亚各国的陆上丝绸之路被切断后，中国对外贸易重心从陆路转向海路，遂使海上丝绸之路开始越过印度洋，延伸到波斯湾和阿拉伯沿岸，为宋元时期的大量阿拉伯商人来广州、泉州经商奠定了基础。到了明朝中叶，海上丝绸之路发生了巨大变化。特别是隆庆元年（1567年），明朝在福建漳州海澄月港部分开放海禁，准许私人海外贸易船出海贸易，以及西班牙殖民者为维持在菲律宾的殖民统治，开辟了从马尼拉到墨西哥阿卡普尔科的“大帆船贸易航线”。这条海上丝绸之路从原先向西到印度洋、波斯湾、阿拉伯等地转向东至日本，或经马尼拉越过太平洋到美洲大陆，然后再经阿卡普尔科和塞维利亚把中国的生丝和丝织品运往欧洲市场。与此同时，葡萄牙殖民者和荷兰东印度公司除了将中国的生丝和丝织品贩运到日本赢利外，也利用其返程船只将中国的生丝、丝织品和瓷器运往欧洲各地销售，遂使海上丝绸之路逐渐从区域贸易航线发展为全球贸易航线。
——摘编自李金明《海上丝绸之路的发展与变迁》
材料二 当前（2018年），中国已同80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签署了超过100份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合作文件。“一带一路”建设的核心不是另起炉灶、推倒重来，而是优势互补，我国仍将致力于对接促进各国、各地区的产业合作，促进各国、各地区产业规划的相互融通，进一步激发“一带一路”沿线各国经济发展活力，“一带一路”建设重点面向亚欧非大陆，同时向所有国家开放。不论来自亚洲、欧洲，还是非洲、美洲，都是“一带一路”建设国际合作的伙伴“一带一路”建设将由大家共同商量，“一带一路”建设成果将由大家共同分享。共建“一带一路”倡议提出5年来，中国与沿线国家投资累计超过600亿美元，积极推动“一带一路”国家基础设施互联互通，为欠发达地区奠定了经济发展的坚实基础，使各国人民公平享有经济增长利益。“一带一路”力求打造“对话不对抗、结伴不结盟的伙伴关系”，主张“各国应该尊重彼此主权、尊严、领土完整，尊重彼此发展道路和社会制度”。
——摘编自蔡春林、陈雨《“一带一路”倡议的世界意义》
(1)根据材料一，概括明朝中叶海上丝绸之路发生的变化，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其变化的原因。(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一带一路”倡议的世界意义。
材料 英国地理学家、地缘政治学家詹姆斯·费尔格里夫在《地理与世界霸权》中说：“中国是一个独特的江河之乡，这不仅意味着它的土地上有众多的河流，而且意味着其历史受到了这种支配事实的巨大影响。”
从鲧禹治水锻造华夏民族早期统一体，到周人饮水务农浇灌出中国礼乐文明源头；从秦国修建灵渠等水利设施一统六国，却曲解“水德”二世而亡，到汉朝重新定义“水德”，与民休息，奠定四百年新局；从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水域战争隔限南北，到隋唐开凿大运河，从经济上将南北深度融合为牢不可破的统一体；从宋元明背靠草原、走向大海，拓展海外贸易，打开中国历史新局面进而积极参与世界近代经济体系的初步建构，到清朝被海上的敌人敲开国门，被动进入世界现代化新秩序。五千年历史风雨兼程，沧海桑田，水运与国运彼此影响，互相重塑。中国历史走过从大河起源、往大江拓展、向海洋进发的万水千山，经过1840年以来的反复试错、摸索，最终找到了连接大洋与大陆、成为陆洋枢纽的崭新定位。
——摘编自吴鹏《水运与国运》
(1)材料中魏晋南北朝时期隔限南北的水域战争指的是东晋和(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材料中“水运”的含义。
(3)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材料中“水运”的特点。
材料一 大量的考古资料表明，早在距今七、八千年前的新石器时代，中华大地上的经济发展便已有了区域性的萌芽。地处温湿带的黄河中下游地区是以粟为代表的旱地农业文化；地处亚热带的长江中下游是以水稻为代表的水田农业文化；东北北部、蒙古、新疆等地，经济以狩猎和采集为主。黄河中下游和长江中下游因自然条件良好，所以开发得较早，经济发展水平也较高。游牧民族处在沙漠草原地带，传统的生产方式又使他们不太从事种植业生产，因而对农业民族的依赖性很大；同时，内地人民也需要肉食和皮毛，必须仰仗于牧区。司马迁在《史记·货殖列传》中描述：“夫山西饶材、竹……山东多鱼、盐……江南出楠、梓……龙门、碣石北多马、牛、羊”。
——摘编自赵庆伟《我国古代民族经济的区域性发展与互补》
材料二 自东汉末年以来，北方一直战乱频繁。期间有中原汉族的自相残杀，更有北方强大的游牧民族入侵，如五胡内迁、永嘉之乱、安史之乱等，把整个北方搅的鸡犬不宁。而南方则相对安定，战乱很少，为经济发展提供了较为稳定的社会环境。北方战乱南方安定，促使大量中原人口被迫或自愿南迁，促进了南方经济开发。南方开发少，水资源丰富，相对于较冷的北方，南方气温更适宜农作物的生长。农业的长足发展为南方手工业的兴旺、商业的繁荣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摘编自袁振宇《中国古代史上经济重心逐渐南移的探究》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先秦至西汉中国古代经济分布的特点及其意义。(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东汉至唐朝我国南方地区经济发展的原因。
材料一 1600—1800年世界十大城市的变迁（根据当时估算人口排序）
| 年份 | 世界十大城市 |
| 1600年 | 君士坦丁堡、北京、巴黎、东京、大阪、伦敦、杭州、京都、艾哈迈达巴德（印度）、伊斯法罕（伊朗） |
| 1700年 | 北京、伦敦、东京、君士坦丁堡、巴黎、广州、大阪、京都、杭州、那不勒斯 |
| 1800年 | 伦敦、纽约、巴黎、柏林、东京、芝加哥、维也纳、圣彼得堡、曼彻斯特、费城 |
——摘编自【美】钱德勒《三千年来的城市发展》等
材料二 1500—1900年欧洲的城市化率
| 国家或地区 | 城市化率 | ||||
| 1500年 | 1600年 | 1700年 | 1800年 | 1900年 | |
| 法国 | 4.2% | 5.9% | 9.2% | 8.8% | 25.9% |
| 德国 | 3.2% | 4.1% | 4.8% | 5.5% | 28.2% |
| 意大利 | 14.9% | 16.8% | 14.7% | 18.3% | 21.2% |
| 英格兰和威尔士 | 3.1% | 5.8% | 13.3% | 20.3% | 61.9% |
| 西班牙 | 6.1% | 11.4% | 9.0% | 11.1% | 26.8% |
| 全西欧 | 6.1% | 7.8% | 9.9% | 10.6% | 31.3% |
备注：数据为居民在万人以上的城市人口占本国（地区）总人口的百分比。
——摘编自刘景华《工业化以来西欧的“乡村城市化”》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1600—1800年世界十大城市中，中国城市所占席位最终减少的原因。(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任选表中某一国家或地区，对其城市化率的情况进行分析。
材料一 希腊人的城市规划以市场为中心，几何形状为轮廓，内部街道呈网格状分布的基本布局已然成型。在此背景下，棋盘式的城市布局在雅典的推广下日臻完善，在希腊化时期得到广泛传播，最终形成了欧洲现代城市的基本要素。
——摘编自刘峰《建构“理想国”：古代希腊城邦制度与城市规划的兴起和发展》等
材料二 伦敦在19世纪后半叶集中了1/6的人口，城市中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大片工业区、仓库码头区、工人居住区，城市的公共区域和公共建筑被大量挤压，布局越发混乱。进入二十世纪后，伦敦当局在周边规划一些卫星城市，并用铁路将它们与伦敦联系起来，从而迁出了一些人口与产业。与此同时，钢铁的产量大增，钢铁构件大量用于建筑，电梯的速度也大大提高，城市往立体方向发展，提高了土地的单位人口容积率，也为公共区域的建设腾出了一些空间。
——摘编自罗小未《外国近现代建筑史》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古希腊城市规划的特点。(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19世纪伦敦城市布局混乱的主要原因，并总结伦敦后来改善这种混乱局面的举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