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 学术界普遍认为，甘薯是由东南沿海地区经湖广传入四川的。雍正十一年（1733年），首次出现了四川种植甘薯的记载。乾隆时期，川西平原上的德阳、罗江、成都等地的地方志中都出现了甘薯的记载，且认为此物“或生食，或熟食，或磨为粉，味甘适口，老少皆宜”。在川东地区江津、黔江等地，甘薯也因地方官的大力提倡，广泛种植；川南有来自福建、广东移民首种甘薯，其一家一年收获几百上千斤，即使遇到饥年也能安然度过，使本地人很为羡慕。
到了近代，甘薯种植几乎遍及全川。据四川劝业道署统计，清末全川142个厅州县中，有甘薯种植记载的就有127个，全川共载甘薯605万亩，总产量3950.6万担。据1910年三月劝业会的调查显示，在成都的外来农业陈列出的产品中，就有18个地区陈列了当地出产的品质优良的甘薯，有白红苕、红皮红苕、红心红苕、牛奶红苕等品种。民国时期，农业科学工作者在四川地区进行了甘薯品种、栽培和贮藏等方面的研究工作，并从国外引进一些良种和实生苗进行鉴定。
20世纪五十年代，我国出版了甘薯增产栽培技术方面的书籍，及时总结和推广增产的经验。20世纪七十年代以后，随着水肥条件的改善、良种的推广、栽培技术的个性，甘薯的亩产量显著提高。改革开放之后，对外交流加速，甘薯作为多功能用途原料的作用更加凸显，新品种和新科技也不断引进，四川地区甘薯的产量和质量都有了质的飞跃。
——据张茜《甘薯在四川的传播及对四川饮食文化的影响》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简析明清时期甘薯在四川广泛种植的原因。(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近代四川甘薯种植的特点，并指出建国后又有何发展。
(3)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以甘薯在四川的种植为例，说明农作物交流对人类社会的影响。
材料一 中国历史上，主要的肉食资源来自于六畜。但在家畜之外，人们还曾驯养过多种野生动物，有关文献记载如下。《吕氏春秋·季春纪》“是月也，……后妃斋戒，亲东乡躬桑，禁妇女无观。省妇使，劝蚕事，蚕事既登，分茧称丝效功。”《尸子·存疑》云，“家鸭为鹜，不能飞翔，如庶人守耕稼而已。”《后汉书·光武皇帝本纪》“又驱诸猛兽虎豹犀象之属以助军威，自秦汉出师之盛未尝有也。”晋代傅玄《猿猴赋》，记载当时人不仅驯养猴，而且可使猴表演，猴可以听人语“戴以赤帻，袜以朱巾，……抵掌而胡舞。”北朝乐府民歌《木兰辞》中有“愿借明驼千里足，送儿回故乡。”（注：明驼指彩饰骆驼）。明宋应星《天工开物·甘嗜第六》中记述，“凡酿蜜蜂普天皆有。”清张万钟《鸽经》引用明代《畜德录》“鸟之中惟鸽最驯，人家多爱畜之。每放，数十里或百里外，皆能自返。亦能为人传书，昔人谓之飞奴。”
——摘编自杨海林、武仙竹《试论中国古代六畜之外的动物畜养》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中国古代蓄养动物的特点并分析其影响。
材料二 某学者检索《宋会要辑稿》《宋大诏令集》《续资治通鉴长编》《建炎以来系年要录》等史料，从中搜罗出有关动物保护的诏令共57篇。如宋太宗《二月至九月禁捕猎诏》和《禁诸州献珍禽奇兽诏》，宋真宗《封禅禁屠宰诏》《令十月后方得焚烧野草诏》，宋高宗《禁捕雏卵等诏》，都是要禁止非时猎杀。宋真宗大中祥符八年（1015）八月五日，“禁京城杀鸡”。宋宁宗时禁止私杀驴骡驼马和耕牛。同时，禁止使用捕猎器械。如宋真宗颁布《禁粘竿弹弓置网猎捕之物诏》和宋仁宗《宗室上陵坟禁带粘竿等诏》皆专门明确提及禁止使用粘竿、弹弓、置网等捕猎之具。这类诏令的颁布，一定程度上约束了非法捕猎行为。
——摘编自闫国防《宋代动物保护诏令探究》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评价宋代动物保护诏令。
(3)综合以上材料，谈谈你对动物资源保护和蓄养的认识。
材料一 唐宋时期，中国的城市形态曾经历过一次由封闭向开放的转变，转变后的城市格局发生了巨大改变。唐长安城中轴线贯穿全城，棋盘式统一整齐的坊里围绕在宫城和皇城的南面及东、西三面。城内临街坊有围墙，坊墙与街保持一定的距离，临街的坊墙不准开门。这一时期城市建设以皇城为中心，其基本出发点是安全与管制。随着城市经济的发展，坊墙坊门造成的出行障碍已经无法适应城市的商业活动，从唐末开始，在封建统治者的干预下缓慢前进，坊墙逐渐消失，前店后宅的沿街商业出现，到宋代新的、开放的、外向的、自由的街巷制度形成，城市中行政、商业、居住、交通等多种功能混合。多层次的街巷使得城市格局呈现层级的变化，各种功能的城市空间能够分布在不同层级的道路上，呈现出丰富的城市面貌。商业氛围浓郁是北宋末年东京城街区的最为显著的特征。大到御街，小到街坊内的小曲都有市井商业的踪迹。
——摘编自汪睿等《从“坊里”到“街巷”—浅谈唐宋时期街区开放的影响和启示》
材料二 1835年，英国议会通过《市镇自治机关法》，宣布取消200多个陈旧过时的市镇自治团体，设立100多个有权选举议会的市镇，规定所有市镇自治机构的人员均应投票选出。市镇议会必须定期公布账目和年度预算，市政收入必须用于当地居民，地方政府可以制定必要法规。这个法令扩大了市镇机关的工作职能和权限，削弱了土地贵族和权贵们的势力，保证了中产阶级对多数城镇乡村的控制。法令还废除市法官和法院的职权，将其权力转交治安法官和郡法院。这就实现了地方行政权力和行政管理的分离。1835年市镇改革还褫夺了教会的行政管理权，把教会势力排除于地方行政事务之外，使工商业资产阶级控制了地方政权。……此法令的缺陷是缺少建设性规定，未能通过中央控制作用来改变自治市大小不等、区域划分和地方管理多样化的局面，所以当时多数地方政府仍然存在腐败和低效问题，未能设立监督委员会督促地方建立各类公益设施。
——摘编自阎照祥《英国政治制度史》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唐宋时期城市的变化并分析变化的原因。(2)根据材料二，概括19世纪中期英国市镇改革的特点。
(3)结合所学知识，谈谈英国市镇改革对中国基层治理有何借鉴意义。
材料一 汉长安城是当时世界上规模最大的都城，选建在宽阔的关中平原上，一共有12座城门，一门三道，中间的门道专供天子使用，行人左出右入，城内的道路规整，布局与形制按照《周礼·考工记》进行设计营造。汉长安城的礼制建筑位于南郊，有宗庙、辟雍和社稷遗址等。统治中心位于中、南部，市场、民间手工作坊和闾里集中在城北。东市、西市具有重要的商业功能，由于城门管理严格，主要服务于达官贵族。汉长安城布局上所表现出的崇方思想、择中观念、规整的城门配置制度、棋盘式道路网，以及“前朝后市”和“左祖右社”的布局等在中国古代都城发展过程中有着典型意义，对后代都城的营建影响深远。
——摘编自徐卫民《汉长安与古罗马城政治功能比较研究》
材料二 古罗马城的建设经历了王政时代、共和国时代、帝国时代三个阶段。共和国时期，为了防止外敌入侵，罗马人不仅将罗马城进一步扩大，修建了周长10公里，厚近4米、高7米多的城墙，并建造了坚固的城门、塔楼、碉堡等工程。公元前1世纪，罗马城已经拥有100万的人口，无论从地理上还是从政治上，都是罗马帝国的中心。罗马城内工商业发展迅速，金融、行会、高利贷业也有很大发展。当时手工业作坊密布于城市街区，手工行业达数十种。从帝国建立到公元180年左右，为歌颂权力、炫耀财富、表彰功绩，建造了一大批凯旋门、纪功柱和以皇帝命名的广场、神庙，此外剧场、圆形剧场与浴场等亦趋于规模宏大与豪华富丽。罗马帝国的皇帝好大喜功，建造了越来越宏伟的建筑，也导致罗马帝国逐渐走上了衰败之路。
——摘编自（英）迈克尔·格兰特《罗马史》等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汉代长安城的特点及其形成因素。(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与汉代长安城相比古罗马城的不同之处。
材料一：北宋时期，我国西北地区的茶马互市迅速发展起来，并在西北地区形成较大规模，成为各民族贸易的主要形式。宋代西北少数民族从王公贵族到普通牧民，无不嗜茶如命，已将茶叶由奢侈品普及为日常生活必需品。宋代一度曾用银两、绢帛来购买和换取西北少数民族的马匹，但“银绢钱钞，非蕃部所欲”，最后不得不改为以“名山荼为易马用”。“茶之为利甚博，商贾转致西北，利尝致数倍”。交易时，茶商须持有政府发放的凭证——荼引，并只能在指定的市场内进行正常的贸易活动。熙宁七年（1074年），宋政府在成都设榷茶司，在秦州设置买马司，分管四川茶叶与藏族马匹的互市事宜。《宋史》记载，行禁榷（即官卖法）时平均每年从荼利得到的财政收入109. 41万贯，改革后平均每年得117. 75万贯。
——摘编自魏明孔、阎庆生《西北茶马互市论纲》
材料二：1669年，英国政府授权英国东印度公司专营茶叶贸易，从中国大量进口茶叶到欧洲市场。18世纪末，英国从中国进口的茶叶量达到了230万磅，与这个世纪的头一年相比，足足增长了200倍。1851年，英国人将中国的茶树和制茶技艺带到印度，茶叶在印度和锡兰被大面积种植。英国在印度阿萨姆种植园以机械化工序培育茶叶，成本和价格降低，茶叶质量也大大提高，“在湖北山边有着两三亩地的小农，是不能希望和它们竞争的”。欧洲红茶市场摆脱了对中国产地的依赖。
——摘编自（英）麦克法兰《绿色黄金：茶叶帝国》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北宋茶叶贸易的特点并简析其影响。(2)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中国近代以来茶叶贸易的变化，并分析其原因。
材料一 20世纪初，中国留学生开始接触到西方新兴的城市规划思想，在国内他们积极宣传欧美的市政改革和城市规划的理论与经验，呼吁以“分散主义”为原则进行田园城市建设；模仿西方对城市进行功能分区，建立独立的住宅区；对城市私人房屋规划从位置、高度、材料等方面加以限制；关注城市的社会功能，主张发展公共娱乐功能空间；建立完备的城市规划法。但是，由于统治者无力去实现这些乌托邦式的构想，城市底层人民的居住面貌并未发生实质性改变。
——摘编自何刚《民国时期中国新型市政学者的城市规划思想研究》
材料二 新中国成立后，我国在经济建设上学习苏联模式，优先发展重工业，受工业化大生产与集体主义思潮的影响，20世纪60年代，我国借鉴了以邻里单位理论，发展起“单位大院式”的住宅小区模式，住宅作为基本物资按计划分配，一般企事业单位、机关都有自己的居住区，居住区内配有浴室、食堂、小卖部等基础设施。这一时期住宅建筑层数低而密度高，同一居住区内建筑样式单一、按行或列排列。这样的居住空间模式是由传统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过渡的一个中间阶段，同时也与集体主义思潮下的计划经济体制相适应。
——摘编自吴冬蕾《略论中国近现代城市居住空间模式的变迁》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民国时期新型城市规划思想的特点。(2)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与民国时期新型城市规划思想相比，新中国城市住宅建设有何新变化并对其简要评价。
材料一 19世纪80年代，德国初步建立了社会保险制度。1935年，美国颁布《社会保障法》，标志着美国现代社会保障制度的最终确立。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英国率先构建了包括家庭津贴、养老、疾病、失业、伤残和死亡等内容的社会保障体系，基本实现了全民覆盖，大大推动了社会保障制度的发展。此后，瑞典、挪威、芬兰、丹麦等北欧国家以及法国、德国、加拿大和澳大利亚等国都建成了福利国家，社会保障制度基本建立。资本主义国家的社会保障制度包括全民就业、社会保障和服务等方面的内容，它是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高度时产生的社会和经济制度。但是，过度的社会保障，加大了国家财政支出的负担，容易助长懒惰行为，使得整个社会缺乏工作动力，效率低下。
——摘编自齐世荣主编《世界史》等
材料二 19世纪中叶以后，中国开始向近代转型，在这个过程中国家赈济制度已经衰落，传统的家庭救济模式也无法适应新的社会结构变化。中国近代社会立法工作在民国北京政府时期已经略见成效，例如1915年仿照欧美《济贫法》制定的《游民习艺所章程》。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的社会福利立法，则以1943年《社会救济法》为其典型，将社会上极度贫困的弱势群体与受灾民众作为优先照顾的对象。由于近代中国复杂的社会环境，社会福利立法产生的实际效果非常有限。
——摘编自聂鑫《近代中国社会立法与福利国家的建构》等
材料三 新中国成立后，1951年，政务院颁布了《劳动保险条例》，这是新中国第一部劳动保险法规，至1957年，“初步建成了以国家责任为主体，覆盖国家机关、企事业单位职工生活方方面面的福利制度”。改革开放后，以城乡统筹为特征的社会福利制度取得了极大的进展。新中国成立七十年来，社会福利制度从城乡分割到城乡全覆盖，努力实现对全体社会成员的福利保障。
——摘编自胡晓义《当代中国社会保障制度》等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近现代欧美国家社会保障制度的特点及其历史影响。(2)根据材料二、三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近现代中国社会保障制度的主要不同之处，并说明造成不同的主要原因。
(3)根据上述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谈谈近现代中西方社会保障制度的历史经验。
材料一 古希腊历史学家希罗多德记述了公元前500年左右印度河流域种棉花的情景：“那里还有一种长在野生树上的毛，印度人穿的衣服便是从这种树上得来的。”在秘鲁，考古学家发掘出公元前2400多年前的棉织渔网。在距今4000年前的埃及法老墓中，考古学家也发现了罕见的盛有棉籽的器皿，以及木乃伊身上缠绕的棉布彩带。
材料二 棉的故事并非始于18世纪末期英国产业的工业化，也非始于19世纪美国奴隶种植园的原棉生产。早在欧洲和其他各州掌握棉纤维的栽培、纺纱和织布之前，亚洲就占据着这种原料和布料生产与贸易的统治地位。这是一种在印度广为人知的东西——印度在成为殖民地之前的财富依赖于棉纺织品的国际贸易，在中国同样如此。早在明代以前，棉纺织生产就已经发展成为经济领域最大的产业之一，供养着数以百万计的耕种者、纺纱匠和织布匠。棉是纳税的媒介，是比丝绸、苎麻和其他纺织纤维更常见的织物。
——摘自【意】乔吉奥·列略《棉的全球史》中文版序言（2018年）
材料三 作为一种全球性工业，英国棉纺织工业在19世纪将原本相对孤立的地区联结、整合起来，纳入新的国际分工的世界经济体系中。美国南部奴隶种植园采摘的棉花，被运往英国利物浦港口，在兰开夏郡的工厂被生产成棉纱，出口到印度制成棉织品，再销往中国市场。迟至20世纪初期，美国南部的广大棉农依然生活穷困，没有原棉贸易价格中的话语权与商议权。印度、埃及等国棉花种植者生存状况进一步恶化。至19世纪60年代，英国棉纺织工业初创的全球体系客观上整合起世界经济，重塑了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
——摘编自杨松等《内驱与统合：英国棉纺织工业的发展及对全球体系的影响》
(1)根据材料一，概括早期棉花种植及利用的特点。(2)根据材料二，指出18世纪前棉花产业的区域分布情况，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棉纺织业在此区域发展的原因。
(3)根据材料三并结合所学知识，概述英国棉纺织工业的发展对全球体系的影响。
材料一 1346年，金帐汗国的蒙古军队攻打克里米亚半岛的加法城。军中黑死病很快传到城内，大量市民死亡。幸存者纷纷外逃，疫情逐渐从商业中心意大利传向了整个欧洲大陆，进而让瘟疫大规模席卷英国。欧洲人口至少因此减少了三分之一、英国总人口的死亡率在30%～45%之间。为此，英国政府通过了专门的卫生立法，命令在大街上架起熊熊大火来净化空气并要求保持街道的清洁。1349年夏，英国政府颁布《劳工法令》，限制劳工外流和教徒朝圣，禁止大规模的集会。英国政府和教会合作，规定黑死病尸体必须掩埋，同时限制人群出入黑死病疫区。为保障民众对土地的占有权，使幸存者有田可耕，政府下令减免赋税。直到1440年黑死病才开始消退。
——摘编自刘黎：《中世纪英国政府对黑死病的反应及应对措施》
材料二 《1911年国民健康保险法》规定工人参保由工人、雇主和政府共同出资，参保工人可免费接受全科医生诊疗。二战期间，战时医疗服务体系提供的免费诊疗范围扩展适用于遭空袭的伤员、服务业人员、生产军需产品的工人、特定的慢性疾病患者，最终适用于战时所有行业的工人和其他需接受医院治疗的人。《1946年国民医疗服务法》强调卫生大臣有责任促进建立全面的医疗服务，据此建立了国民医疗服务体系，形成了大区医院管理委员会负责医疗机构管理，地方卫生当局负责地方公共卫生服务管理，地方执行委员会负责全科医生服务管理。
——摘编自李鸻《英国国民医疗服务体系行政治理研究》
材料三 新中国成立初期百废待举，许多蛰伏的传染性疾病一度肆虐，鼠疫波及全国20多个省区，血吸虫病遍及长江以南所有省份。1949年10月，中央召开紧急防疫会议，确定了预防为主、防治结合的措施，成立中央防疫委员会，建立快捷的信息沟通体制，开展大规模的爱国卫生运动。1950—1953年连续召开三次全国卫生会议，将卫生工作与群众运动相结合，强调群防群治。通过传媒界的政治动员和教育界、文艺界的防疫宣传，卫生防疫工作上升为全民政治运动，流行的各种疫病很快得到了有效防控，全国城乡人口逐步上升。
——摘编自李向东、刘念《新中国成立初期的疫情与疫病防控的政治化》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中世纪欧洲黑死病大规模传播的原因。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20世纪英国医疗卫生发展的特点。
(3)根据材料三并结合所学知识，说明新中国成立初期疫病防控作用。
材料 中国铁路发展简况表
| 时间 | 发展状况 | 说明 |
| 1911年 | 全国通车里程约9000多千米 | 外国直接修建经营的约占41%；外国通过贷款控制的约占39%；中国国有铁路约20% |
| 1949年底 | 大陆铁路营业里程2.1810万千米 | 机车有4069台，分别出自9个国家的30多家工厂，机车型号多达198种 |
| 1981年 | 大陆铁路营业里程5.0181万千米 | 大陆共修建了38条新干线和67条新支线。其中电气化铁路1033千米；复线率约15%；我国自己生产绝大部分机车，并自主研制了内燃机车和电力机车 |
| 2018年 | 大陆铁路营业里程13.1万千米 | 复线率和电气化率分别达到53.5%和61.8%（为2015年底数据）；高铁营业里程2.9万千米，占世界三分之二；高铁机车及信号设备绝大部分为自主生产，具有世界领先水平 |
——据王渝生《中国铁路百年史话》、高志华《新中国铁路60年建设的回顾与展望》等辑录而成
(1)依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新中国成立前我国铁路发展的基本特点，并分析形成这些特点的原因。(2)依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比较1981年前和1981年后我国铁路发展的不同点。从新中国铁路发展史中可以得出什么重要认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