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中国至少已有3500年以上的疫情历史。中国疫灾频度的朝代变化有两个明显的高峰期：第一高峰期是魏晋南北朝，第二高峰期是南宋以后，特别是明清两朝，其疫灾频度高达33%—82%，平均59.6%，超过了以往任何时期。魏晋南北朝高峰期的形成与天气寒冷、极端气候事件频繁有关。该时期是我国历史上的大动乱时期，导致了大批难民的流动。难民的流动既为瘟疫的流行提供了便利的传播途径，也使瘟疫的流行具备了大量的易感人群。南宋以后高峰期的形成，与魏晋南北朝时期有相似之处。所不同的是，南宋以后，特别是明清以来，人口密度增加，人口流动性增强，致疫病种增多对疫灾频度的提高也产生了重要影响。
——摘编自王文远、杨进《古代中医防疫思想与方法概述》
材料二 中国古代统治者历来重视防疫。如明代皇帝继承历史上皇帝向人民颁布医方、恩赐医药的传统，不仅在流行病发生时采取一些颁方赐药的措施，而且在平时也注意医方的颁赐工作。元末频繁的战争使中华大地再次大量出现腐尸骸骨。当明初社会初步稳定后，政府便开始组织人力收埋暴露的腐尸骸骨。疫病流行时，明政府一般都会派遣医官巡视病情，并由惠民药局发给药物。嘉靖、万历时期这方面措施更为具体，政府一般还停止征粮征税，或采取别的变通措施，以减轻人民负担。
——摘编自梁峻《中国古代防疫资鉴—辽至明清防疫概览》
(1)根据材料一、概括中国古代疫灾发生的特点，并结合所学知识归纳影响其发生的因素。
(2)根据材料二、指出明朝政府的主要防疫举措，并结合所学知识简析其历史意义。
材料 自19世纪末年开始，北京作为中国三座大城市之一，人口大幅度增加，从1881年的87万人，增加到1910年的100多万人，1932年则增加到150多万人。……从1924至1948年，北京共开辟了6条电车线路，总通车里程约48公里，在北京城墙之内纵横交错，为北京内城和外城间、东部和西部之间提供了跨越城区的交通联系，逐渐形成了一定规模的城市交通网络。但是北京电车系统却面临许多严重问题，其中最大的问题是乘坐率低。1929年10月，北平发生了人力车夫砸毁电车事件。最终电车公司不仅没有能够扩大电车网络，降低票价，而且被维持昂贵的票价，最终使电车成为多数城市居民承受不起的消费。另外，为有效使用电车，需要铺设轨道，架设电线，或是拓展街道。但是作为历史文化古都，城门、城墙和牌楼之类古代标志，既是封建都城权威的象征，也是传统建筑美学的体现。对扩展电车轨道、竖立电线杆而言，它们都构成极其严重的障碍。在许多人看来，现代技术将会破坏古都的风貌的宁静。有些人还搬出中国所特有的“风水”观念，宣称电车的到来，将给城市人民带来厄运。电车公司开始时曾请求市政当局批准拆除影响施工的牌楼。然而，当这一消息泄露后，立即受到社会各界的猛烈谴责。市政当局不仅拒绝了电车公司拆毁牌楼的申请，而且命令其修复在安装悬空电线和铺设轨道期间遭到破坏的所有牌楼。电车公司不得不取消最初计划，另寻电车路线。这在无形中增加了电车公司的投资成本和运营成本。尽管如此，电车、汽车这两种最主要的现代交通工具在各个大城市还是比较普遍地被使用着。
——摘编自李长莉等著《中国近代社会生活史》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20世纪二十年代北京电车初步发展的背景。(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归纳20世纪二十至四十年代北京电车乘坐率低的原因，实质上反映了什么矛盾。
材料一 17世纪的英国是安宁的农业国，但在十八九世纪的产业革命中，一批批制造业工厂在河谷、运河和铁路沿线兴建起来，公路、运河和铁路的建设极大地改变了英国城镇的面貌。在曼彻斯特等新兴工业城镇，出现了市政厅、医院、学校等众多新式公共建筑。这些都说明工业革命期间英国社会经历了深刻的变革。在历史研究中，文献材料较为分散，有的在某些问题上并不可靠，而现实景观成为我们认识和构筑过去的一个重要依据。工业革命中英国的景观变迁为我们深入理解十八九世纪英国社会变迁提供了一扇独特而新颖的窗。
——赵文媛《工业革命与近代英国景观变迁》
材料二 文化在某种程度上说是一个民族历史的传承，如果一个民族的文化不能完整的保存下来，那么这个民族的文化就会少了很多积淀的韵味。在现代科技中，文化的保存途径分为数字化和非数字化两类……想要加快文化产业的发展，首先就要对科技进行创新，使科技和文化的融合发挥出其应有的作用……文化仅有保护和保存是无法使文化真正做到发展繁荣的。只有对文化进行有效传播才能真正从根本上促进大众的精神文明的建设。
——苟宗杰《现代科技推进文化发展繁荣的路径探析》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工业革命对英国景观产生的影响。(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归纳现代科技推进文化发展的表现，并分析现代科技发展的影响。
材料一 亲仁善邻、协和万邦是中华文明一贯的处世之道。天子躬行勤政，可使“四夷”归服，而周边部族及诸国遣使朝贡，可体现王朝强盛的气象。汉武帝派张骞出使西域后，推行“怀柔远人”政策，周边诸国“思汉威德，咸乐内属”。唐代，大食、日本等向唐朝多次派遣使节，学习唐朝的制度与文化；玄奘前往天竺求取佛经，传播佛教文化，堪称中外和平文化交流的典范。明初，中央政府列出了周边十五国为不征之国。明成祖时，郑和下西洋更是宣示和平的远洋航行，郑和被奉为和平使者。中央王朝将“厚往薄来”理念推广至与周边部族、诸国的交往中，并长期作为维持朝贡体系的基础。在朝贡体系下，中央王朝与朝贡国建立了紧密的政治、经济与文化联系，各朝贡国自由决定是否与中国往来。
——摘编自刘祥学《远迩相安共享太平——中国古代对外交往的宗旨》
材料二 鸦片战争之后，面对“数千年未有之变局”，许多保守的封建士大夫囿于“夷夏之大防”的传统观念,将西方列强以“夷狄”视之。郭嵩焘认为中国不仅在船炮机械等器物层面上落后于西方，而且在制度层面上也比西方落后，要与西方国家进行平等的交往。面对“眈眈环视之洋人”,他反对“不问国势之强弱，不察事理之是非，惟瞋目疾呼，责武士之一战，以图快愚人之心”；而要通过商战、和平谈判、外交斡旋等方式， “以条约为凭”、“谨守和约”，与西方列强据理力争。1876年，郭嵩焘成为近代中国的首任驻外使节。
——摘编自易永卿《论郭嵩焘的和平外交思想》
材料三 一个国家采取什么样的外交战略和政策，有着怎样的外交行为模式，关键看该国奉行什么样的外交理念。纵观当代中国外交史， “和平”是中国外交的核心理念，它既源自于中华民族数千年的文化基因，也扎根于新中国近七十年的伟大外交实践。当代中国和世界人民的根本利益，是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这也成为中国外交政策的宗旨，指导着中国坚定地走和平发展之路。
——摘编自卢静《中国和平外交的风格与气派》
(1)根据材料一，概括古代中国对外交往的主要特点，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其成因。(2)根据材料二，归纳郭嵩焘外交思想的主要内容，并结合所学知识简评其外交思想。
(3)根据材料三并结合所学知识，列举两例新中国的外交实践说明“和平是当代中国外交的核心理念”。
材料一 恰克图地理位置十分优越，距多伦、张家口等地也较近，于是恰克图成为清中后期中俄经济贸易往来的最重要枢纽。18世纪中叶，由于沙俄威胁边疆，故清朝采取罢市的方式使其被迫与清廷谈判订立条约。沙俄在东西伯利亚地区兴建了许多呢绒厂、制革厂和羊毛加工厂，恰克图边市贸易还为俄国国库填充了巨额税收。经营着“万里茶道”的晋商为及时运送茶叶等货物，不断扩充商路上的船行、车帮、驼队等运输组织。张家口在明朝时只是一个小边堡，到清朝却成为华商从事边市贸易输出输入货物的重要基地。中俄《天津条约》签订后，俄国获得了许多在华贸易的特权，特别是1903年东清铁路的全线通车，使贸易的重点转移至黑龙江地区和铁路沿线，致使商品赴欧洲的运输时限大为缩短。至此恰克图市场丧失了中俄贸易的中心地位，并逐步走向衰落。
——摘编自史军伟《试论清代中俄恰克图边市贸易》
材料二 近代以来，徽州茶叶和福建茶叶都面临着严峻挑战。徽商具有“贾而好儒”的特征，在商业活动中往往是重义轻利，南宋大儒朱熹曾在福建生活讲学多年，其思想对福建商人也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在近代徽州茶商和福建茶商的经营活动中，家族传承的经营模式屡见不鲜。明清时期，广州地区的外销茶贸易几乎为福建茶商和徽州茶商所垄断。五口通商以后，徽州和福建地区茶叶出口贸易迅速发展。徽州茶商往往在本地进行茶叶的收购和加工活动，依靠长江和京杭运河两大水系，然后运往上海或广州进而销售到国外，销售的产品多为精装绿茶。而福建茶种类丰富，以红茶、绿茶和砖茶为主，就地销售给山西茶商，再由他们北运至恰克图等地销售，产茶地与贸易地之间的距离遥远，给茶叶的外销造成了极大不便，尤其“自粤逆窜扰两楚，金陵道梗，商贩不行，佣工失业。”
——摘编自楚子轩《近代福建茶商与徽州茶商比较研究》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清代中俄恰克图贸易的历史地位，并分析其衰落的原因。(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归纳福建茶商与徽州茶商的相同点。综合上述材料，谈谈中国对外贸易给你带来的启示。
材料一 晚清至民国武汉纱厂创办情况表
厂名 | 建成时间 | 开工时生产规模 |
湖北织布官局 | 1892年 | 纱锭30440枚，布机1000台 |
湖北纱布官局 | 1897年 | 纱锭50064枚 |
第一纱厂 | 1919年 | 纱锭44000枚，布机500台 |
华裕纱厂 | 1922年 | 纱锭30396枚，布机400台 |
震寰纱厂 | 1922年 | 纱锭26000枚，布机250台 |
申新第四纱厂 | 1922年 | 纱锭14784枚，布机1000台 |
泰安纱厂 | 1924年 | 纱锭20330枚，布机200台 |
——摘编自刁莉、唐倩《近代武汉棉业的贸易与发展（1893—1937）》
材料二 1955～1990年聊城地区棉花出口概况表（单位：万吨）
| 时间 | 出口数量 | 出口的主要国家和地区 | 组织方式 |
| 1955年 | 0.96 | 山东省花纱布公司统一组织 | |
| 1959年 | 0.95 | 苏联、朝鲜、越南、捷克斯洛伐克等东欧国家 | 由地区供销社调拨到山东省棉花二级站，再由山东省统一组织出口 |
| 1966年 | 开始向日本等地输出 | ||
| 1983年 | 0.80 | 日本、南朝鲜、印度尼西亚、罗马尼亚、苏联、澳大利亚、意大利、捷克斯洛伐克、加拿大等 | 山东省纺织品进出口公司 |
| 1984年 | 1.26 | ||
| 1985年 | 1.55 | 聊城地区直接对外出口 | |
| 1986年 | 4.94 | ||
| 1990年 | 2.47 |
——摘编自史晓玲《国家、生态、技术、市场——棉花与鲁西北社会变迁（1906—2006）》
(1)根据材料一，简要概括19世纪末到20世纪二十年代武汉棉纺织业的发展情况，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其影响。(2)根据材料二，归纳新中国成立以来聊城地区棉花出口的新发展，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其成因。
材料一 忽必烈曾许诺宋降后杭州“宗庙悉许如故”。元军进城后，保护了城内各衙署，对宋太庙、四祖殿、景灵宫、皇宫内等建筑也仅收缴礼乐器物，建筑得以保存。忽必烈至元十九年，杨琏真迦等为发展佛教势力，夺占原南宋御前道教宫观为佛寺，重构杭州的信仰空间。两年后，元政府在南宋故宫遗址上“建大寺五”，原受元廷保护的杭州城郊天圜丘亦被毁建寺。杭州成为江浙行省省城后，杭城内原南宋官街改造、重建成行省街署与官员府邸，监察江南官员的江南浙西道肃政廉访司、大兴文教事业的江浙等处儒学提举司等，大体由南宋旧官衙改造而来，仍保持中轴对称、前堂后寝的布局。
——摘编自陈彩云《从国都到省城：元初对杭州政治空间的改造》
材料二 山东西南部的济宁城原为县级治所，元京杭大运河竣工后成为北方运河段的重要枢纽，是明代首批开设的7个运河上征收商品流通税的钞关之一，升级为兖州府下的州或直隶州。明中期后，土坯建起的外城城墙延伸着城市的防卫系统，鸡市口街、小纸店街、税课街、打铜巷等成为南外城街巷名。乾隆五十年，城内人口占济宁州31.8％，达15-20万。职业商帮中，出现了具有某些市民属性的社会组织和结构，参与当地修建寺庙、戏台、货栈，以及修缮城墙、码头、堤坝等。随着更多费用低、效率高的商船从事沿海南北贸易，济宁等山东西部运河两岸的城乡从19世纪中叶开始急速被边缘化。
——摘编自孙竞昊《明清北方运河地区城市化途径与城市形态探析》
(1)根据材料一概括元朝对杭州的改造历程。
(2)根据材料二，指出明清济宁城发展的表现，综合上述材料归纳影响中国古代城市发展的因素并予以说明。
材料 中国历代政府始终将粮食视为战略物资加以控制，这导致了古代粮食流通在大多时期处于政府的强力干预中，粮食的自由贸易并未得到充分发展。在古代社会早期，粮食作为商品进行市场贸易的规模很小。西周时期，政府对粮食流通进行干预，至春秋战国时期贩卖粮食逐渐成为商人经营的大宗买卖。秦汉时期，随着封建大统一局面的形成，无论是政府组织的粮食流通，还是作为商品进入市场的粮食流通其规模都大大超过以前。到了隋唐时期，随着大运河的开凿，漕运业的发展以及一大批转相灌注仓的修建，粮食流通出现更为兴盛的局面，并且开始形成南粮北调的格局。宋元时期，在粮食民间贸易中出现了一个新的变化，即商人们开始置流行数百年的“千里不贩籴”的转运原则不顾，而参与粮食的长途贩运，“富商大贾自江、淮贱市粳稻转至京师坐邀其利”。明中叶以后，我国粮食生产的基本形势发生了一定的改变，原来输出粮食的中心区变为输入粮食的缺粮区，原来的“苏湖熟，天下足”被改为“湖广熟，天下足”。这一时期江南区域内的粮食运销是相当繁荣的，如常熟地区外调浙江地区湖州米接济杭州，嘉定县因不宜植稻而“向赖邻邑之米接济”。所以，总体来看，古代粮食流通还是以国家的指令性计划为主，辅以市场调节。这样的流通体制有利于保证国家的急需如军粮、救灾及城市用粮，有利于保持社会稳定，有利于维护统治阶级的统治地位，但却大大降低了粮食流通在保障区域粮食安全方面的作用。
—摘编自吴宾、党晓虹《中国古代粮食流通与粮食安全》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归纳中国古代粮食流通的主要特点
(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影响中国古代粮食流通的主要因素。
材料一 宋代到清代，中国各地都发展出一定规模的票号、钱庄。清代中期后，山西票号几乎开满了国内各省。鸦片战争后，上海为代表的口岸城市，开始兴起钱庄。为了拓展在中国的国际贸易业务，外国商人将现代银行业引入中国，最早的就是一家英资背景的银行丽如银行。之后，英国等欧洲国家以及美国、日本的银行纷纷在中国设立分行。经过市场洗牌，到19世纪末，9家外资银行在中国的通商口岸设立了45家分支机构。
——摘编自吴景平《中国近代金融史十讲》
材料二 近代中国银行业在1927-1937年“黄金时代”的发展，带来的成果包括存款业务猛增到了45.5亿元，大大超过了外资银行的该业务量（5.11亿元），占据了总发钞额的87%。近代中国银行业为当时的民族工业提供了稳定的资金支持。比如，棉纺织业就获得了压倒性优势的贷款支持，面粉业、丝绸业也获益显著。近代中国银行业在那段时期的快速发展，对于当时国家的救亡图存起到了十分重要的意义。抗战结束后，国民政府在金融领域的干预更甚，屡屡违反金融市场规律，滥发货币，从根本上葬送了人民对于该政府的信任，最终导致国民政府金融业的崩溃。
——摘编自[美]程麟荪《中国近代的银行业》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宋代到清代金融业得以发展的根本原因，并概括近代在华外资银行发展的特点。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归纳国民政府统治前期银行业发展“起到了十分重要的意义”的主要表现。
材料一 第二次鸦片战争后，西方在中国设立轮船公司，轮船航运冲击了传统的帆船运输。1876年，中国第一条铁路—吴淞铁路建成后，引发了清政府内部是否兴办铁路的大讨论。为了维护统治，清政府接受铁路。随着里程增加，铁路逐渐超过航运，促进了各地商品的交换速度。同时，汽车和公路运输也在中国兴起。轮船、铁路和汽车，改变了近代中国的交通运输，推动了交通运输的近代化步伐，促进了国民经济发展。
——摘编自邵功南《试析1862—1937年中国物流方式的变革》
材料二 1965年，中国政府批准了修建北京地铁的方案。1971年，北京地铁一期工程建成并运营，成为市区连接西部的交通大动脉。1984年，二期环线工程建成通车。天津市是中国第二个拥有地铁的城市。1995年，上海建成地铁一号线。随着城市交通日趋紧张，各地继续发展大运量快速的地铁交通系统。
——摘编自雷风行《中国地铁建设的概况及发展思路》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影响中国近代交通变迁的因素。
(2)根据材料，归纳中国现代地铁建设的特点。并说明我国地铁建设的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