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 19世纪后期，以纽约为代表的美国城市饱受公共卫生问题的困扰。各种环境污染为病原体创造了适宜的场所，乱丢垃圾为疾病媒介提供有利条件，而激增的城市人口增加了感染的概率。城市卫生防疫措施的滞后导致高死亡率，越来越多的居民强烈地意识到卫生防疫的重要性，从而产生了系统的城市卫生改革主张。各种公民改革团体在寻求解决垃圾问题办法的同时，也将其视为消除城市罪恶、腐败和疫病努力的一部分。这种进步主义的改革精神坚信能够通过改善人们的生活和工作环境来改变行为。各城市兴起了以公共卫生机构建设、环境治理和疫病防治为主要内容的城市公共卫生改革运动。城市公共卫生改革运动应用了当时被广泛接受的医学知识和新兴的科学技术。受英国环境卫生理念影响，19世纪40年代，美国城市的卫生意识开始觉醒，1894年，乔治·华林在纽约推行了一场街道卫生改革，使垃圾管理现代化，推行卫生教育，并将环卫工作转变为必要的城市服务，对美国城市的卫生状况产生了直接而持久的影响。华林唤起了美国公众对卫生科学的重视，在促进公众参与城市环境保护、提高市民城市环境保护意识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
——摘编自王丽敏《进步运动时代纽约城市环卫改革（1895-1898）》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纽约城市环卫改革兴起的历史背景。(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纽约城市环卫改革产生的历史意义。
材料一 北宋都城开封和南宋都城临安，居民稠密、厨灶连绵，宫廷以及富户多用珍贵木材建房，而一般人户则多用普通木材或者用茅草建屋，屡有火灾发生。两宋时均有火灾防治的诸多法令，要求拓宽街道、扩大房屋间隔。宋真宗曾下诏要求陕西地区的军营将茅草更换为瓦片；宋高宗多次下诏改建房屋，“累令撤席屋（茅屋）作瓦屋，不奉行，比重罪当加重”，并要求在有火灾隐患的地方只允许建五十间房屋，各自留出一条宽三丈的防火巷，以阻遏火势蔓延。宋仁宗挑选精干军士，建立了中国最早意义的专职消防队——军巡铺。其主要任务是“夜间巡警”，走街串巷地巡查火禁施行情况，并负责火灾的扑救工作。但军巡铺缺乏集体操作的强力拆卸工具和远程射水工具，灭火手段存在很多不足。
——摘编自张雅雯《宋代城市消防制度探究》等
材料二 1949年11月成立公安部之初，新中国的消防工作就被纳入公安部治安行政局管理。1955年举办第一期全国消防训练班，系统地教授防火灭火理论、灭火战术、操作训练和技术装备的性能与使用等知识，此后，定期向广大群众传授防火灭火知识为惯例。在公安消防队外，企业专职消防队及群众性义务消防队陆续组建起来。1956年，毛主席向全国发出“向科学进军”的号召后，公安部消防局科学研究所及天津、上海、沈阳等地的消防科学研究所逐渐建立。1957年，新中国第一部消防法《消防监督条例》颁布，消防工作与体制建设走上了法制化的发展道路。
——摘编自丁懿斐《在光辉旗帜下——新中国消防事业发展成就综述》等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归纳宋代城市火灾防治的措施并分析其出台的背景。(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新中国成立后消防建设的特点并分析及其意义。
材料— 19世纪后半期美国城市化迅猛发展，人口高度密集的城市环境导致公共卫生问题恶化，从而促发了城市公共卫生改革。1870年至1890年市政卫生局开始成为政府的常设机构。1871年，圣路易斯市组建完成一支从正规部队中招募人员组成的卫生监督部队。80年代开始，许多城市先后建立街道清洁部，专门负责街道保洁工作。期间，城市政府还首次吸引社会多元力量参与垃圾处理工作。由数万城市儿童组成的“青年街道清洁联盟”在改善城市居民不良生活习惯方面取得了显著成效。1878年国会通过《国 家防疫法》进一步扩大了海军医院服务部在海事检疫方面的权力。90年代纽约、波士顿等港口城市开始对来自国外的猪和羊进行检疫处理。建立在细菌理论基础上，改善儿童健康、纯净牛奶、灭蚊等改善大 众健康的系列社会行动接踵出现。
——摘编自李晶《城市化下的“卫生”困境与突破》
材料二 新中国成立之初，我国的国民健康指标极其恶劣，公共卫生体系将近于无。针对这种情况，中央政府从一开始就高度重视公共卫生体系的建设。在传染病防治方面，除一般性的卫生防疫体系之外，国家还建立起如结核病防治所、皮肤病防治所等各级专科防治所。新中国初期就开始实行全民免费接种牛痘和卡介苗。1952年中共中央设立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随后自上而下各级政府都成立相应机构，动员群众开展卫生运动。70年代后期，全国公共卫生机构发展到4千多家，卫生防疫人员9万多人，基本形成了包括卫生防疫、地方病控制、妇幼保健、国境卫生检验检疫等方面组成的全面的公共卫生体系。
——摘编自张栋《新中国以来医疗卫生事业的发展轨迹》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简析美国近代公共卫生事业兴起发展的背景。(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说明新中国公共卫生事业发展的意义。
(3)谈谈上述材料对我国当代公共卫生事业发展的启示。
材料 距今五十年前，西洋来华传道的教会机关里的医师，组织了一个“博医会”，由外人主持全中国的医学事宜，如促进医学教育，改良医学设施，灌输卫生知识等等，替吾国奠下了新医的基石。有识之士，便纷纷研究西洋新医学术，民众也渐知延请西医诊治疾病；于是西洋医术便在吾国萌起了嫩芽。当时从外国学成归国的医界先进，认为中国的医学事业由外国人主持，他们的精力和功绩，固然值得感佩，但究非妥善办法，国人应有自己的医学团体，中国的医学事业，应由中国人来主持，于是便组织了中国医学会，到现在已有将近三十年的历史了。自从中国医学会成立后，外人组织的博医会即形解散，外国医学家仍极力赞助中国医学会的长成。到现在已有三千会员，其中有六百个外国会员。这是全国的医学学术机关，在政府极力赞助之下，对于吾国医学事业贡献良多。
——《申报》1941年4月24日刊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中国医学会成立的背景。(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简析中国医学会对近代中国发展的影响。
材料一：19世纪频频爆发的霍乱、天花等传染病考验了城市化时代国家的管理能力。英国政府于1848年颁布《公共卫生法》，全面介入公共卫生管理，并确立相关的权力介入规则。英国成立了卫生总署，以便作为中央机构监督指导法案施行，地方卫生管理机构则被称为地方卫生委员会……英国首次将地方城市治理纳入中央行政管制体系中，初步建立了从中央到地方、以公共卫生治理为主要职能的城市管理体系。在此之前，英国在城市治理方面一直遵循中世纪以来的地方自治传统，各级政府较少干预相关事务。英国政府于1855年颁布《污染物清除法》，1866年再度颁布《卫生清洁法》。到1870年代末，英国944个城镇卫生机构中，官营供水公司达44%，1890年末更升至三分之二。当时民众普遍认为，身体健康程度与事业成功间联系密切。经过公共卫生管理制度的发展，到1914年，英国已拥有了一套实施福利政策最重要的基础——完整的公共卫生管理法律体系。
——摘编自王广坤《试论19世纪中后期英国公共卫生管理中的政府权力扩展及影响》
材料二：近代以前，除京师以外中国城市多为省、府、州、县的治所，没有专门机构负责公共卫生事业，城市的污水处理、垃圾清理、传染病防治，多由有关行会或士绅、居民等社会力量负责，基本处于半无政府状态。19世纪中叶，随着中西交流逐渐增多，中国近代公共卫生事业逐渐酝酿、开展。1910~1911年间，东北鼠疫大爆发，中华基督教博医会派出传教医师与北京协和医科大学学生以及沈阳等地的传教医师一起参加控制和扑灭东北鼠疫的工作。传教医师在广州、上海等许多大城市进行实物宣传，一些基督教出版机构发行了大量宣传物品。19世纪60年代起，中国出使人员有感于中国与欧美城市公共卫生的巨大差距，开始发起改善公共卫生的议论。上海租界等外国人居住集中的地区，成为中国公共卫生事业近代化的先行地区。20世纪初，北京、武汉、广州等城市在公共卫生方面都有了明显的改善。但据记载，20世纪初，当医生要求给北京一些居民的儿童进行免费牛痘接种时，竟遭到拒绝，理由是“此痘疮乃孩儿之疫病，非患一次不可，故人为预防乃违天理。多有以种痘为邪法而排斥者”。
——摘编自何小莲《论中国公共卫生事业近代化之滥觞》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19世纪中后期英国公共卫生管理中政府权力扩展的背景，并分析其影响。(2)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与近代英国相比，中国近代公共卫生事业发展的不同之处，并说明其原因。
材料 1936年，罗斯福通过了《土壤保护与国内生产配额法》，授权州政府和联邦政府采取联合行动开展水土保持，将土壤保护视为“国家需要”和“公共福利”。通过津贴引导农民采用轮作等高耕作、退耕还林还草等保土性耕作方式，增加保持或增强地力的农作物，减少消耗地力的农作物。“保持或增强地力的农作物”包括大豆、燕麦、大麦及牧草等，其相当一部分会在农场消耗而不会流通到市场。而“消耗地力的农作物”则包括棉花、小麦、玉米和烟草等，也就是农业危机期间政府要限制生产的基本农产品。
在保持水土的名义下，美国农业部通过津贴引导农民调整农产品结构，从而巧妙地达到限制基本农产品生产的目的。在1936年至1937年间，联邦政府“每年拨款5亿美元”开展水土保持工作，有约400万农民参与了水土保持计划，并因此获得现金补助。
——摘编自高国荣《从生产控制到土壤保护》
(1)根据材料结合所学知识，分析美国《土壤保护与国内生产配额法》出台的历史背景。(2)根据材料结合所学知识，分析美国政府的这一系列措施产生的影响。
材料一 《汉谟拉比法典》对贷款利率有如下规定：①商人若以谷物放贷，每1库鲁（180卡，约合121公升）谷物可收取60卡谷物为利息；②若以白银放贷，每1舍客勒（约合11.25克）白银可收取1/6舍客勒又6塞白银为利息。如果商人违反规定，收取的利息超过了1库鲁谷物允许获得的60卡谷物，或者1舍客勒白银允许获得的1/6舍客勒又6塞白银，则商人应丧失其所贷付之物。
——摘编自【日】板谷敏彦著、王宇新译《世界金融史》
材料二 美国“国民银行法”出现在南北战争期间，1863年2月经国会通过实施。其主旨在于确立联邦注册银行的主导地位，创造一种统一的通货，为低息政府债券提供销路。它正式引入了银行监管的全国性框架和原则，由此开启了银行监管的专业化道路。“国民银行法”赋予通货监理署对国民银行的审批权和监管权，并强调了实际工作重点在监管而不是审批。用现代语言表达，国民银行制度与州立银行制度的一个显著区别是，前者重视“事中监管”，而在审批事务上体现了自由银行的原则，后者则不容易区分“事前监管”与“事中监管”。
——整编自贺力平《世界金融史·从起源到现代体系的形成》等
材料三 1993年12月，在国务院关于金融体制改革的决定中明确了金融监管体制改革的目标，推进综合监管改革的步伐。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11月，第一次全国金融工作会议确定了“加强金融监管，整顿金融秩序，防范金融风险”主题，提出对我国金融业实行分业监管，将保险业和证券业的监管职责从人行中分离出来。1998年成立保监会，并将人行的证券经营机构监管职能划归证监会。2003年正式成立银监会，人行彻底告别了将货币政策与银行监管集于一身的时代。银行、证券、保险自成系统、条款分割，易造成金融监管存在盲点、重叠和矛盾现象，2013年，经国务院批复，建立由人行牵头的金融监管协调部际联席会议制度，加强“一行三会”之间的监管协调。
——摘编自姚遂主编《中国金融史》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简述《汉谟拉比法典》对贷款利率的规定反映的历史信息。(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美国“国民银行法”出台的背景，并概括“通货监理署”的主要职责。
(3)根据材料三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1993年以来我国金融监管体制的变化，并分析其带来的积极作用。
材料一 16世纪，英国国王授予部分从事海外贸易活动的商人特许权，建立了众多的特许公司，其代表有莫斯科公司、利凡特公司和东印度公司。
| 莫斯科公司 | 成立于1555年，拥有对俄贸易特许垄断权。公司向俄国输出的货物主要为呢绒和火器，从俄国输入主要为蜂蜜、鱼油、毛皮、木材和海军军需品等。1698年其垄断权被取消。 |
| 利凡特公司 | 成立于1581年，垄断对奥斯曼土耳其的贸易。该公司每年出口价值约15万英镑的呢绒，进口国内生产所需的原料。该公司利润率高达300%，其势力越来越强大。到1825年才最终失去特许状。 |
| 东印度公司 | 成立于1600年，拥有在印度贸易的垄断权，后又获得官吏任命、审判、军事等权力。每年向国内提供产自亚洲的棉布与丝绸，获利巨大，并在印度建立起殖民统治。1858年英国政府正式接管了印度事务。 |
——据王军《16—18世纪英国特许公司研究》
材料二 19世纪60年代，在李鸿章等人的主持下，江南机器制造总局、福州船政局、天津机器局等一批军事企业相继建立。这些企业隶属于总督、巡抚，形同官府衙门。后又建立了一批“官督商办”的民用企业，其总办、督办也均是由政府任命。甲午战争后，清政府开始提出了按照西方国家的条例，准许民间投资开办。20世纪初，官督商办、官商合办的民用企业逐渐转为商办企业。为此，清廷出台了一系列鼓励工商业的政策法令。
——据周其厚《论洋务企业经营管理方式的变革》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特许公司在英国出现的历史背景。
(2)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洋务企业与英国特许公司的不同之处，并简析洋务企业转变经营管理方式的影响。
材料 1949年新中国刚成立，百废待兴，我国的化肥生产能力仅6000吨，远远满足不了庞大的农业种植需求。到了20世纪70年代，中国的化肥生产技术，只相当于美国四十年代的水平。1972年，中国化肥更是有55%依赖进口。化肥紧缺，关系到千千万万群众的口粮，因此新中国把化肥列为战略资源，举全国之力提高生产，并不遗余力用极其宝贵的外汇进口。在1973年，国家计委就向国务院建议，在3至5年内从美国、联邦德国、法国、日本等西方发达国家引进价值43亿美元的成套设备，也被称为是“四三方案”，其中最重要的部分就是引进了13套大型化肥装置。这些装置引领了中国化肥特别是氮肥行业与世界接轨，步入大型化、低能耗的发展道路。这是继1950年代引进苏联援助的“156项工程”之后，第二次大规模的技术引进。……到了1978年的时候，我国的年产尿素可以达到159万吨，可增产稻谷近6500万到8000万吨，也就是1300亿到1600亿斤，而1978年的国内粮食总产量达到了6095亿斤。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1973年中国引进13套化肥生产设备的背景。(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13套化肥生产设备引进的重大意义。
材料 19世纪以来，铁路在全球范围内迅速扩张。中国的铁路建设始于19世纪晚期，早期铁路修筑多出于增强军事实力和稳固清政府统治的目的。甲午战争之后，政府官员普遍认识到铁路的军事价值，确定了以修建铁路为“力行实政”的首要项目，修建速度明显提升。1895-1911年间平均每年新开通544公里；铁路客运量达到162330万人，货运量达243233万吨。一大批铁路沿线的乡村迅速发展为城镇，带来了大量人口聚集。铁路的开通极大地便利了报刊的发行，为新思想和民族国家观念在更广阔的空间范围内流播莫定了基础。晚清政府因财政条件的恶化，筑路资金不得不大量依赖外债，外债借款合同中附加的特别条款不仅削弱了铁路自主权，也刺激了收回利权运动的兴起。20世纪初，伴随铁路展筑，社会冲突频发。
——摘编自赵劲松、何佩霖、蔡杨《晚清铁路建设与辛亥革命》
(1)据材料，概括晚清中国铁路建设的背景。(2)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简析晚清铁路建设的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