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蒸汽汽车诞生时，行驶中喷吐着烟火粉尘，声音很大，常使马匹行人受惊，人称其“魔鬼之车”曾有报纸上刊登漫画，夸大汽车爆炸的惨状。马车铺的老板们唆使儿童向汽车扔石块，在路上撒碎玻璃、铁钉，以妨碍汽车行驶。在马车公司游说下，1865年英国议会通过了《机动车法案》，规定：行驶的机动车，必须有一人挥舞红色旗帜徒步行走在车前做引导，并且车速不能超过每小时4英里。但在法国，汽车得到自由发展。1889-1902年，法国人先后研制了齿轮变速器和差速器、前置发动机后轮驱动、充气轮胎、箱式变速器、万向节传动轴和齿轮主减速器、后桥半独立悬架等，使汽车的性能得到较大提高。

——摘编自刘世恺、刘宏《汽车百年史话》等

材料二   新中国成立以后，党中央高度重视汽车工业。1956年，苏联援建的第一汽车制造厂生产第一辆解放牌汽车。1969年，在湖北创建了由中国人自己设计、施工建设、制造设备的第二汽车制造厂，由此奠定了中国汽车工业发展的基础。改革开放以后，中央允许建立汽车合资企业，引进国外先进技术，中国汽车工业从此进入新的发展阶段。2010年，我国已经建成全球规模最大、品类齐全、配套完整的汽车产业体系，汽车产业已经成了国民经济第一支柱产业。随着时代与科技的发展，我国汽车正向智能化、网络化、轻量化和能源多样化发展，智能网联汽车产业链已经基本完备，部分关键技术研发处于全球领跑阶段。

——摘编自徐秉金、欧阳敏《中国汽车史话》等

材料一   美国医疗费用高昂，是世界上唯一没有建立全民医疗体系的发达国家，美国有近5000万人没有医疗保险，约占总人口的19%。全球金融危机导致美国经济大萧条，越来越多的人无法承担高昂的医保费用。由于患者对医疗服务满意度较低，大部分美国民众认为医疗保健应该进行改革，政府也因医保支出比重过高而积极倡导医改。美国要求个人或企业雇主必须为雇员购买医疗保险。同时建立以国家为基础的美国健康福利计划，将未包括在政府医疗保障计划覆盖范围的人群及未购买商业医疗保险的雇员纳入该计划。美国还从国外进口廉价药物，打破医药垄断地位，以保证居民能买到平价药。鼓励将医保付费与服务质量相挂钩，对高质量医疗服务机构子以奖励。从2011年开始实施增税措施，增税对象为收入在25万美元以上的个人或夫妇，用于支持医疗保险改革。同时，采取提高效率、降低医疗成本的方式，将所节约部分资金用于医疗改革。

——摘编自应丽《美国“新医改”评析》

材料二   2009年以来的新一轮医改，可以说是改革开放以来举足轻重的改革事件之一。近年来，随着医改的推进，政府卫生支出所占比例稳步上升。改革开放以来，卫生领域市场机制的引入也为医疗卫生机构和医学的发展注入了活力。2018年，我国千人口执业（助理）医师数、千人口注册护士数、千人口医疗机构床位数三项卫生资源核心指标相比2006年均有大幅增长。计划经济时期，我国卫生医疗服务的主体是国有制的医院、集体所有制卫生院等机构。1980年开始，我国逐步开始放开社会办医。到2017年，非公立医疗卫生机构床位数占比达26.34%，呈稳步上升之态。2006—2018年，医疗机构诊疗量大幅增加，入院患者数量增幅达200%以上，增长更为迅速。2010年我国人均预期寿命为74.83岁，2018年已增长至77岁；主要健康指标优于中高收入国家的平均水平，得到世界关注。

——摘编自王虎峰《中国医改10年历程回顾与未来展望》

材料一   当今世界，民用航空的发展已成为现代人类文明的重要标志之一。2000年国际民航组织预计未来5年世界航空运输市场需求将保持客运5%、货运6%左右的增长率。1978年美国实行放松管制和开放天空，在此影响下，20世纪80年代欧盟17个成员国航空市场完全自由化，随之加拿大、巴西、日本、澳大利亚等9个国家也不同程度地开放了天空。1997年全球有363个航空公司联盟，2000年达美航、法航、大韩航和墨西哥航宣布共同组建“天合联盟”，这是现今世界航空运输业已形成五大联盟中涵盖航线最多的联盟。日航、墨西哥国际航、加拿大航、新西兰航、德国汉莎航、法航等相继实施了私有化。为了使航空公司的销售信息迅速、广泛地被消费者掌握，因特网作为高效优质的传播媒介、低成本的通讯手段、崭新的促销方式被航空公司广泛应用。

——摘编自杨国庆《中国民航发展展望》

材料二   新中国成立初期，我国民航运输总周转量仅为157万吨公里，旅客运输量1万人，货邮运输量767吨，仅有12架小型飞机，12条短程航线。2004年，全行业完成运输总周转量230亿吨公里，旅客运输量1.2亿人，货邮运输量273万吨，年平均分别增长19.4%、19.0%和16.4%，高出世界平均水平两倍多。截至2004年，我国民航定期航线航班达到1200条，其中国内航线（包括港澳航线）975条，国际航线225条，定期航班国内通航136个城市、国外通航38个国家的80个城市，形成了以北京、上海、广州为中心，干支线相结合的航空运输网络。特别是在过去的十几年中，民航重点改建、扩建、迁建和新建了北京、上海、广州等80多个大中型机场，机场设施越来越接近航空发达国家的水平，2004年，全国共有通航机场137个。2002年10月，民航总局直属航空运输及服务保障企业联合重组，成立了三个航空运输集团和三个航空服务保障集团，并与民航总局脱钩；2003年10月，组建了空中警察部队；2004年7月，完成了90多个机场的属地化管理移交工作。

——摘编自王志清《我国民航业发展的回顾与展望》

材料   20世纪30年代，美国通过低息贷款筹集资金支持农民购置电力设备，建设现代化用水体系，推动农村基础设施建设。这一时期美国政府将重点放在提供各项直接低息贷款建设农田基础设施上，同时提供价格补贴，维持和保障农场主的收入。20世纪70年代，美国先后出台了《农村发展法》《农业与食品法》《农村发展政策法》等法规，涉及乡村的基础设施、金融服务、水利管网、住房、产业发展等多个方面。里根总统及其政府还提出了包括加强农村教育、建立地方信息机构、设立就业中心等内容的“乡村再生六点倡议”。农业部和州及地方政府相互配合，推动乡村制造业、服务业等新业态的发展，乡村多样化发展逐步缩小了城乡差距，乡村农业生产占比逐步降低，兼业化程度提升。20世纪90年代兴起城乡政策整合，政府通过政策的长期实施和不断优化，充分满足乡村发展的需求和推动农业市场化进程是该阶段乡村发展的政策重点。

——摘编自乔婷《发达国家和地区乡村振兴经验及借鉴》

材料一   北宋都城开封和南宋都城临安，居民稠密、厨灶连绵，宫廷以及富户多用珍贵木材建房，而一般人户则多用普通木材或者用茅草建屋，屡有火灾发生。两宋时均有火灾防治的诸多法令，要求拓宽街道、扩大房屋间隔。宋真宗曾下诏要求陕西地区的军营将茅草更换为瓦片；宋高宗多次下诏改建房屋，“累令撤席屋（茅屋）作瓦屋，不奉行，比重罪当加重”，并要求在有火灾隐患的地方只允许建五十间房屋，各自留出一条宽三丈的防火巷，以阻遏火势蔓延。宋仁宗挑选精干军士，建立了中国最早意义的专职消防队——军巡铺。其主要任务是“夜间巡警”，走街串巷地巡查火禁施行情况，并负责火灾的扑救工作。但军巡铺缺乏集体操作的强力拆卸工具和远程射水工具，灭火手段存在很多不足。

——摘编自张雅雯《宋代城市消防制度探究》等

材料二   1949年11月成立公安部之初，新中国的消防工作就被纳入公安部治安行政局管理。1955年举办第一期全国消防训练班，系统地教授防火灭火理论、灭火战术、操作训练和技术装备的性能与使用等知识，此后，定期向广大群众传授防火灭火知识为惯例。在公安消防队外，企业专职消防队及群众性义务消防队陆续组建起来。1956年，毛主席向全国发出“向科学进军”的号召后，公安部消防局科学研究所及天津、上海、沈阳等地的消防科学研究所逐渐建立。1957年，新中国第一部消防法《消防监督条例》颁布，消防工作与体制建设走上了法制化的发展道路。

——摘编自丁懿斐《在光辉旗帜下——新中国消防事业发展成就综述》等

材料一   为了适应在华贸易发展的需要，1864年，英商投资创立汇丰银行。1868年，该行已被公认为“在中国最为重要的公司”。19世纪七八年代以后，汇丰银行一家买卖的外汇数额，经常占上海外汇市场成交总额的60%-70%，其外汇买卖牌价成为中国外汇市场行情的准绳。从1874年到1890年，清政府共借外债26笔，汇丰银行一家贷了17笔，占70.04%，成为对中国进行资本输出的急先锋。1894年后，汇丰银行在承贷的外国银行中独占鳌头，并在每一笔对华贷款中，附加苛刻的条件，借此控制中国的税收存管等命脉。此外，汇丰银行营业即对外发行小额钞票，到1890年末，已达618万元，“与营业于东方各国之银行相比，则汇丰银行之兑换券流通数为最多”。

——摘编自姜建清、蒋立场《中国近代银行史》

材料二   1912年经孙中山先生批准，大清银行改组为中国银行。成立伊始，即大力支持南京临时政府，经募公债、代收税款、稳定货币发行。1915年中国银行试办外汇业务，后又增加外币贷款、经理政府外债等业务，与外国银行相抗衡。1928年后，中国银行通过贷款支持，帮助经营困难的张裕酿酒公司、无锡荣氏申新纱厂渡过难关。20世纪30年代，中国银行斥巨资扶助铁道、公路、煤矿和水利建设，大力倡导并身体力行支持内地经济振兴，率先发展农业贷款。抗战爆发后，恐慌蔓延，引发提存和抢购外汇风潮，中国银行为平衡汇市共投入英镑797万磅、美元1442万元。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中国银行积极为国纾难，每年经收侨汇占全国侨汇总数的50%以上，有力支援了前线。

——摘编自宗良、孙雨心《百年中行金融报国的历程与启示》

材料一   北宋时期属于市镇的初兴阶段，宋室南渡后才掀起一个发展热潮。以两浙地区为例，至今尚有史可考的市镇超过了700处，不少地区市镇的商税额接近甚至超过了所在州县城市，如咸淳初年，临安府仅北郭、浙江、江涨桥、龙山4个市镇的年商税额就有26.4万贯，相当于府城商税额的1.7倍。与此同时，市镇在发展过程中形成了环城市镇、农业市镇、手工业市镇、商品转运市镇、港口市镇等不同类型，使市场活动得以渗透到市镇周边农村各个角落，促使越来越多的手工业由家庭副业转变为商品化的专业生产，并成为市镇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

——摘编自陈国灿《中国早期城市化的历史透视》

材料二   明清之际，中国人口快速增长，江南地区的人民为了应付生计问题，不得不将种植棉花、棉纺织业和植桑养蚕产丝作为副业。政府也在当地多设织造（染）局，直接生产丝织品。于是盛泽、黄溪等市镇的居民“尽逐绫绸之利”，而到康熙时已是“富商大贾数千里辇万金而来，摩肩联袂，如一都会。”此类因丝织业而发展壮大的市镇，连同因棉布业而发展起来的朱家角、安亭等市镇一起，构成了江南市镇群落的璀璨明珠。这些市镇也吸引着邻近地区的士大夫阶层向它聚集，如浙江湖州的南浔镇，便有“九里三阁老，十里两尚书”的民谚，入清以后仍保持着“书声与机杼声往往夜分相续”的传统。

——摘编自袁行霈《中华文明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