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中国现代的城市化大致经历了计划经济和改革开放两个时期。计划经济时期受国家各方面政策的影响，城市化发展波动较大。改革开放后，中国国情的独特性直接决定了我国的城市化道路必须以“非典型的小城镇”和“典型的大规模城市”“两条腿”式走路，城市化的发展更多从城镇化开始，推动中国城市化不断发展。改革开放的背景下，城乡二元化体制以及户籍体制的逐步放松，农村过剩的人力资本逐渐向二三线城市迁移，但农民并不是“一次性全部进城”，他们会合理安排家庭的发展策略，既要实现家庭经济社会地位的向上流动，也要规避风险。农民进城的策略愈发具有弹性，它表现为农民在城乡之间的往返流动：一是季节性往返。农忙返乡，农闲进城或春节返乡，节后进城；二是周期性往返。年轻进城，年老返乡。三是突发性往返。在城市遭遇个人、家庭或宏观经济形势的重大变故，就业无门时可随时返回农村。形成了能进能退、可攻可守的城乡流动模式。
-王德福《走好“接力式进城”城市化道路》
材料二：二战后，伴随着实施“进口替代工业化”战略，拉美各国的发展成就辉煌。作为一种半封闭的内向经济和发展模式，初期带来的较快经济增长与城乡收入差距的扩大，使得拉丁美洲大量农村人口在短时间内以爆炸性速度流入城市，推动其城市化进程发展。由于放任自流的人口政策，市政缺乏规划，且城市工业的发展无法吸收所有劳动力就业，无法为迁移人口提供必要的就业机会和基本的生活条件，随即出现了大批了贫民窟，造成城市化过程的混乱。1953年，学者将其归纳为“过度城市化”，其形成有多方面原因，但最直接、最根本的还在于其历史遗留的土地制度、人口政策、产业发展...从而引发大量社会问题，陷入“中等收入陷阱”。
-摘编自王瑞民《过度与不足：拉美与中国城市化的比较与反思》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现代中国城市化发展特征。(2)综合上述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新时期中国和拉美不同城市化模式的成因以及对我国后续城市化发展的启示。
蔗糖·世界
材料 有别于对世界史的整体叙述，20世纪中叶以来，众多学者将研究的目光聚焦于棉花、茶叶、蔗糖、丝绸、白银等专门的物种或商品，其中对蔗糖史的研究成果丰硕。多数学者认为甘蔗起源于印度，后被引入中国和东南亚等地种植。甘蔗制糖技术也起源于印度，后传入中国、波斯、大食等地，唐太宗就曾派使臣到印度学习熬糖技术。由于日本严重缺糖，所以明清时期的中日贸易中，运往日本最大宗的商品就是糖，然后从日本换回大量白银和铜。新航路开辟后，甘蔗又被引入美洲殖民地。甘蔗种植和熬糖所需劳动力巨大，所以非洲黑人奴隶填补了印第安人大量死亡所带来的劳动力短缺。源源不断的廉价蔗糖从美洲运往欧洲，糖成为工人阶级卡路里的廉价来源，从而降低了劳动成本，推动了工业的发展。
——摘编自葛兆光《历史解释为什么有力量?——一种食品、一场战争、一部文献和一幅地图》
结合材料，概括蔗糖史对我们认识世界历史的意义，并说明理由。材料 明清时期，武汉地区繁荣昌盛，既因为水陆交通枢纽的位置成为“九省通衢”，又因经济发达得以与北京、苏州、佛山并称为“天下四聚”。晚清以来，武汉成为洋务运动的先驱城市之一，并建立了汉阳铁厂、湖北织布局、湖北枪炮厂等一批中国早期的近代化企业，奠定了一定的工业基础。近代武汉铁路网的形成，带动了武汉近代化的发展。1911年10月10日，湖北新军工程第八营士兵在武昌打响了“辛亥革命第一枪”，拉开了推翻中国两千多年君主专制制度的序幕。
杜伊斯堡位于西欧第一大河、德国的摇篮莱茵河畔，是位于德国西部的重要工业城市，被称为德国的钢铁心脏。19世纪上半叶，随着鲁尔区的工业发展，杜伊斯堡也成为著名的煤矿和钢铁生产基地，对德国经济发展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武汉与杜伊斯堡于1982年建立友好关系，这也是中德两国结成的第一对友好城市。今天，杜伊斯堡是80%从中国驶来列车在欧洲经停的第一站，已有100家中国企业落户杜伊斯堡。
——摘编自《中德友好省市清单，你在哪座城？》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说明近代武汉发展的原因，并概括武汉和杜伊斯堡在近现代发展中的相同之处。(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武汉和杜伊斯堡结为友好城市的历史背景。
材料一 近代中国部分城市分类情况
| 城市类型 | 代表性城市 |
| 综合性多功能中心城市 | 上海、天津、广州、武汉、重庆（均为不平等条约规定的通商港口，且有租界） |
| 新型工矿业城市 | 唐山、焦作、萍乡、抚顺（日本有采矿权）鞍山（日本有采矿权）本溪（日本有采矿权） |
| 新型交通枢纽城市 | 郑州、徐州、石家庄 |
| 双重功能的传统政治中心城市 | 北京、南京、西安 |
材料二 1840年，中国城市化率约为6.7%，到1936年增至11.2%。其中上海、天津、广州等沿海、沿江城市人口不断增加，西安、兰州等西部城市出现人口减少现象。由于各种天灾人祸，农村不断衰败人口遂流往城市。但城市经济中商业和服务业占比较大，工业比重很小，能提供的就业岗位有限，城市化往往表现为人口的机械性增加。城市无业、失业现象普遍，住房紧张和环境污染等问题突出。大量城市居民属于“候鸟性农民工”，仅在农闲时期在城市谋生。战争灾荒时人口大量涌入城市，结束时人口又大量流出。
——摘编自马先标《百余年近代中国城市化历史回顾与探讨》
(1)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近代中国城市化的特点。
(2)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影响近代中国城市化的因素，并指出近代中国城市化的影响。
材料一 古代都城的工业污水主要来自印染、造纸产业，这些水污染会引发瘟疫蔓延、疾病流行，严重威胁着人们的身体健康。在隋朝之前，古人处理生活垃圾以及污水以就地掩埋为主，慢慢的才开始有专人处理。到了唐朝，开始出现了一系列关于污水排放和垃圾处理的法律。
《唐律疏议》中记载：“其穿垣出秽污者，杖六十；出水者，勿论。主司不禁，与同罪。疏议曰：具有穿穴垣墙，以出秽污于街巷，杖六十。直出水者，无罪，主司不禁，与同罪。谓‘侵巷街’以下，主司合并禁约，不禁者与犯人同坐。”换而言之，如果随意倾泻污水或者乱扔垃圾，被武侯、不良人发现，需要面临被杖击六十的处罚。唐朝这些严苛的法律为后来的宋朝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北宋初年，朝廷制定了一系列措施予以治理工业污水。北宋真宗大中祥符八年（公元1015年）先是明令“内金水河两岸，即创置短墙遮护，不许放入浊污河水”，后又通过开小池和置斗门的方式来控制水练、过滤污水，同时还开凿了退水沟渠，将染院产生的废污水泄至宫城外的城壕中，以此减少对城内水域的直接污染。宋代政府还把对河渠的治理养护纳入到官员的考核目标中。宋代政府对环境、水源卫生保护的重视程度可见一斑。
——摘编自牛素娴《两宋都城的用水及水源卫生》
材料二 中国常驻联合国副代表表示：海洋是全人类的共同财产，日本政府不顾国际社会质疑和反对，单方面强行启动核污染水排海，这一举动无视公共利益，公然向全世界转嫁核污染风险，极其自私自利，极其不负责任。长期以来，围绕福岛核污染水排海对海洋环境、食品安全和人类健康的影响一直存在严重关切，日方做法的正当性、合法性、安全性也一直受到广泛质疑。无论日方如何辩解，都改变不了未来30年日本将把上百万吨的核污染水持续向太平洋排放的现实，都改变不了排海将对海洋环境、食品安全和人类健康造成巨大风险的事实。中方强烈敦促日方正视有关国家表达的合理关切，立即停止核污染水排海。
——摘编自新华网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说明中国古代加强城市工业污水治理的特点。(2)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就中国对日本核污水排海的态度，谈谈你的认识。
材料 1795年，法国政府征集食品长期保存的方法。巴黎糕点商阿佩尔采用加热密封方法，在1805年发明可以长期贮存的玻璃瓶装食品。1810年，阿佩尔获得政府奖金，随后建立了世界第一个罐头食品装瓶厂。
1810年，英国人杜兰德发明马口铁罐头，罐头很快成为英军标准口粮。1851年，伦敦万国博览会展出了大量罐头商品。与此同时，食品罐藏技术传入美国，波士顿、纽约等地先后建立了罐头工厂。
二战期间，各参战国军队在欧洲战区、北非沙漠、炎热的太平洋岛屿和白雪皑皑的北极地区作战，需要大量的罐头食品。1959年苏联领导人赫鲁晓夫在访美时曾坦言：“当1941年苏联的‘大粮仓’乌克兰被纳粹占领后，如果没有美国援助的罐头，我们当时真没有什么东西可以拿来养活红军。”
1961年4月12日，罐头随苏联宇航员加加林第一次到达太空。1969年，美国开发的袋装软罐头食品由于保质性能好、没有金属罐腐蚀与生锈等缺陷、无需开罐工具即可开启等特点，成功应用于阿波罗宇航计划。
如今，罐头也成为文化艺术和理念宣传的载体，许多罐头实物被各国博物馆收藏，不仅向世界人民传播食品罐头的历史文化，并且鼓励人们向罐头未来的创新发展和技术革命进军。
——摘编自韩锦平《食品罐藏发展史略》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分析19世纪以来影响罐头食品发明、发展的因素。(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概括罐头食品的演变趋势，并说明罐头食品发展的影响。
材料 明清时期，司门口为湖广承宣布政使司衙门所在地，布政司主管钱粮户籍，相当于当地的户部。户部巷东为藩库，是布政司存放钱粮的金库和粮库，户部巷西为武昌府的粮库所在地，户部巷正好位于两个库房中间，因而得名。粮道街是因为这个地方有个粮道署。
武汉有一批以数字命名的道路，如一元路、二曜路、三阳路、四唯路、五福路、六合路、七里庙、八大家等。一元路是从“一元复始，万象更新”的语句中摘取得来的，“日月光曜”二曜路，“三阳开泰”三阳路，“国之四维”四唯路，“寿、富、康、德、命称五福”为五福路，“六合同春。天地四方”为六合路。
武汉还有一批以人名命名的道路如兰陵路，如彭刘杨路，彭指的是彭楚藩，刘指的是刘复基，杨指的是杨洪胜，三人在辛亥革命中献身的。如中山大道，是纪念孙中山对武汉的贡献，黄兴路是以黄兴的名字命名，黎黄陂路是以黎元洪的命名命名。
1938年和1946年，武汉两次将原日租界内的街道全部改为与抗日相关的名字。如山海关路、卢沟桥路、陈怀民路、郝梦龄路、刘家麒路、张自忠路等。在日本司令官签订投降书的那一刻，武汉诞生了一条胜利街。这条街是将本来是6条曾属英、俄、法、德、日五国租界的街道合为一体。
三层楼这个地名是近代才产生的，这一带原是一片水塘荒地。1912年，从事营造业的资本家喻兴隆在今和平大道445号处修建了一栋砖木结构的三层楼房，开杂货店、茶馆、说书场和皮影戏场等，生意兴隆，远近闻名，成为这一带的显著标志，人们遂以三层楼泛指这一地区。
——摘编自《长江日报》等
结合所学知识，选取相关材料，提炼相关主题（任意一点或整体），并加以阐述。（要求：论题明确，持论有据，表述清晰）
材料 从17世纪晚期开始，证券市场引发英国社会上的大讨论。证券市场初兴时，市场波动频繁，当时人们对证券市场的机制并不了解，每当证券市场出现周期波动特别是市场陷入衰退就会引发人民的争论，加之当时的证券市场上，通过投机、欺诈和操纵等各种弄虚作假的手段来牟取暴利的行为的确广泛存在，这种现象自然会引发社会各界的批评。此外，证券市场牵涉到当时两大利益集团的政治斗争。代表商人和金融家集团的利益辉格党，乐见金融转型，而代表土地地主利益集团的托利党认为金融革命不但让资本从土地和商业转投国债，影响了土地的价格和商业的投资率，而且让地主和商人的借贷成本更高。
随着讨论的深入，英国人逐步摆脱了传统观念，认清了证券市场的金融功能，它让政府和越来越多的私人企业能以最小的代价筹集到资金，也为越来越多的人提供了一种安全的投资。此外，投资于英国国债的外国资本从1723-1724年的不到10%上升到1750年的近20%，筹集大规模资本投资于某一生产领域已经相当普遍，从1694年到1773年，共有17次立法动议限制证券市场发展，其中1697和1734年通过的此类立法，为以后的证券市场监管提供了一个基本的法律框架。
——摘编自李新宽《近代英国社会关于证券市场发展的大讨论》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证券市场大争论的原因。
(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从社会转型的角度简析证券市场大争论的意义。
材料一 新航路开辟之后，出现了物种在全球范围内的交流，葡萄牙人率先在亚洲展开植物学和医学研究；17世纪的初期自然科学从以“机械哲学”为主导思想进入到“实验科学”阶段，植物学也从描述为主转到在控制条件下进行试验。18世纪，植物学是备受欧洲大国重视的实用性学科。当时整个欧洲的政治经济学家都在灌输一种思想：精确的自然知识是国家财富积累的关键所在，由此可以影响国家实力，植物学家运用专业技术把经济植物运送到世界各地，往往对其国家的贸易和商业利益会产生极为重要的影响。
——摘编自隆达·施宾格《植物与帝国》
材料二 美国建国初期，在科学实用主义理念的影响下，托马斯·杰斐逊力图通过掌握前沿的植物学知识建立实验性的园圃，积极参与欧洲国家构筑的全球植物流动网络，实现对外来高价值食用植物、药用植物及经济植物等的引种与推广，最终达到改善美国农业经营模式，增强粮食自给自足能力的目的。尽管杰斐逊引种外来高价值植物的实验大都以失败告终，但仍有部分植物被成功引种和推广，它们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美国早期农业的多样化经营，丰富了家庭及农业生产。
——摘编自张鹏《杰斐逊的植物引种试验及其对美国农业的影响》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近代以来欧洲植物学发展的原因。
(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谈谈你对杰斐逊植物引种试验的理解。
材料一 几乎所有的中国古代城市都是与城墙相关的。 自古以来，中国城市就具备了城、池。城池保护了代表皇权的官府衙门，彰显着一个城市的特殊地位。到清末，在大部分城市，具有相当规模的商业中心已出现在城墙之外，实际上，很多会馆都建在城外。这样的现象在通商口岸尤其突出，比如天津、上海和广州。在这些城市，外国租界都在城外，华界都在城内……近代以来城市改造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拆除城墙。首先在天津，外国列强在义和团运动爆发后占领了天津市，并且拆毁了城墙。从清末新政时期到1949年这一段时间， 中国许多城市的城墙被拆掉。旧城墙消失后，取而代之的往往是环城路和有轨电车。
——摘编自周锡瑞《重塑中国城市：城市空间和大众文化》
材料二 1939年5月3日和5月4日， 日军对重庆市区进行了大轰炸，都邮街街区的房屋建筑损毁严重，需要进行清理改造。重庆市工务局会同重庆市财政局于1939年 10月30日，提经第22次重庆市政会议议决通过改造计划。改造过程中调查发现“都邮街、会仙桥原有街道转弯处成一反面曲线，交通秩序不易维持，车辆往来又多”，于是将原有街道改成直线。到1940年初，随着街道大规模的改建和都邮街广场的修建，战时重庆城市的空间格局发生了明显变化。新辟道路大多在市中区干道两侧或附近， 民生路、民权路、民族路、大同路、建国路、临江路、 中兴路、凯旋路等都与都邮街广场相连，城市中心向都邮街广场转移，市区新格局基本奠定。
——摘编自谭刚《重庆城市广场政治空间的形成与抗战精神动员》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评析近代中国城市改造过程中拆除城墙现象。(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概述抗战期间重庆城市改造的特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