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早在先秦时，人们就已将“诚”和“信”联在一起教化人，严律于己了。中国古代的各种契约关系，正是建立在这种道德规范和思想基础之上、靠诚信来维系的各种人际之间约定的关系。由秦汉到魏晋，租佃券约只写明租佃双方姓名、年月、亩数，租额、租期：魏晋已后，至唐五代，券契文字愈益丰富，从固定租额的明确，交租时间和质量的保证，双方权利和义务的责任，违约受罚的规定，保人对契约内容的担保等，都具体写进了契文，使得租佃契约完善化。宋元以至明清，租佃契又逐渐趋于简约化，没有了交租质量的保证，也省去了违约受罚的各种规定，许多保证人的签押被一名“保人”或“中见人”所代替，或者干脆省去，使得租佃契约走向一种新的简约化模式。
——摘编自也小红《中国古代契约发展简史》
材料二 中国很早以来就有重视契约的传统。《周礼》云：“凡以财狱讼者，正之以傅别、约剂。”到了秦汉时代，土地交易日趋频繁，土地买卖契约包括标的、价格、证人等内容。当时的契约具有诉讼书证的作用。魏晋南北朝时期，纸张开始成为契约的主要载体。北魏以来，在广大的中原地区，土地买卖开始受到限制。唐代的法律对土地买卖设定了很多前提条件，口分田等在原则上禁止买卖，现存的唐代中前期的敦煌文书中很少见到土地买卖文书。到了唐代中后期，特别是吐蕃占领与归义军时期的敦煌文书中又开始出现了土地买卖契约。宋太祖开宝二年（969），“始收民印契钱，令民典实田宅输钱印契，税契限两月”，改变了以往田宅交易买卖双方都要纳税的规定，正式确立卖主立契、买主税契的土地买卖制度。此后，土地买卖空前活跃。成书于南宋的《名公书判清明集》有云：“交易有争，官司定夺，止凭契约”。
——摘编自阿风《中国历史上的“契约”》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中国古代契约的特点。(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中国古代契约的发展历程并分析其影响因素。
在过去的一千年当中，世界收入的增加由三个相互关联的因子驱动：一是地域占领与殖民，例如15世纪末，欧洲人发现美洲大陆，新大陆为世界提供了玉米、土豆等新物种，提高了旧大陆的生产潜力，同时旧大陆对美洲的殖民也开发了美洲的生产潜力；二是国际贸易与资本运动，如1720—1820年，荷兰对外贸易下降了20%，人均收入下降了1/6，而英、法两国的出口分别增长了7倍与2.75倍，人均收入分别增长了1/2与1/4；三是技术与制度创新，如荷兰人创造了新型船舶工厂和改进了低成本通用货船的批量生产方法，助推了17世纪经济的高增长。
——摘编自【英】安格斯·麦迪森《世界经济千年史》
关于世界收入增长的动因，近代以来学术界提出了各种解释。请运用唯物史观并结合中外历史，对材料所述模型（整体或局部）提出你的见解（赞成、不赞成、修改皆可），并说明理由。（要求：见解明确，持论有据，逻辑清晰，说明过程不得重复材料所给事例）材料 牛的形象在中华文明原始时期就已出现，牛耕图就是其中较为重要的载体。隋唐时期，牛耕图并不只在描绘北方旱地牛耕场景，南方水田耕作场面日益丰富，牛耕图像逐渐定式，同时牛耕图的载体也发生相应变化。唐代山水画的兴盛，使牛耕图从秦汉魏晋时期的画像砖石发展至墓室及洞窟壁画之中，如唐高祖李渊从弟李寿之墓中就见两幅牛耕图。同时该时期牛耕图样逐渐丰满，并不止于单纯牛耕活动描绘，还增添了画面背景的刻画。牛耕也出现在佛教壁画之中，如凿于盛唐时期的莫高窟刻画了《佛说弥勒下生经》中一种七收的场面，画面中就有牛耕图的出现。
宋代画家对于牛耕的描绘日渐脱离墓室以及洞窟壁画之中，牛耕形象越来越多地出现在纸本绘画上，出现在文人画家笔下，且并不再局限于对农事的真实描述，而是以耕牛来寄托画家之思，并逐渐成为皇权的教化工具。据史料载： “仁宗宝元初， 图农家耕织于延春阁。”
明清时牛耕图已经不再限于壁画以及纸本绘画之中，载体形式丰富多样，如陶瓷、版画、年画等，与世人的生活愈加紧密。与此同时，承袭宋元之制，皇权对耕织图重农劝桑的教化作用极为重视，据悉明代仇英、唐寅皆绘过耕织图，至清代多位皇帝都曾任命宫廷画家画耕织图。
——摘编自夏恒《象征与教化：中国古代牛耕图发展的多重性》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概括中国古代牛耕图的主要发展趋势。(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分析中国古代牛耕图变化的主要原因。
材料一 1776年，亚当·斯密的《国富论》出版，对重商主义贸易保护的观点进行了系统评判，主张降低关税，取消出口补贴，实行自由贸易。1838年，英国一些被称为自由贸易的倡导者成立了“反谷物法同盟”,他们希望通过开放谷物市场的举措来换取别的国家对英国工业品的更大程度的开放。1845年，爱尔兰的土豆歉收使《谷物法》(旨在限制外国谷物进口)得以废除。1849年，英国废除了《航海条例》,该条例对进入英国经商的国外船舶的船主、船长和船员都有明确的限制规定。《航海条例》为英国船只保留了大量的外贸业务，从而为维护18世纪英国舰队的霸主地位作出了巨大贡献。
——摘编自葛正鹏《欧美国家贸易政策的选择及启示》
材料二 在1824年的总统大选中，所有的总统候选人都赞成保护政策。在1828年关税法下，应税商品的平均税率飙升至61.7%,南部各州强烈反对如此极端的关税。1833年，国会通过了妥协关税法，公众号三晋高中指南规定关税税率的最高限额为20%。1837年，美国经济出现萧条。信奉保护主义哲学信条的辉格党人赢得了1840年大选。接着，1842年关税法便恢复了1824年关税法中相对较高的保护性税率。1846年，在沃克关税法下，所有关税的平均税率都比1842年法案或其以前任何法案的税率低很多，尤其是对英国工业制成品减让关税。即便如此，至19世纪50年代，大部分时间的平均关税率仍然维持在20%—30%。
——摘编自邓峰、王军《美国对外贸易政策的历史考察》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19世纪中期英国自由贸易政策确立的背景。(2)根据材料二，概括19世纪中期美国对外贸易政策的主要特点，并结合所学知识简析其影响。
材料一 美国内战期间，联邦政府为了支持代价高吊的战争，提高了关税税率。1862年和1864年，国会先后两次提高关税税卑，彻底扭转了自19世纪30年代开始的关税税率下降趋势。1861年时美国的关税免除条目上列有182种商品，到1862年下降到99种，而到战争结束时，除了国内制造业所必需的原材料之外，几乎所有商品都被征收关税。南北战争的最后一年，关税税率被升至平均47%，海关收入则从1861年的3960万英元上升至1864年的1.023亿美元。这两次关税税率上调虽然很大程度上源于战争的资金需要，但在恢复和平后，保护和促进美国制造业发展的意识形态开始在政府内外占据主导地位，虽然各种临时性的国内税收被迅速取消，但关税税率不仅没有恢复到战前的水平，反而继续攀高，保护主义政策逐渐被制度化。
——摘编自贾根良《美国学派与美国19世纪内需主导型工业化道路研究》
材料二 如表为1870—1897年美国进口商品平均关税税率统计表。
| 年份 | 进口商品的平均关机税率 |
| 1870一1872 | 44.2% |
| 1873-1883 | 42.3% |
| 1884-1890 | 45.3% |
| 1891-1894 | 48.9% |
| 1895-1897 | 42.6% |
——贾根良《美国学派与美国19世纪内需主导型工业化道路研究》
(1)根据材料一、指出美国关税政策调整所体现出的政策倾向，并对其成因作出合理的解释。(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说明美国关税政策产生的影响。
| 1875年 | 王韬撰《瀛埃杂志》，介绍上海洋行的星期日休息制度：“七日礼拜为安息期……是日，西国行铺停止贸易。” |
| 1882年 | 福州船政学堂规定，学堂的四个班中，受教于洋教习的一个班享受星期日休息；其余受教于华人教习的三个班，每月朔、望、初七、二十三各休一天。 |
| 1897年 | 宁波中西学堂规定：“凡遇礼拜日，则停止讲读，但不得任意闲游。” |
| 1902年 | 清政府颁布《钦定中学堂章程》《钦定高等学堂章程》，规定全国中等、高等学堂一律实行星期休息制度。 |
| 1906年 | 清政府中央各部相继实行星期日公休制度。 |
| 1908年 | 各地设立地方自治机构，其中成都自治局办公条例规定：“星期日休息”。 |
| 1911年夏 | 清政府中最守旧的吏部与礼部，实行星期日公休制度。 |
| 1929年 | 清末民初，大多数的工厂多实行变相的“星期休息”，即工人两星期左右可享有一天假期。国民政府颁布《工厂法》，星期日休息作为工人的一项基本权利获得了法律层面的保护。 |
| 1994年 | 国务院确立“大礼拜”和“小礼拜”，实行“单双轮流休息”制度。 |
| 1995年 | 中国开始实行双休日制度。 |
——摘编自李长莉等著《中国近代社会生活史》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简述近代星期日公休现象出现的时代背景及其影响。(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评述民国至现代星期日公休制度的发展历程。
材料一 晚清至民国武汉纱厂创办情况表
厂名 | 建成时间 | 开工时生产规模 |
湖北织布官局 | 1892年 | 纱锭30440枚，布机1000台 |
湖北纱布官局 | 1897年 | 纱锭50064枚 |
第一纱厂 | 1919年 | 纱锭44000枚，布机500台 |
华裕纱厂 | 1922年 | 纱锭30396枚，布机400台 |
震寰纱厂 | 1922年 | 纱锭26000枚，布机250台 |
申新第四纱厂 | 1922年 | 纱锭14784枚，布机1000台 |
泰安纱厂 | 1924年 | 纱锭20330枚，布机200台 |
——摘编自刁莉、唐倩《近代武汉棉业的贸易与发展（1893—1937）》
材料二 1955～1990年聊城地区棉花出口概况表（单位：万吨）
| 时间 | 出口数量 | 出口的主要国家和地区 | 组织方式 |
| 1955年 | 0.96 | 山东省花纱布公司统一组织 | |
| 1959年 | 0.95 | 苏联、朝鲜、越南、捷克斯洛伐克等东欧国家 | 由地区供销社调拨到山东省棉花二级站，再由山东省统一组织出口 |
| 1966年 | 开始向日本等地输出 | ||
| 1983年 | 0.80 | 日本、南朝鲜、印度尼西亚、罗马尼亚、苏联、澳大利亚、意大利、捷克斯洛伐克、加拿大等 | 山东省纺织品进出口公司 |
| 1984年 | 1.26 | ||
| 1985年 | 1.55 | 聊城地区直接对外出口 | |
| 1986年 | 4.94 | ||
| 1990年 | 2.47 |
——摘编自史晓玲《国家、生态、技术、市场——棉花与鲁西北社会变迁（1906—2006）》
(1)根据材料一，简要概括19世纪末到20世纪二十年代武汉棉纺织业的发展情况，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其影响。(2)根据材料二，归纳新中国成立以来聊城地区棉花出口的新发展，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其成因。
材料一 1853年小刀会攻陷上海县城，大批华人涌入租界，打破了“华洋分居”的禁例，形成“华洋杂居”格局。19世纪末20世纪初，在沪各国侨民总数已达1.5万余人。1942年达到8.6万余人。他们大多数从事工商业等经济活动。1852年上海总人口为54万余人，到1936年增长到380余万。这380余万人中至少有255万人属于由外地迁入带来的机械增长。
——摘编自艾萍《近代上海城市化特征初探》
材料二 天津开埠后，其租界面积相当于旧城区的8倍。此前中国的城市发展通常因政治和军事展开，中心地区多是以官府衙门、庙宇和祭坛为中心，天津的空间布局明显呈现出了商业化的特点。1891年到达天津的轮船为672艘，吨位为507464吨，是1861年轮船数的6倍、吨位的19倍。天津“车驴轿马，彻夜不休。电线似蛛网，路灯列若繁星。制甚得法，清雅可观，亦俨如一小沪渎焉”。19世纪末，天津的社会治安一片混乱，天津衙门根本无力控制住局面。
——摘编自刘清越等《天津城市建设管理模式的近代转型》
(1)根据材料一、二，分别概述近代上海和天津城市变迁的表现。
(2)结合材料及所学知识，概括影响近代中国城市变迁的因素。
材料一 明朝成化年间，汉水改道，汉阳一分为二、南岸为汉阳，北岸为汉口。汉口“当江汉交汇之处，水道之便无他埃可拟”“谓九省之会”。嘉靖年间，“坊”出现，商税初具规模，居民渐增。汉阳县正式设汉口为镇，并设巡检司进行管理。康乾时期，两湖米粮下销江南、闽广，皆从汉口转运，“粮食之行，不舍昼夜”。1678年，商人自建的第一个商业行会——汉口米业公所建立，管理汉口米市，“有会议大厅供召集会众，以商议米市规章”。嘉道之际，人工河湮，出口成为新市区，河外亦成新街巷，巷北茶墙酒壁簇成村。全国各地商人、破产农民、文人、伶人等集聚汉口。汉口形成草纸街、衣铺街、打铜街等23街，“纷歧莫绘”“繁庶遂甲于荆楚”。
——摘编自范植清《鸦片战争前汉口镇商业资本的发展》等
材料二 ·票号的汇兑业务原是为适应埠际贸易的开展，解决不同地区间由于长途贩运形成的债务清算和资金平衡等一系列问题而产生的。票号于清中叶兴起，鸦片战争后得到初步发展。据道光二十七年（1847年）蔚泰厚的账目统计，汇往汉口的约有93862两，占总比例的11.5%，汉口是长江流域尤其是长江中上游及西南地区票号业的中心。此时的票号主要承担城市之间商业清偿的汇兑，以及一些汇兑与放款相结合的业务，并初步形成一个遍布全国的汇兑网。1858年后，汉口商业发展迅速，因此也成为票号经营的重点地区。至1881年、汉口设有票号33家，成为全国城镇中票号开设最多的城市。从1860年开始，票号与清政府的关系开始密切，票号的私人汇兑开始逐渐转向以公款汇兑为主，后来又发展到公款存放，国库、省库均有票号代理、票号业务呈现繁荣景象。
——摘编自杨国安《钱庄、票号与银行：清代以来汉口金融业的发展与变迁》
(1)根据材料一、指出明清时期汉口商业发展的表现。(2)根据材料二、说明鸦片战争后汉口商业发展的新变化，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其原因。
材料 在某种意义上，16世纪中叶到17世纪中叶可称为“白银世纪”。17世纪末以后，葡萄牙在其属地巴西开始大量开采黄金，英国抓住了机遇，与葡萄牙政府签订了《梅修因条约》，葡萄牙向英国出口葡萄酒，英则向葡及其殖民地出口制造业商品，此后两国又签订一系列补充条约。但是，葡对英的贸易总是呈现逆差，为了平衡贸易赤字，葡动用从巴西运回的黄金，把它们不断地送到英商手中，于是巴西黄金经过葡萄牙这个漏斗，大量地流入英国国库。“1700年从巴西流入葡萄牙的黄金为35万英镑，1760年时已高达220万英镑……从18世纪30年代起，葡属巴西的所有黄金、钻石的收入中用来贴补葡与英之间贸易赤字的价值数额在100万至200万英镑之间”。
有人估计，18世纪巴西出产的1000多吨黄金中，有90％被运至葡萄牙，其中有60％，即500多吨又被运至英国。大量黄金被运至英国，为英国货币稳定、金融信贷等方面提供了可靠的保证。18世纪，英国成为西欧黄金中心区，西欧商人资本，特别是荷兰商人资本，在荷兰丧失经济优势后，以购买英国国债的形式大量流入英国。1737年，荷兰人拥有1000万英镑的英国国债，相当于英国全部国债的1/5。1762年，荷兰人拥有1/4的英国国债，高达1200万英镑。
——摘编自罗翠芳《16—18世纪商人资本在西欧国际流动的原因探析》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18世纪商人资本在西欧国际流动的原因及影响。(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18世纪英国货币稳定的有利条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