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早在先秦时,人们就已将“诚”和“信”联在一起教化人,严律于己了。中国古代的各种契约关系,正是建立在这种道德规范和思想基础之上、靠诚信来维系的各种人际之间约定的关系。由秦汉到魏晋,租佃券约只写明租佃双方姓名、年月、亩数,租额、租期:魏晋已后,至唐五代,券契文字愈益丰富,从固定租额的明确,交租时间和质量的保证,双方权利和义务的责任,违约受罚的规定,保人对契约内容的担保等,都具体写进了契文,使得租佃契约完善化。宋元以至明清,租佃契又逐渐趋于简约化,没有了交租质量的保证,也省去了违约受罚的各种规定,许多保证人的签押被一名“保人”或“中见人”所代替,或者干脆省去,使得租佃契约走向一种新的简约化模式。
——摘编自也小红《中国古代契约发展简史》
材料二 中国很早以来就有重视契约的传统。《周礼》云:“凡以财狱讼者,正之以傅别、约剂。”到了秦汉时代,土地交易日趋频繁,土地买卖契约包括标的、价格、证人等内容。当时的契约具有诉讼书证的作用。魏晋南北朝时期,纸张开始成为契约的主要载体。北魏以来,在广大的中原地区,土地买卖开始受到限制。唐代的法律对土地买卖设定了很多前提条件,口分田等在原则上禁止买卖,现存的唐代中前期的敦煌文书中很少见到土地买卖文书。到了唐代中后期,特别是吐蕃占领与归义军时期的敦煌文书中又开始出现了土地买卖契约。宋太祖开宝二年(969),“始收民印契钱,令民典实田宅输钱印契,税契限两月”,改变了以往田宅交易买卖双方都要纳税的规定,正式确立卖主立契、买主税契的土地买卖制度。此后,土地买卖空前活跃。成书于南宋的《名公书判清明集》有云:“交易有争,官司定夺,止凭契约”。
——摘编自阿风《中国历史上的“契约”》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中国古代契约的特点。(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中国古代契约的发展历程并分析其影响因素。
材料一 官利制度作为一种利润分配方式,在中国近代如“合伙”“合股”等经济组织中长期普遍存在。“官利”又称“官息”,与“余利”“红利”对应称呼。官利制度的存在,是近代中国资本较为缺乏,高利贷盛行所决定的。众所周知,传统中国社会的资金流向是土地、高利贷、旧式商业和房地产业。金融机构和民间的放款利率都很高,而且这种高利贷现象并非存在一时一地,而是近代中国较为普遍的现象。
——摘编自朱荫贵《从大生纱厂看中国早期股份制企业的特点》
材料二 轮船招商局在其发行的股票上明确刊载“当经本局议定,招集股银壹百万两,分作千股,每股银壹千两,先收银五百两,每年壹分生息”的字样。
——摘编自中国交通会计学会《招商局会计史》
1929年国民政府《公司法》第173条规定:开始营业前分派股息于股东,股息一律不得超过周年五厘。
——摘编自国民政府《公司法》《公司法施行法》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阐述近代中国企业实行官利制度的原因。(2)根据上述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官利制度的发展特点,并说明其对中国近代企业发展的影响。
材料 1795年,法国政府征集食品长期保存的方法。巴黎糕点商阿佩尔采用加热密封方法,在1805年发明可以长期贮存的玻璃瓶装食品。1810年,阿佩尔获得政府奖金,随后建立了世界第一个罐头食品装瓶厂。
1810年,英国人杜兰德发明马口铁罐头,罐头很快成为英军标准口粮。1851年,伦敦万国博览会展出了大量罐头商品。与此同时,食品罐藏技术传入美国,波士顿、纽约等地先后建立了罐头工厂。
二战期间,各参战国军队在欧洲战区、北非沙漠、炎热的太平洋岛屿和白雪皑皑的北极地区作战,需要大量的罐头食品。1959年苏联领导人赫鲁晓夫在访美时曾坦言:“当1941年苏联的‘大粮仓’乌克兰被纳粹占领后,如果没有美国援助的罐头,我们当时真没有什么东西可以拿来养活红军。”
1961年4月12日,罐头随苏联宇航员加加林第一次到达太空。1969年,美国开发的袋装软罐头食品由于保质性能好、没有金属罐腐蚀与生锈等缺陷、无需开罐工具即可开启等特点,成功应用于阿波罗宇航计划。
如今,罐头也成为文化艺术和理念宣传的载体,许多罐头实物被各国博物馆收藏,不仅向世界人民传播食品罐头的历史文化,并且鼓励人们向罐头未来的创新发展和技术革命进军。
——摘编自韩锦平《食品罐藏发展史略》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分析19世纪以来影响罐头食品发明、发展的因素。(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概括罐头食品的演变趋势,并说明罐头食品发展的影响。
材料一 秦汉统治者采取了诸多措施加强海疆管控,塑造了以海为界的海疆自然实体。宋朝完善唐以来的市舶司制度,招诱蕃商来华,鼓励国内商人出海贸易,还奖励贩洋私商卓有成就者官职;从中央政策制定到地方行政管理,再到民间海商都积极参与海洋经济活动,整个社会弥漫着较为浓厚的海洋经济意识。明清时期欲利用海洋阻断陆地与海上力量的来往,人为制造沿海的“空心地带”以维系政治统治。依靠远离海洋来坚守疆土抵御外敌,即使海上威胁已消除,政府也始终利用其政治权力优势,压制海洋经济的发展,僵化了秦汉以来的海疆安全意识。
——摘编自胡林梅、文绪武《中国古代海洋意识的历史演进及其启示》
材料二
内容 | 出处 |
“海运之利有三:曰国计,曰民生,曰海商……古今以兵力行商贾,未有如英夷之甚者!” | 魏源《海国图志》(1852) |
“至若泰西,诸国夙精格致之学, 创水火机器等法, 而西土 多恃航海贸迁,且军旅战阵亦重水师,于兵船轮船之制,尤属无奇不出,往往为华人耳目心思所未逮。” | 桂林《海防考略》(1873) |
“帝国主义者,语其实则商国主义也。而商业势力之消长实 与海上权力之兴败为缘,故欲伸国力于世界, 必以争海权为第一义。” | 梁启超《论太平洋海权 及中国前途》(1903) |
(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中国近代海洋意识的变化及其原因。
材料 牛的形象在中华文明原始时期就已出现,牛耕图就是其中较为重要的载体。隋唐时期,牛耕图并不只在描绘北方旱地牛耕场景,南方水田耕作场面日益丰富,牛耕图像逐渐定式,同时牛耕图的载体也发生相应变化。唐代山水画的兴盛,使牛耕图从秦汉魏晋时期的画像砖石发展至墓室及洞窟壁画之中,如唐高祖李渊从弟李寿之墓中就见两幅牛耕图。同时该时期牛耕图样逐渐丰满,并不止于单纯牛耕活动描绘,还增添了画面背景的刻画。牛耕也出现在佛教壁画之中,如凿于盛唐时期的莫高窟刻画了《佛说弥勒下生经》中一种七收的场面,画面中就有牛耕图的出现。
宋代画家对于牛耕的描绘日渐脱离墓室以及洞窟壁画之中,牛耕形象越来越多地出现在纸本绘画上,出现在文人画家笔下,且并不再局限于对农事的真实描述,而是以耕牛来寄托画家之思,并逐渐成为皇权的教化工具。据史料载: “仁宗宝元初, 图农家耕织于延春阁。”
明清时牛耕图已经不再限于壁画以及纸本绘画之中,载体形式丰富多样,如陶瓷、版画、年画等,与世人的生活愈加紧密。与此同时,承袭宋元之制,皇权对耕织图重农劝桑的教化作用极为重视,据悉明代仇英、唐寅皆绘过耕织图,至清代多位皇帝都曾任命宫廷画家画耕织图。
——摘编自夏恒《象征与教化:中国古代牛耕图发展的多重性》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概括中国古代牛耕图的主要发展趋势。(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分析中国古代牛耕图变化的主要原因。
材料一 明朝成化年间,汉水改道,汉阳一分为二、南岸为汉阳,北岸为汉口。汉口“当江汉交汇之处,水道之便无他埃可拟”“谓九省之会”。嘉靖年间,“坊”出现,商税初具规模,居民渐增。汉阳县正式设汉口为镇,并设巡检司进行管理。康乾时期,两湖米粮下销江南、闽广,皆从汉口转运,“粮食之行,不舍昼夜”。1678年,商人自建的第一个商业行会——汉口米业公所建立,管理汉口米市,“有会议大厅供召集会众,以商议米市规章”。嘉道之际,人工河湮,出口成为新市区,河外亦成新街巷,巷北茶墙酒壁簇成村。全国各地商人、破产农民、文人、伶人等集聚汉口。汉口形成草纸街、衣铺街、打铜街等23街,“纷歧莫绘”“繁庶遂甲于荆楚”。
——摘编自范植清《鸦片战争前汉口镇商业资本的发展》等
材料二 ·票号的汇兑业务原是为适应埠际贸易的开展,解决不同地区间由于长途贩运形成的债务清算和资金平衡等一系列问题而产生的。票号于清中叶兴起,鸦片战争后得到初步发展。据道光二十七年(1847年)蔚泰厚的账目统计,汇往汉口的约有93862两,占总比例的11.5%,汉口是长江流域尤其是长江中上游及西南地区票号业的中心。此时的票号主要承担城市之间商业清偿的汇兑,以及一些汇兑与放款相结合的业务,并初步形成一个遍布全国的汇兑网。1858年后,汉口商业发展迅速,因此也成为票号经营的重点地区。至1881年、汉口设有票号33家,成为全国城镇中票号开设最多的城市。从1860年开始,票号与清政府的关系开始密切,票号的私人汇兑开始逐渐转向以公款汇兑为主,后来又发展到公款存放,国库、省库均有票号代理、票号业务呈现繁荣景象。
——摘编自杨国安《钱庄、票号与银行:清代以来汉口金融业的发展与变迁》
(1)根据材料一、指出明清时期汉口商业发展的表现。(2)根据材料二、说明鸦片战争后汉口商业发展的新变化,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其原因。
【中医与中华文化传承】
材料一 孙思邈对中医理论进一步完善。医道方面:“吾闻善盲天者,必本之于人”;“天有四时五行,人有四时五脏”;“阳用其精,阴用其形,天人之所同也”;“体有可治愈之疾,天有可消之灾也”等,这些是孙思邈中医理论的立足点。医术方面:“良医导之以药石,救之以针剂,圣人和之以至德,辅之以人事”;“胆欲大而心欲小,智欲圆而行欲方”。医德方面:“医者仁术”;行医“不为利回,不为义疚,仁之方也”。至此,中医基础理论趋于系统完备。
开元十一年颁布《诸州置医学博士敕》,要求各州配置一个医术精湛的医学博士,官阶九品。各州都要有《唐本草》一部,经典药方汇编类书一部,所收录的验方一百一十个以上,要与经史类书籍同等收藏。《诸州置医学博士敕》标志中医学社会推广开始步入正轨。
——根据翦伯赞《中国通史参考资料·古代史第四册》整理
材料二 《神农本草经》是中医药学的鼻祖,记载中药三百六十种,分上中下三品。梁朝陶弘景《本草经集注》新增中药一倍,也分三品,分别附于后。唐宋政府组织医家重修本草经,增补中药合计一千五百五十八种,被称谓中医药学大全。然而,唐宋中药学“品目多杂,甚至混淆,以至意义俱失”。明朝湖北中医药学家李时珍对中医药的发展十分忧虑,决心辞官,潜心科学,历时三十年,阅书八百余家,三易稿而成《本草纲目》。“书成,将上之朝,天子嘉之,命刊行天下,自是土天夫家有其书”。《本草纲目》的主要贡献有二,一是补增中药物三百七十四种,使中药品种增至一千八百九十二,这比秦汉时足足增加了五倍,李时珍是古代中药学的集大成者。李时珍最大的贡献还是发明中药学分类法纲目法,这比《神农本草经》分类法更科学。纲目法将中医药分为共十六纲,纲下分目,共六十二目。纲目分类法既有中国古典哲学的宏深智慧,又有近代科学的务实精微。《本草纲目》“首以水、火,次之以土。水,火为万物之先,土为万物母也。次之以金石,从土也……”,它科学传承了中华古典文化的天人合一思想,也将阴阳五行哲理具化到中医科学的研究中。李时珍还对动物界从低级到高级分类,“次之以虫、鳞、介、禽、兽,终之以人,从贱至贵也”,这种分类法在当时世界范围内也是遥遥领先的,极富科学理性精神。
——根据《明史·李时珍传》、《本草纲目·凡例》整理
材料三 清代中医学人才辈出,成就斐然,中医防疫科学成就尤为突出。下表(表5)是见于正史的部分中医学家及其著作。
——据《清史稿:文艺传》、陈邦贤《中国医学史》整理
传主 | 生卒 | 籍贯 | 身份 | 著作 |
吴有性 | 1582—1652 | 江南吴县 | 《瘟疫论》 | |
戴天章 | 1644—1722 | 江苏上元 | 诸生 | 《伤寒》《杂病》《咳论注》《疟论注》《广瘟疫论》 |
余霖 | 1724—1795 | 安徽桐城 | 《疫疹一得》 | |
刘奎 | 山东诸城 | 《瘟疫论类编》《松峰说疫》 | ||
喻昌 | 1585—1664 | 江西新建,侨居常熟 | 副榜贡生 | 《伤寒尚论篇》《医门法律》《寓意草》 |
徐彬 | 浙江嘉兴 | 喻昌弟子 | 《伤寒一百十三方发明》《金匮要略论注》 | |
张璐 | 1617—1699 | 江南长洲 | 博贯儒业 | 《医通》《伤寒缵论》《伤寒绪论》《本经逢原》《诊宗三昧》《千金方释义》 |
高斗魁 | 1623—1670 | 浙江鄞县 | 诸生 | 《医学心法》《吹毛编》 |
周学海 | 1856—1906 | 安徽建德 | 光绪十八年进士 | 《脉义简摩》《脉简补义》《诊家直诀》《辨脉平脉章句》 |
(1)根据上述材料一和所学知识,概述孙思邈中医理论所体现的传统文化特征。
(2)根据以上材料和所学知识,分别指出唐朝、明朝和清朝中医学家对中医文化发展的主要贡献,并分析影响中医发展的因素。
材料一 1927—1937年,住在城市中的武汉民众的境遇和条件千差万别。交通工具新旧并存,不仅给民众出行提供了多种选择,更拓展了人们都市生活的时空观念。传统的泡茶馆、西来的跑马和电影则是市民奔波生计之余的消遣和休闲。此时,武汉城市社会生活呈现出一种现代性品格,但在日常生活领域,对于传统的固守依然存在。社会转型的力量将现代和传统交织在一起,构成了近代武汉社会生活的画面。
——摘编自胡俊修等《近代武汉城市社会生活的现代性品格和传统性固守(1927—1937)》
材料二 1934年,毛泽东主要从支持和赢得革命战争的视角来思考党内、苏维埃政府如何关心群众生活的问题。毛泽东把建立具有集体经济性质的合作社作为制度前提,通过建立新的金融制度、开展反剥削的商业斗争和开办专业技术学校,全面关心群众生活,解决劳动力和耕牛缺乏的问题,以满足广大人民群众对工业品的需要,此外还向群众教授手工艺术和工业技术。
——摘编自严九发《中央苏区时期毛泽东关于关心群众生活的重要论述及实践探析》
材料三 土地革命时期,为了切实保障中央苏区农民的生活,党中央和苏维埃政府摧毁封建土地所有制,给农民提供生产资料,确立农民土地所有制;拓宽收入渠道,提高农民生活水平,恢复市场,保护私营工商业发展;成立中央苏区革命互济总会,开展社会救济,消除农民的后顾之忧。
——摘编自高汝伟《论中央苏区保障农民生活的政策与实践》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20世纪二三十年代武汉社会生活的特点。(2)根据材料二、三并结合所学知识,简析土地革命时期苏维埃政府支持改善民众生活的原因及其影响。
材料 在某种意义上,16世纪中叶到17世纪中叶可称为“白银世纪”。17世纪末以后,葡萄牙在其属地巴西开始大量开采黄金,英国抓住了机遇,与葡萄牙政府签订了《梅修因条约》,葡萄牙向英国出口葡萄酒,英则向葡及其殖民地出口制造业商品,此后两国又签订一系列补充条约。但是,葡对英的贸易总是呈现逆差,为了平衡贸易赤字,葡动用从巴西运回的黄金,把它们不断地送到英商手中,于是巴西黄金经过葡萄牙这个漏斗,大量地流入英国国库。“1700年从巴西流入葡萄牙的黄金为35万英镑,1760年时已高达220万英镑……从18世纪30年代起,葡属巴西的所有黄金、钻石的收入中用来贴补葡与英之间贸易赤字的价值数额在100万至200万英镑之间”。
有人估计,18世纪巴西出产的1000多吨黄金中,有90%被运至葡萄牙,其中有60%,即500多吨又被运至英国。大量黄金被运至英国,为英国货币稳定、金融信贷等方面提供了可靠的保证。18世纪,英国成为西欧黄金中心区,西欧商人资本,特别是荷兰商人资本,在荷兰丧失经济优势后,以购买英国国债的形式大量流入英国。1737年,荷兰人拥有1000万英镑的英国国债,相当于英国全部国债的1/5。1762年,荷兰人拥有1/4的英国国债,高达1200万英镑。
——摘编自罗翠芳《16—18世纪商人资本在西欧国际流动的原因探析》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18世纪商人资本在西欧国际流动的原因及影响。(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18世纪英国货币稳定的有利条件。
材料一 1776年,亚当·斯密的《国富论》出版,对重商主义贸易保护的观点进行了系统评判,主张降低关税,取消出口补贴,实行自由贸易。1838年,英国一些被称为自由贸易的倡导者成立了“反谷物法同盟”,他们希望通过开放谷物市场的举措来换取别的国家对英国工业品的更大程度的开放。1845年,爱尔兰的土豆歉收使《谷物法》(旨在限制外国谷物进口)得以废除。1849年,英国废除了《航海条例》,该条例对进入英国经商的国外船舶的船主、船长和船员都有明确的限制规定。《航海条例》为英国船只保留了大量的外贸业务,从而为维护18世纪英国舰队的霸主地位作出了巨大贡献。
——摘编自葛正鹏《欧美国家贸易政策的选择及启示》
材料二 在1824年的总统大选中,所有的总统候选人都赞成保护政策。在1828年关税法下,应税商品的平均税率飙升至61.7%,南部各州强烈反对如此极端的关税。1833年,国会通过了妥协关税法,公众号三晋高中指南规定关税税率的最高限额为20%。1837年,美国经济出现萧条。信奉保护主义哲学信条的辉格党人赢得了1840年大选。接着,1842年关税法便恢复了1824年关税法中相对较高的保护性税率。1846年,在沃克关税法下,所有关税的平均税率都比1842年法案或其以前任何法案的税率低很多,尤其是对英国工业制成品减让关税。即便如此,至19世纪50年代,大部分时间的平均关税率仍然维持在20%—30%。
——摘编自邓峰、王军《美国对外贸易政策的历史考察》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19世纪中期英国自由贸易政策确立的背景。(2)根据材料二,概括19世纪中期美国对外贸易政策的主要特点,并结合所学知识简析其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