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开皇三年（583年）后，随着国家漕运活动频繁，开封（汴州）确立了交通运输的枢纽地位，其通过蔡颖线和淮泗线辐射了黄淮之间的平原地带，开封成为商船的重要停靠地和交易之地，商船散停在城外的河道之中。唐玄宗开元年间，政府多次整修汴河与黄河的连接点，开封也因运河成为众多“水路辐辏”型城市之一。安史之乱后，东部运河区的中原区变成了战场，洛阳几乎成为废墟，唯有江南道和淮南道的区域可作为国家财富的收集地，汴河作为连接这一区域的主要漕渠，地位较前代更为重要，于是开封运河演化出三条水路。唐代宗广德二年（764年）刘晏首先将“轻货自扬子至汴州”。大量官吏也认识到开封“控河朔之咽喉、通淮湖之运漕”的地位。大量轻货集中于此，开封仓储级别提升到国家级枢纽仓储的地位。796年后，重要高官屡次赴开封任职，在中央控制下，开封段运河再也未出现漕运与屯田争夺水源的状况。

——摘编自郭峰《隋唐五代开封运河演变与城市发展互动关系研究》

材料二   德国内河航道里程仅为7000多公里，但内河货运十分发达，其中人工运河的建设起到了极大的作用，德国的人工运河占航道总里程的25%。德国自工业革命开始至二战之前就修建了众多运河，其中连通北海和波罗的海的基尔运河于1885年建成使用、可通行战列舰、显著改善了地缘劣势，给了德国安全感。此外还沟通了茱菌河、威悉河、易北河等主要河流，初步建起了四通八达的内河航运网，现代化工业区鲁尔就在莱茵河附近，德国修建了4条人工开凿的运河将其与茱茵河联成一体.7000吨海轮可由此直达北海。德国跨水系运河与法国航运网相连，直抵北海岸线和地中海。二战后德国又进行了大规模水运建设，东西德统一后，又实施了统一的交通计划，进一步完善了内河航道网。

——摘编自韩时琳《德国运河建设的特点及启示》

材料一：19世纪频频爆发的霍乱、天花等传染病考验了城市化时代国家的管理能力。英国政府于1848年颁布《公共卫生法》，全面介入公共卫生管理，并确立相关的权力介入规则。英国成立了卫生总署，以便作为中央机构监督指导法案施行，地方卫生管理机构则被称为地方卫生委员会……英国首次将地方城市治理纳入中央行政管制体系中，初步建立了从中央到地方、以公共卫生治理为主要职能的城市管理体系。在此之前，英国在城市治理方面一直遵循中世纪以来的地方自治传统，各级政府较少干预相关事务。英国政府于1855年颁布《污染物清除法》，1866年再度颁布《卫生清洁法》。到1870年代末，英国944个城镇卫生机构中，官营供水公司达44%，1890年末更升至三分之二。当时民众普遍认为，身体健康程度与事业成功间联系密切。经过公共卫生管理制度的发展，到1914年，英国已拥有了一套实施福利政策最重要的基础——完整的公共卫生管理法律体系。

——摘编自王广坤《试论19世纪中后期英国公共卫生管理中的政府权力扩展及影响》

材料二：近代以前，除京师以外中国城市多为省、府、州、县的治所，没有专门机构负责公共卫生事业，城市的污水处理、垃圾清理、传染病防治，多由有关行会或士绅、居民等社会力量负责，基本处于半无政府状态。19世纪中叶，随着中西交流逐渐增多，中国近代公共卫生事业逐渐酝酿、开展。1910~1911年间，东北鼠疫大爆发，中华基督教博医会派出传教医师与北京协和医科大学学生以及沈阳等地的传教医师一起参加控制和扑灭东北鼠疫的工作。传教医师在广州、上海等许多大城市进行实物宣传，一些基督教出版机构发行了大量宣传物品。19世纪60年代起，中国出使人员有感于中国与欧美城市公共卫生的巨大差距，开始发起改善公共卫生的议论。上海租界等外国人居住集中的地区，成为中国公共卫生事业近代化的先行地区。20世纪初，北京、武汉、广州等城市在公共卫生方面都有了明显的改善。但据记载，20世纪初，当医生要求给北京一些居民的儿童进行免费牛痘接种时，竟遭到拒绝，理由是“此痘疮乃孩儿之疫病，非患一次不可，故人为预防乃违天理。多有以种痘为邪法而排斥者”。

——摘编自何小莲《论中国公共卫生事业近代化之滥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