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古王国时期（公元前2686—前2181年）是埃及奴隶制国家的极盛时代，当时的法老征用民力，为自己建筑穷奢极侈的陵墓——金字塔。目前在尼罗河下游的平原上，矗立着许多高可摩天的金字塔，绵亘数十里，其中最大的是法老胡夫的陵墓，占地约六百公亩，系用230万块花岗石砌成，平均每块花岗石的重量约2520千克。金字塔的塔身所用的石料，全都经过细工摩琢，方方整整，面平如镜，叠砌在一起，全靠其本身的重量互相衔合，不用任何黏合剂而缝隙不露，虽利刃亦不能楔入，其内部结构也有一定的法式，四壁还饰有雕刻，绘画，宛如地下宫殿，在1979年作为文化遗产列入《世界遗产名录》。
——摘编自郭圣铭《古埃及的文化遗产》
材料二 《世界遗产公约》肯定了属于全人类的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的存在。人类只是世界自然和文化史上一切伟大里程碑的托管者，对这些文物古迹、风景名胜和生态环境的保护，将关系到所有国家和全人类的命运。然而令人遗憾的是，无论是纪念性建筑物、历史城镇，还是自然保护区，这些世界遗产都因时间的流逝，人类不负责的行为，侵蚀，潮湿、污染、快速城市化和观光客激增等原因，不断处于破坏的危机之中。
——摘编自张松《21世纪世界遗产保护面临的挑战》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埃及金字塔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的原因。(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当前世界遗产保护所面临的挑战。
材料 进入21世纪，我国公共图书馆事业发展迅速。2003年，深圳在全国率先提出建设“图书馆之城”的宏伟目标。目前全市公共图书馆总数1086所，远超纽约等国际化大都市，每1.63万人拥有一个图书馆设施、每万人拥有馆合面积约292平米、年度文献购置费将近1.4亿，电子图书总量遥遥领先，数字化水平走在世界前列。深圳“图书馆之城”构建了覆盖全市的总分馆体系。2022年底，宝安、罗湖等区纳入区级总馆垂直管理的基层图书馆有146家，街道图书馆实行垂直管理体制的已过半数。深圳“图书馆之城”建设还体现在新型空间建设与品牌活动培育。“南书房”是深圳图书馆打造的经典阅读空间，在其示范影响下，大批公共阅读新空间涌现出来，成为深圳公共文化服务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标志，引领了全国的新型公共文化空间建设。20多年来，一大批有特色的阅读品牌活动得到培育，“爱阅”融入了市民生活，书香成为了深圳底色，深圳赢得了“全球全民阅读典范城市”的美誉。如今，“图书馆之城”的理念、构想与实践由深圳开始辐射国内，广州、东莞及中西部地区等都开展了建设“图书馆之城”的实践。
——摘编自李国新《“图书馆之城”：中国特色世界一流公共图书馆体系的深圳贡献》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简析深圳建设“图书馆之城”的背景。(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说明深圳建设“图书馆之城”的影响。
材料一 明万历十年（1582年），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来华传教，中国少数上层士绅开始接受他所带来的天文学、数学和地图学等知识，但排斥天主教教义。此后，小规模的“西学东传”一直存在。康熙晚年，清王朝因罗马教廷禁止中国教徒崇拜祖宗、崇拜偶像及拒用“上帝”译名等“礼仪之争”而开始限制天主教在中国的传播。雍正皇帝甚至怀疑传教士的动机，担心民众受其蛊惑而影响到法令的推行，于是全面禁教，“西学东传”基本中断。
——摘编自杨晓娟姜红明《中国现代化演进的历史向度：从西学东渐到文明创生》
材料二 法国学者谢和耐把这个时代（明末）的典型特点概括为如下方面：
“以银锭为基础的商业经济的飞跃发展，这种发展又与从日本到暹罗和菲律宾的整个东亚海上贸易的巨大发展相吻合。”
“所有领域（农业、纺织、瓷器、印刷术等）中的生产技术大发展。”
“社会变革、城市生活的发展，由大小商人、山西的富裕店商和新安商人组织成的城市小资产阶级的出现。”
“短篇小说《三言》和《二拍》、长篇小说（1570年左右的《西游记》和1619年左右成书的《金瓶梅》）与剧的发展，这种发展在明末出现了令人仰慕的新生。”
“具有技术和科学特点的著作日益增多……”
——摘编自罗本琦方国根《明末“西学东渐”的缘起申说》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说明明末西学东渐出现的背景。(2)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简评明末西学东渐的影响。
材料 近代中国的自由移民，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从辛亥革命到大萧条，即1911—1929年间，移民外迁持续，流向转向欧洲、俄国等地。在1916—1918年间，由惠民公司招募的赴欧契约华工达3万多人，与此同时，留学迁移开始出现。在辛亥革命期间曾出现回迁现象，主要是华侨回国参加革命。第二阶段从1929年到1941年，中国经历了国内战争和抗日战争，世界则是全球性经济大萧条。这一时期外迁减少，回迁大为增加。1931年回迁华侨有28万，外迁仅为14—15万；1932年回迁达27万，外迁仅为13.2万。1930—1934年间，据厦门、汕头、琼州三口岸统计，回迁与外迁之差达35.4万人。1935年以后，外迁开始超过回迁。1935—1937年间，由厦门外迁的移民每年达6万人。第三阶段1941—1949年间，中国经历了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全球则经历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和从大同盟到冷战，大战期间迁移中止。大战后外迁增加，并伴有回迁。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外迁基本停滞。
——摘编自冉小毅《中国大陆的人口迁移》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近代中国国际移民的特点。(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简析影响近代中国国际移民的因素。
材料一 古人倡导的仁爱、宽恕思想塑造了中华文明的包容性。汉族、匈奴、突厥、吐蕃、女真、蒙古、维吾尔族等民族都拥有自己独特的语言、传统和习俗，并在相互交流和融合中形成了丰富多彩的文化景观。儒家、道家、墨家、法家等不同的思想流派提供了不同的价值观和人生观选择，允许人们按照自己的意愿求得生存与发展。从汉赋、唐诗到宋词、元曲、明清小说，每一种形式都展现出不同地域、不同历史背景和不同审美观念的独特之处。佛教、道教、伊斯兰教、基督教等宗教信仰与传统的中国哲学思想相互交织、相互影响，促进了宗教和哲学的融合。中国古代封建君主也大多深谙因地制宜的治理策略，包括唐代的羁縻制、辽代的南北分治、清代的盟旗制等都体现者这一理念。科举制的创立和发展更是让中小地主实现了“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的政治抱负。此外，古代丝绸之路的开辟为中外文化、商业、科技等领域的交流提供了平台，并使中华文明与其他文明相互渗透、相互影响。
——摘编自王炜民《中华文明概述》
材料二 古代西方文明崇尚对立与冲突，常常导致宗教战争和割据战争的爆发。人类历史记载以来最早的意识形态冲突，乃是公元420年罗马帝国摄政普尔克里娅以保护波斯境内的基督徒之名，而对迫害基督徒的波斯皇帝巴赫拉姆开战。中世纪，欧洲统治者为了弘扬基督教，打击异教徒，多次进行所谓的宗教清洗、宗教裁判，不同于基督教信仰的各类宗教或惨遭灭绝，或被迫远走异国他乡。欧洲各国君主和宗教人士发动的讨伐异教徒的九次十字军行动，几乎每次都以灾难性的失败告终，但这些行为往往成为全欧洲基督徒的美谈。欧洲各阶层之间也对立严重，即便是古希腊，外邦人想要获取公民权的机会几乎为零；中世纪贵族的后代永远是贵族，庄园主世代为庄园主，农奴几乎没有任何走向自由民的机会，甚至在法国等国家还存在与阶层一一对应的三级会议。中世纪晚期，随着民族意识的觉醒，欧洲的冲突更是旷日持久，对近现代欧洲历史走向的影响不可避免。
——摘编自孟广林《西方文明史》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古代中华文明包容性的具体表现及其原因。(2)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古代西方文明不同于古代中华文明之处并分析其影响。
材料一 福建地处中国东南一隅，面对台湾海峡，背靠武夷山脉，形成对内封闭、对外开放，相对独立的地理单元，并且气候温暖，雨水充沛，自然物产丰富。正由于此，福建古代战乱少，社会较为安定。自汉到宋，在福建移民史中，主要有“官府移民”和“民间移民”两大类。历代统治者重视对闽地的征讨，留下官府移民。在武力控制下实现了武人统治向文治的州县地方政权的转换，也为受战乱影响的北方流民移民到闽创造了条件，两者共同促进了福建地区的开发。宋朝以后，由于生产力的提高，手工业和商业异常兴旺，出现了经济商业中心——泉州。明清时期，政府实行“闭关锁国”政策，福建已基本开发完毕，在人口饱和的情况下，促使福建人民向外省和海外迁移。
——摘编自王宜强《福建移民开发的历史进程及其经济、文化响应》
材料二 自1880年开始，美国接收了数百万犹太移民，费城也凭借自身优越的地理条件和工业优势吸引了大量犹太移民。犹太移民不断创新和发展自己的文化，也积极地融入到美国的主流社会中，并逐渐发挥了自己的价值和作用。第一代犹太移民主要从事服装制造行业，还有一部分犹太人善于经商理财，犹太银行随之在费城蓬勃发展。第二代犹太移民后裔在普遍接受高等教育后，开始向上流动成为中产阶级，他们对费城乃至美国的政治发表了自己的独特见解，甚至在一些领域属于领军人物，一些犹太妇女还投入到工人运动中。犹太精英在费城和纽约建立了一系列新的文化机构，比如犹太神学院、犹太出版协会、美国犹太历史协会……犹太人在推动美国电影、出版等行业发展上发挥了不可代替的作用。
——摘编自王梦晨张淑清《费城犹太移民研究（1880~1924）》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推动福建古代移民进行地区开发的条件。(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简析犹太移民对美国的主要贡献。综合上述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谈谈你从中国古代和近代美国移民现象中得到的启示。
材料一 先秦时期，“天”对于“君”与“民”都具有朴素的本原意义，认为“天”设立君主的目的是解除“民”的“无主之乱”，“君”实际上是“天”治理“天之民”的手段和工具。正如《尚书．泰誓》所言：“天佑下民，作之君，作之师，惟其克相上帝，宠绥四方。”这就意味着君主统治合理性间接来源于民，“无民而能逞其志者，未之有也”。而上天之所以让君主治理乱世，就在于君主能体会“道”，即遵循民意与天意的法则。因此天子必趋向于民意，行仁政。正如孟子所言：“桀纣之失天下也，失其民也；失其民也，失其心也。得天下有道，得其民，斯得天下矣；得其民有道，得其心，斯得民矣；得其心有道，所欲与之聚之，所恶勿施，而也。”
——摘编自丛文文《中国古代民本思想的两种形态》
材料二 “民本”思想是中国传统文化中极为重要的思想资源，其思想理念与内涵在中国古代国家治理的实践中得到了不同程度的贯彻。政在养民是统治者治理国家的根本目的，历代统治者通过劝课农桑、轻徭薄赋、兴修水利、开垦荒地、推广农技、赈灾济贫等方式发展生产，保障民众的基本生活。治吏安民是“民本”思想政治实践的重要手段，针对治吏安民，历代统治者采取了许多为政措施。治心教民是中国传统“民本”思想的最高目标，统治者提倡道德教化，用礼仪忠信和制度刑罚来引导约束百姓。在中国古代，“民本”思想在统治机制的调节中发挥了积极作用。但传统“民本”思想的推行多是依赖统治者个人的道德品行，即要靠所谓的明君贤臣、清官廉吏，从根本上说“民本”思想是服务于君主的立场。
——摘编自杨艳秋《“民本”思想在中国古代国家治理中的实践》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先秦“民本思想”的内涵，并简述其形成的原因。(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简评中国古代“民本思想”在国家治理中的实践。
材料一 1919年梁启超等社会精英游历欧洲，却到处看到和听到西方文化人士失望于自身文明，“想输入些东方文明，令他们得些调剂”的言论使他们倏然觉悟，转向国人提倡东方文化，因此引发了国内流行一时的东方文化思想。《欧洲心影录》中梁启超甚至这样感慨，我们的国家有个绝大责任横在前途，“什么责任呢？是拿我的文明去补助西洋的文明，叫他化合起来成一种新文明”。
从20年代末至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西方人对中国文化的这种多少有些不太正常的过分热情逐渐消退，但各种专业译介和研究却继续得到发展。……对于近代以来屡遭西方劫难，严重缺乏文化自信的国人来说，这无疑起到一定的鼓励效果，部分扫除了由来已久的文化悲观情绪。
总之，第一次世界大战对这场中国文化西播热潮产生了不可忽视的影响。虽然西方世界的文化歧视态度依然不同程度地存在着……但中国传统文化展现出独特优势，开启了自身的近代复兴，步入又一个全新历史阶段。
——摘编自夏舒洋《一战后的中国文化西播热潮述评》
材料二 20世纪60—80年代，新加坡经济快速发展。新加坡前总理李光耀认为新加坡的经济发展离不开儒家文化的影响。他在回忆录中写道：东亚儒家社会同西方自由放任的社会有着根本的差异。儒家社会相信个人脱离不了家庭、大家庭、朋友以至整个社会，而政府不可能也不应该取代家庭所扮演的角色。新加坡依赖家庭的凝聚力、影响力来维持社会秩序，传承节俭、刻苦、孝顺、敬老、尊贤、求知等美德。这些因素造就了有生产力的人民，推动了经济增长。
——摘自《历史选择性必修3》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一战结束至二战期间，西方人士对中国文化态度的变化过程，并分析其原因。(2)根据材料一、二、概括新加坡与西方对中国文化态度的共同点。结合所学知识，面对当今中西方文化交流频繁，我们应注意什么问题。
材料 上海开埠后，逐渐成为各国冒险家的乐园，最多有来自58个国籍的移民。最初闯荡上海滩的以男性单身移民为主，到1910年男女比例差距大大缩小。随着太平天国运动的结束和伦敦、孟买的金融风潮的发生，外国移民数量也随之陷入低迷。随着上海对外贸易的发展，租界人口又增长起来。租界的人口密度远高于华界，法租界的人口密度更高。外国移民创办的学校首开现代教育之风气，还凭借报纸刊物的发行、出版机构的建设、广播电台的宣传等手段，由浅入深地在上海传播新的思想观念。作为一个中西文化交汇的移民城市，上海的宗教文化显示出十分复杂和丰富的局面，由西方天主教、基督教作为示范，宗教积极参与社会慈善事业。现代体育运动、休闲公园也跟随外国移民的步伐而来。在上海华人的努力下，乐园最终向华人开放。
——摘编自张晓慧《近代外国移民与上海城市文化的发展（1843~1937）》
(1)根据材料，归纳近代上海外国移民的特点。(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简评近代外国移民对上海的影响。
材料一 距今约九千年前长江流域已有稻作农业，比国外发现的最早的稻作遗存要早三千年以上。《礼记·礼运》中讲“礼之初，始诸饮食”，礼器中鼎、爵、尊、盘、觚都是主要饮食器。《礼记·王制》曾谈及南方有不火食的“雕题（纹身）交趾”之民。纹身和生食冷食，都是中国人认为的异族野蛮原始人特征。中国人在河姆渡文化时期已有甑，甑是利用火烧水产生蒸汽来蒸熟食物，蒸是火水相与式的较高层的用火之道。中国人在四千年前已用餐叉，用匙更早在七千年以前，最晚在商朝时已开始用箸，明朝以后称为筷子，长挑近夹，无不如意，故亦可发展合桌会食的型态。《隋书·经籍志》中所载食经已达71卷，《新唐书·艺文志》则达171卷，郑樵《通志》则记了360卷，可见其多，亦可见中国人对吃的重视。
——摘编自龚鹏程《中国传统文化十五讲》
材料二 汉代以来，凭借陆路和海上交通的不断发展，中国饮食文化的西传逐渐增多。生姜作为食物原料早在公元前1世纪就已经传至地中海地区。以餐饮器具而言，中国汉代漆器和唐宋瓷器已经直接传入中亚西亚及非洲个别地区。元帝国建立后，西方国家的使节、商人、旅行家、传教士等纷纷来往于中国和西方国家，直接推动了中西饮食文化的交流。中国制造的白糖已在16世纪传入西方，受到人们喜爱。茶叶传入西方国家，逐渐成为欧洲的时尚饮品。元明时期，中国的瓷制餐饮器具通过贸易更加大量地传入欧洲各国，欧洲的王公贵族争相购买，甚至高价以求。马可·波罗首次向西方人叙述了他眼中的中国人的食物和饮食习惯。《利玛窦中国札记》中也记载了中国的食物原料、饮食品种及制法和饮食风俗等，对中国饮食文化在西方的传播也起到了极大作用。
——摘编自杜莉《汉代至元明时期的“东食西传”研究》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中国古代饮食文化的特点并分析其成因。(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汉唐至元明时期中国饮食文化西传的变化趋势并简析其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