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   有学者认为，中华海洋文化既具有世界海洋文化的一般特点，又具有不同于西方海洋文化的中华海洋文化传统。因此，该学者绘制了下表

——整理自张开城《比较视野中的中华海洋文化》

材料一   大约早在明万历十三年，在马尼拉经商的西班牙人曾把其在当地雇用的中国仆役等带到墨西哥。这大概是“苦力贸易”最早的前身。以契约工形式把中国东南沿海一带贫苦劳动人民拐骗至拉丁美洲当劳工，是随着西方殖民主义东侵在19世纪中叶发展起来的。“苦力贸易”大致分为三个阶段：（一）鸦片战争以前，人数不多且非法。（二）从1840年到1874年是高潮时期。其中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使“苦力贸易”合法化后人数暴增，去向以古巴、英属圭亚那和秘鲁等地为主。（三）从1875年到20世纪初，“苦力贸易”禁止后以“自由移民”的幌子进行拐骗，不过人数已锐减。

——摘编自罗荣渠《十九世纪拉丁美洲的华工述略》

材料二   拉丁美洲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是奴隶创造的，其中就包含着广大华工。秘鲁由于有了苦力的劳动，其甘蔗在1875年产量增长35倍以上。张荫桓在其《三洲日记》中记叙：“秘民……遂亦种稻，赖华工为之，岁仅一获，米却不恶。”直至今日秘鲁水稻的单产量仍居拉丁美洲首位。由于“苦力贸易”比非洲“黑奴贸易”有过之无不及，华工们反殖民奴役的斗争同拉美各国被压迫人民反对殖民压迫的斗争紧密结合。拉丁美洲各地的华工在解除契约以后，很多人成为独立的劳动者，他们勤奋、简朴的作风给当地留下了深刻印象。然而西方新老殖民者和种族主义者却极力抹杀这一事实，给华人苦力贴上“黄祸”和“民族灾难”的标签。

——摘编自张铠《十九世纪华工与华人对拉丁美洲的历史贡献》

材料一16—18世纪，欧洲的思想家从来华传教士反馈的图像中“发现”了中国，其中法国的表现尤为特殊。17世纪末到18世纪70年代，法国知识界围绕着中国文化展开了研究和争论，典型如伏尔泰与孟德斯鸠关于中国文化之争。伏尔泰向往贤明而仁慈的君主，当他从耶稣会士笔下看到中国皇帝形象时，自认为找到了开明君主典范。伏尔泰认为“如果说曾经有过一个国家，在那里人们的生命、名誉和财产受到法律保护，那就是中华帝国”，“人类肯定想象不出一个比这更好的政府”。孟德斯鸠不否定中国文化中有积极的一面，但他认为要坚持三权分立和权力制衡，就必须与中国划清界线。在孟德斯鸠看来，中国的法律所强调的是义务而不是权利，其间有许多刑罚条款却少有正义、平等、自由的内涵。值得注意的是，伏尔泰和孟德斯鸠所接触的中国材料基本上是一样的，但他们却对中国文化给予了截然不同的评价。

——摘编自严建强《“中国热”的法国特征及其解释》等

材料二1840年前后中西文化交流再次开启。第二次鸦片战争后，统治阶层为了解西学，设立了专门的官方翻译机构。其中历时最久、出书最多、影响最大的是江南制造局翻译馆和京师同文馆，译书主要涉及数学、物理学、化学等基础科学，以及与工业制造有关的冶炼、造船、化工等应用科学。1895年后，译书之风大盛，不但一些知识分子翻译出版西书，形成了翻译群体，各种社团、报刊也加入这股译介西学的洪流。这一时期成就最大、影响最深的西译家首推严复。他先后翻译了赫胥黎《天演论》、亚当·斯密《原富》、孟德斯鸠《法意》、斯宾塞《群学肄言》等10多种西方著作，在当时的思想界影响极大。有学者认为，严复所译的著作要比一大批传教士与洋务人士30年间所出的全部作品和书籍，更能适应这时代的要求。

——摘编自马祖毅《中国翻译简史》等

材料一：法国作为现代公民教育的首创国，拥有深厚的政治文化传统。在法国大革命之后，公民教育开始萌芽，1789年《人权宣言》是法国公民教育中的一项重要内容，旨在让学生了解自由、权利和尊重的重要意义。到1871年巴黎公社时期，推行教育世俗化，清除学校中的宗教物品，更换宗教题词，代之以自由、平等、博爱、共和国等。法国政府明文规定学校公民教育要始终坚持培养学生善良、诚实、勇敢的道德品质。从20世纪80年代的法国教育改革中我们可以看出，法国政府已经在着手解决教育不平等问题。法国实行教育行政指导原则，即将教育视为国家的事业，由国家对教育进行直接干预。法国学校特别注重培养高中学生承担责任的能力以及参与政治生活的能力，通常会鼓励学生参观国会以及参与政治活动。法国的公民教育整体上有预备阶段、小学阶段、中学阶段三个阶段，与之相匹配的教育目标和内容。政府还定期组织学生到校外博物馆参观，并把每年九月的最后一个周末定为“文化历史遗产日”，法国的国立博物馆对老人和小孩半价。

——摘编自张晋幸《法国大革命以来公民教育研究》

材料二：19世纪末20世纪初，以梁启超、康有为为代表的知识分子将“国民”的概念引进大众视野，并将国民的形象论述为热爱祖国、拥护立宪、维护权利、自由民主等，这些素养包涵近代公民的含义。清末新政中教育领域的改革，比如成立学部、广兴学堂、推行新学制……这场运动，从事实上在开民智、鼓民力、塑造新民德行等方面起到促进作用，为民初公民教育的深入开展奠定了基础。伴随工商业的繁荣发展，城市成为经济、政治、社会和文化等新生资源最为丰富的地区。1905年之后，上海、天津等地率先开展地方自治，联合地方乡绅，以租界为样板推行新政举措，如劝办实业、兴办教育，以及举办修马路、设路灯、办警政、整顿卫生等市政建设事业。教育杂志也在这一时期兴起，使教育者可以通过“投稿”的形式对教育发表个人意见。

——摘编自亓娜《清末民初中小学公民教育研究》

材料一   “国民”二字在清初黄宗羲等人的言论中已出现，然而并没有持续发展。到了晚清，与国家命运紧密联系起来的“国民”观念从西方、日本输入中国之后，黄宗羲等人业已消失的声音重获新生。晚清“国民”二字内容相当宽泛，边界并不清晰，丰富而复杂，亦新亦旧，具有鲜明的过渡时代的特征。20世纪初，“国民”观虽然包含了西方“公民”观念的某些内涵：“国民”相对于社会上的特权阶层而存在，他们被劝告要发扬公民道德，并增进共同的福祉，保有国家主人翁意识；然而，中国的“国民”并不是被赋予权利、可以向国家提出某些特定国要求的个人，而是必须在国际舞台上捍卫国家权利的一群人。“国民”不像之后更适合用来指称“citizen”的“公民”或“市民”，它并不强调国家当中的个人，而是一种集体存在。

——摘编自李孝迁《“制造国民”：晚清历史教科书的政治诉求》

材料二   新加坡是一个多元族群构成的国家，三个主要族群华人、马来人、印度人均是来自周边大国或文明区域的移民，其国家的建立是由于族群冲突和族群政治分歧被动成就的。因此，新加坡致力于将多源流的移民社会整合成共同认同新加坡国家的国民社会，形成一套新加坡的“民族—国家”体系、新加坡人的公民认同和新加坡多元族群文化的地方性知识。国家通过威权政治体系从文化教育、意识形态、大众媒体等方面进行制度化建设，塑造共同价值观，培养国家认同。在学校、社区等场域中不断强化公民概念和国家认同，塑造“新加坡人”的概念，建构地方性知识，培养共同的价值观和国家情怀，让每一个老百姓都有国家自豪感，有与国家休戚与共的主人翁意识。

——摘编自赵泽琳《“多元”族群与“一体”公民——新加坡多元族群治理与公民意识塑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