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据统计，魏晋南北朝时期，北方人民大规模的南下总数约有90万人左右…其流徙方向大体是北方东部的人民流向南方东部，北方西部的人民流向南方西部。北方人民到达南方，大都举目无亲，出路之一便是依附早先来到南方的士族或地方豪强，成为被隐匿的人口。

——摘编自蒋福亚《魏晋南北朝社会经济史》

材料二   19世纪60年代太平洋铁路建设更加强了对华工的需求。根据记载，1849年美国华侨共有791人，1850年增至4025人，1851年达12000人，其后逐年增加，1890年共有107500人，他们为中央太平洋铁路的建成作出了重要贡献。美国是一个移民国家，之所以选择华工而非白人，主要有两个方面的考虑，一则从中国到美国走开阔的太平洋水路，相比之下使从欧洲到美国必须走麦哲伦海峡水道的路线相形见绌，华工的取得比白人劳工更容易：二则华工“配合度高”、“工资低廉”、”耐劳”，比起在艰困的环境面前常选择罢工或离职的白人劳工，金矿主和铁路公司自然更倾向使用华工。

——摘编自马慧玥《近代契约华工法律研究》

材料三   19世纪以来，苏伊士运河的通航，极大地缩短了东南亚与欧洲的航程，马六甲海峡成为世界上最紫忙的海峡之一。新加坡在历史上曾经被日本和英国的殖民，1965年，成为独立国家。在新加坡的人口构成中，来自中国南方各省的华裔移民超过70%。新加坡福建会馆曾于20世纪50年代创办南祥大学，1980年与新加坡大学合并成立了新加坡国立大学。福建会馆还曾资助四百万元重修了天福宫，这是新加坡最古老的寺庙之一。华源会为新加坡企业访华或投资海外剑造机会，也帮助中国企业在新加坡开展业务或协助它们与新加坡的公司建立贸易关系。经过十几年的发展，新加坡逐浙成为紫荣的贸易大港和国际化都市，被称为亚洲四小龙之一，城市基础设施排名世界第一。

——摘编自龚伟达《新加坡的中国移民：角色定位与社会贡献》

材料一   文艺复兴时期，各国的大学先后设立历史学讲座，延请名师讲学，西方史学开始了一个新的蓬勃发展时期。意大利历史学家布鲁尼认为历史应当记载“人事”，用意大利方言为但丁和彼特拉克撰写传记。德意志史学领域中的斗争极为激烈，新教的历史学家称罗马教廷为“魔鬼的巢穴”，而天主教的历史学家则称马丁·路德为离经叛道的“狂僧”。西班牙卡萨斯写的《西印度群岛的毁灭》记述了西班牙对西印度群岛的征服。法国波丹发表的《理解历史的方法》，是西欧第一部比较详备的史学方法论。英国培根写下《亨利七世在位时期的英国史》，并说“历史使人明智”。

——摘编自郭圣铭《文艺复兴时期西欧的史学》

材料二   一百多年来，中国近代史的解释体系在变与不变中不断演化前行。1940年前后，毛泽东第一次明确把中国近代史解释为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逐步把中国变为半殖民地、殖民地的过程与中国人民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过程。1988年，罗荣渠《从“西化”到现代化》认为“近百年来为振兴中国而进行的各种政治、经济、文化运动，都可统称之为探索中国现代化道路的运动”，“马克思的发展理论的中心部分正是关系现代社会的发展问题”，在短短20余年时间内就构成了中国近代史学界普遍运用的解释体系。20世纪90年代，社会文化史被史学界推上了历史现场，其研究的社会生活及人们对生活意义的理解都是社会存在，是唯物史观领域的具体史学流派。

——摘编自陈廷湘《中国近代更解释体系的演变与趋向》

材料一   位列晚清“四大奇案”之首的“杨乃武与小白菜”案，原本是一起影响甚微的地方冤案，情节与《水浒传》中潘金莲毒死丈夫武大郎极为相似。当《申报》偶然将这则奇闻异事登载出来时，恐怕所有人都不会想到，它会发展为一桩社会关注度极高且惊动京师的大案，最终在慈禧太后直接过问下，经过刑部重新会审，冤案得以昭雪。而后更是通过新闻报道，文人笔记乃至电影电视剧的各种记载与改编，成为家喻户晓的传奇故事。

材料二   在传统国人的观念中，法律不是一个本于自然正义形成的、有内在逻辑体系的强制性规范体系，而是能预防和解决一切纠纷的公共政治技巧或治理术。这一套技巧，并非是客观、真实、理性、冷峻的科学，而是因事制宜、无微不至的艺术，其核心是儒家思想：倡导尚贤之治，恩法兼施，凡事可以“活动”“找关系”，强调“实用”“实际”“实行”，用伦理的眼光评判衡量一切。“礼所不容，刑之所加”，“法不外乎人情”等等，成了人们共同的观念。

——摘编自张书勤《中国传统法律观念的系统论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