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位列晚清“四大奇案”之首的“杨乃武与小白菜”案，原本是一起影响甚微的地方冤案，情节与《水浒传》中潘金莲毒死丈夫武大郎极为相似。当《申报》偶然将这则奇闻异事登载出来时，恐怕所有人都不会想到，它会发展为一桩社会关注度极高且惊动京师的大案，最终在慈禧太后直接过问下，经过刑部重新会审，冤案得以昭雪。而后更是通过新闻报道，文人笔记乃至电影电视剧的各种记载与改编，成为家喻户晓的传奇故事。

材料二   在传统国人的观念中，法律不是一个本于自然正义形成的、有内在逻辑体系的强制性规范体系，而是能预防和解决一切纠纷的公共政治技巧或治理术。这一套技巧，并非是客观、真实、理性、冷峻的科学，而是因事制宜、无微不至的艺术，其核心是儒家思想：倡导尚贤之治，恩法兼施，凡事可以“活动”“找关系”，强调“实用”“实际”“实行”，用伦理的眼光评判衡量一切。“礼所不容，刑之所加”，“法不外乎人情”等等，成了人们共同的观念。

——摘编自张书勤《中国传统法律观念的系统论述》

材料一   人民认同国家，是因为中华民族正在经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转变，这种转变“根植于对荣耀过去的颂扬之中”。改革开放以来，“人民”这一政治话语相比“民主”“法治”“群众”而言增长趋势更明显。在党代会报告文本中，有“全国各族人民”“带领人民”“造福人民”“人民当家作主”等。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保障人民享有更多更切实的民主权利”“使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我们党来自人民、植根人民、服务人民，一旦脱离群众，就会失去生命力。”

——摘编自殷冬水、范京京《“人民”话语与国家认同当代中国国家认同话语建构的政治学分析》

材料二   亨廷顿的《我们是谁？》（2004年发表），通过考察“国家认同危机”的现实，揭示出因移民问题导致的“次国家认同”和“跨国认同”与国家安全的相关性。正如该书扉页强调：美国面临着自身安全的空前挑战，重新估价“之所以使我们成为美国人”的核心价值极为重要，因为没有什么比我们的“国家认同”对国家安全来说更为重要的了。在他看来，宗教虽是国家认同的最主要因素，重建宗教信仰对建立美国认同至关重要，但这还不足以确保国家安全，况且“仅靠信念无法立国”“美国面临易受外来攻击的新局面”，为此他把关注的侧重点转向了在国际上“寻找敌人”。

——摘编自余潇枫《“认同危机”与国家安全——评亨廷顿〈我们是谁？〉》

材料   20世纪初的女界“新”象

音乐是一种耳熟能详的艺术形式，也是历史和时代的重要载体，是时代的见证。

材料一：编钟兴起于周朝，盛于春秋战国直至秦汉。中国是制造和使用乐钟最早的国家。它用青铜铸成，由大小不同的扁圆钟按照音调高低的次序排列起来，悬挂在一个巨大的钟架上，用丁字形的木锤和长形的棒分别敲打铜钟，能发出不同的乐音，因为每个钟的音调不同，按照音谱敲打，可以演奏出美妙的乐曲。……根据文献记载和出土文物，发现中国在西周时期就有了编钟，那时候的编钟一般是由大小3枚组合起来的。……在中国古代，编钟是上层社会专用的乐器，是等级和权力的象征。曾侯乙编钟上还标有和乐律有关的铭文2800多字，记录了许多音乐术语，显示了中国古代音乐文化的先进水平。编钟音乐清脆明亮，悠扬动听。

材料二：唐政府有太常寺等机构专管乐舞，当时知名的音乐家有万宝常、许和子、段善本，舞蹈家有公孙大娘、段旻等。唐玄宗和杨贵妃也分别是音乐家和舞蹈家。乐舞方面的著作也很多，《新唐书·艺文志》载唐代有31家、38部专著共257卷。唐太宗贞观十四年，形成十部乐，即燕乐、清高乐、西凉乐、天竺乐、高丽乐、龟兹乐、安国乐、疏勒乐、康国乐、高昌乐。

——摘编自张岂之《中国历史·隋唐辽宋金卷》

材料三：世事新，男女平等；文明国，自由结婚乐。

——摘自《自由结婚纪念歌》

打倒列强，打倒列强，除军阀，除军阀；国民革命成功，国民革命成功，齐欢唱，齐欢唱!

——摘自《国民革命军军歌》

雄赳赳，气昂昂，跨过鸭绿江。保和平，卫祖国，就是保家乡。中国好儿女，齐心团结紧，抗美援朝打败美国狼。

——摘自《中国人民志愿军战歌》

1979年，那是一个春天，有一位老人在中国的南海边画了一个圈。神话般地崛起座座城，奇迹般聚起座座金山，春雷啊唤醒了长城内外，春晖啊暖透了大江两岸……1992年，又是一个春天，有一位老人在中国的南海边写下诗篇。

——摘自《春天的故事》

材料一   “六经”作为先秦的重要典籍，经孔子整理后，成为儒家的经典。后来《乐》经失传。汉代，“五经”流传，并出现了对“五经”的注释、训诂等方面的学问，称为经学。建元五年，汉武帝设立五经博士，被认为是经学确立的标志，“五经”成为社会公认的经典。此后，儒学的发展便采取了经学的形态。因儒学章句繁杂，注疏极不一致，唐太宗时，孔颖达等人撰定《五经正义》，后颁行全国。经学至此虽归一统，但长期以来墨守成规，僵化缺乏生命力，明显呈现出衰颓趋势。唐末及五代时期儒家的道德信念逐渐丧失。宋代学者掀起了儒学复兴运动，重建对儒家道德的信仰，他们力图挖掘儒家经书的思想内涵，强调学术为现实服务。朱熹将《大学》《中庸》从《礼记》中抽出，与《论语》《孟子》合编为“四书”，并为四书做注，“四书”之名确立。明初沿元之制，尊奉程朱理学，编纂颁行《四书大全》《五经大全》诸书，用于科举取士。

——摘编自姜广辉《中国经学思想史》等

材料二   从周朝的翻译活动算起直至五四运动前为止的近3000年间，我国翻译活动经历了3次高潮。第一次翻译高潮是东汉至唐宋的佛经翻译。东汉到唐宋时期大量印度梵文佛经被翻译成中文，使印度的佛教和文化开始大规模地传入中国，对哲学、文学、艺术和民间风俗等产生深刻影响。明末清初，许多西方传教士来到中国。他们不仅带来了西方的宗教，还带来了西方的科学，由此引发了中国翻译史上的第二次翻译高潮，即明末清初的以科技翻译为主的翻译活动。第三次翻译高潮是鸦片战争后至五四运动前的西方科学、政治思想和文学作品翻译。这个阶段李鸿章设立了江南制造总局翻译馆，翻译了大量的自然科学书籍。严复、梁启超、林纾等翻译家译介了西方政治思想、科学方法的著作和西方文学著作。

——摘编自张永中《论中国历史上翻译高潮产生的成果对中国文化的影响》

材料一 中国古代商贸往来通道涉及疆土内外，这些通道，有用商品特征命名的丝路、茶路、皮货路、药材路等；有用线路地理特征命名的草原路、沙漠路、海洋路等还有以交通工具命名的骆驼之路、马队之路、船队之路等。中央政府与周边民族地区和域外各国开展以进贡和回赐为特征的以物易物的朝贡贸易，唐宋明各朝各代的茶马互市等等，构成了中华民族独有的商贸历史文化遗产。

——摘编自王如芹《中国商路》

材料二 隋唐首都长安，是一座拥有近百万人口的东方世界最大的都会，许多国家的使节、学者、商人、僧侣聚集在这里，长期居住于长安的就达万家以上，许多人广置田宅，生儿育女，有的还被唐朝授予官职。波斯的摩尼教、大秦的景教等都在长安扎了根，不同宗教和睦相处、互不冲突的现象，在世界史上罕见。中亚、西亚人来到长安不仅带来了他们的生活习俗，也将西域的音乐、舞蹈、绘画引入长安，给中国传统文化注入了新的气息，推动了唐代文化成为中华文明史上的一座高峰。

——摘编自袁行霈主编《中华文明史》